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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座垫下面‘突、突、突’地震动起来！
“我熄了火，跑到检视孔那儿，打开盖板一看，上面粘粘呼呼的机油沾着一层金属细屑，——两副轴承已磨得粉碎
“我跳到地上，抱着轮胎大哭起来。我真该死：刚才明明看出是什么油质了助手玛塔也害怕起来。刚才我真该厉害地跟队长争一下的，可是却没有，迂腐的书生气啊
“我听到身后有人说话，便转过身来。糟了集体农庄主席，拖拉机站经理，政治部主任都来了，当然，还有队长伊万·伊万诺维奇本人。都怪他不好
“他站在那儿，不敢过来。他心里有数，可是却一言不发。我也一言不发——说来说去还是我铸成的大错呀
“拖拉机站长问：
“‘坏了几副轴承？’
“‘两副。’我回答。
“政治部主任转过身去对队长说：
“‘怎么办，难道要我把这个小姑娘这交法院受审吗？检查油质，本来是你的职责……’“交涉了几次，事情总算过去了。从这以后伊万·伊万诺维奇在我面前再也没骂过人。
“我整天整天地开拖拉机，只要机器能运转，我就不下来。这种曲轴，一口气能连着运转一天一夜，甚至三十个小时，只要过后再把连杆轴承往紧里调一调。这样一来，一天里最多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
“后来我们交好运了，找到了妈妈，因为她的品行特别廉洁，上级委派她为被围困的列宁格勒的各家医院分配食品。她很胜任这项工作四二年二月，人们把在结冰的日兹尼大街上饿得奄奄一息的她送回家去……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件事。我的孩子们也都知道。
“妈妈是通过我的一位住在撒马尔汗的童友找到我和妹妹的，我跟这拉童友一直有通信往来。妈妈来了，我们又有了家。田里的活儿全干完了，我们把拖拉机送去检修，又开始在拖拉机站工作。这天，妈妈突然对我说：
“‘我想，你应该到学校去。’
“‘我一愣：我去学校能干什么？如果说是去督促妹妹学习，那她门门功课都是五分呀。妈妈把话给我挑明了：
“‘难道说，要我去替你把十年级读完吗？’
“您简直想象不出，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重新坐到课桌边，解习题，做作文，背德语动词变位（而不是去打德国法西斯）——这有多么不习惯要知道，此时敌人已逼近了伏尔加河
“我还是进了中学。本该再稍稍等等的：四个月后我就满十七岁了，到那时谁也不能把我从工作岗位赶回家去了可是我也并没有等到十二月二十五号我生日那天。因为共青团斯大林格勒州委（我们所在的那个村划入了斯大林格勒州）发出号召，号召青年们踊跃加入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行列。
“我报了名。在区委一切顺利，可是在兵役委员会就非得干上几架不可了。需要检查年龄和视力，而且优先考虑的是年龄。当人家指出我不满十七岁时，我骂兵役委员是官僚，并宣布绝食。我就坐在他办公室里，两天两夜没动地方，他吩咐送来的面包和开水都被我拒绝了。我威胁说，我马上就会饿死，但我要写下遗言，说明谁是造成我死亡的罪魁祸首。我以为他不会被我吓住的，但他竟然真的把我运去体检了。所有项目的检查都在一个房间里进行。大夫检查了我的视力后，遗憾地摊了摊手，这时兵役委员笑了，说我饿肚子白费劲了。可我回答说，我正是因为绝食才什么都看不到的。我走向窗户，靠近那张可恶的视力表，大哭起来。一直哭到背熟了最下面那几行图形为止。然后我擦干眼泪，说我准备再接受一次检查。后来我自然是通过了。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日，我们按照指令，准备了十天的食品，共二十五个姑娘！钻进了一辆破卡车的车厢。真实巧合，这就是送我们到这儿来的那辆车。我们一路上，高唱着《军令已下达》这首歌，不过把‘投身到国内战争中去’的歌词改为‘保卫自己的国家’了。
“我们在卡梅欣宣誓，然后出发。沿着伏尔加河西岸步行走到了卡普斯金崖口。预备役团就在那里安顿下来。那儿有几千名男人，我们混在里面简直让人发现不了。‘雇主’们也无论如何不想看见我们。
“在路上，我同安努什卡·拉克申科和阿霞·巴茜娜交上了朋友。她俩没有什么专长，我也知道自己不具备军事专长。所以，不管人家要什么人，我们三个总是步调一致地向前迈出三步。我们认为自己在任何位置上都能很快掌握专业知识。可是，人家根本不理睬我们。
“‘司机、拖拉机手、机械员向前三步走’口令一发出，我们应声跨出了队列。这次的‘雇主’是一个年轻上尉，他没能摆脱我，因为我不是向前跨了三步，而是跨了五步。他怔住了，默默地盯住我，不开口。
“‘你们为什么只要男人？我也是个拖拉机手’“他听了我的话，挺奇怪：
“‘不可能吧！那么，你说说拖拉机的操作规程。’“‘一、三、四，二。’
“‘你烧坏过轴承吗？’
“我老实地承认，我烧坏过两副轴承，又补充说，这是第一次，由于没有经验。
“‘好吧，我收下你。就为了你说话诚实。’他点点头，走开继续问别人去了。
“ 安努什卡和阿霞咬紧牙关，和我一起向前跨出来。上尉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部队首长在会见补充人员时，问上尉：
“你怎么把这几个姑娘带来了？’
“上尉很窘，回答说，因为看我们很可怜：‘她们要是随随便便去了哪个单位，会象山鸡一样被打死的。’“首长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
“‘好吧，一个到厨房，一个到仓库，那个有点文化的，到司令部来当文书。’“最‘有文化’的就是我了，可是要我去当文书，那不行我忘记了一切，简直是在尖叫了：
“‘我们是志愿者来保卫祖国的。我们必须参加作战分队……’“大概因为我态度很坚决，所以上校马上让步了：
“‘要去作战分队就去吧。那两个姑娘到流动组开机床，这个利嘴姑娘，去装配发动机。如果一个月内她还学不会闭着眼睛装配发动机，不能达到我们的标准，就得到我要她去的地方去。我想，到时候她自己也会主动申请当文书的……’“就这样，我们在四十四自动装甲坦克野外检修场开始了工作。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军队竟是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机构，里里外外，千头万绪，又丝丝入扣。前线就象需要空气似地需要机器。我们习惯了高速坦克和鱼雷快艇，可是从查波罗什地区出来，要是去我们的贝尔江斯克的话，就只好乘坐普普通通的小载重汽车，在风雪中冻得够受。战争年代中，‘优秀司机’证章与‘优秀射手’、‘优秀通信兵’等证章是同样等级的。前线司机驾驶饱经创伤的破汽车，创造了很多奇迹。当他们把汽车开进我们车间时，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惊讶了：它是怎么开进来的？天知道
“我们的工厂是建在汽车轮子上的。在称为流动服务队的汽车上安着几种设备：铣床、镗床、磨床、旋床；还有电站，浇注组和硫化组。每两人一组，操作全部车床，一个人要不歇气地连续干十二个小时。早、中、晚饭都由副手替换你。要是两人中一个去出公差勤务，那么，留下来的那个就得一气工作二十四小时。最重的活儿是装配，干这活儿根本没有下班，整天整夜地简直跟打仗一样，就是在敌人轰炸时，工作也不能停下，有的人就是抱着马达牺牲的……大家浑身是泥是雪地工作着，在任何场合下，在任何不起眼的小工序上，都没有误过事儿。
“过了一个月，部队首长搞了一次严格的考核，我光荣地经受了考验，我装配的马达安在试验台上，象小闹钟似地运行了二十三个钟头……
“组建部队时，授予我下土军衔的命令颁布了。
“啊哈——我满面春风、得意洋洋一—现在该谁替谁洗饭盒了？连加，你要按规定时间起床跑步去打饭列兵瓦西里耶夫，我说话您听不清吗？
“有一天，我记得那是在季摩弗尼科，我刚下班回来躺了两个小时，轰炸就开始了。我心想，宁可被炸死，也不愿这两小时睡眠的甜蜜享受遭到破坏。我翻了个身，捂住两只耳朵。可是在隆隆的爆炸声中，突然发出一声重重的砸击地面的闷响，仿佛就在我跟前。紧接着应该是一声巨响，但是并没有爆炸声。看来，这颗炸弹没炸开，还可以继续睡觉，于是我又沉入了酣睡之中。
“我当时毫无惧怕之感，不论什么时候，在怎样的场合下，我都不害怕。只是—次最猛烈的空袭后，我的一颗蛀空了的牙齿松动了。即使这样，也没松动多久。战后的五年里，我身体的各部位常常出现莫名其妙而又难以忍受的疼痛，使我不得不去找专家诊断，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迄今还会把自己看成是绝对勇敢的人。一位很有经验的神经病理学家在得知我的岁数后，惊愕了：
“‘才二十四岁，整个儿的植物性神经系统就遭到了彻底破坏往后您到底打算怎样生活？’“我回答说，我打算好好过日子，因为我最为苦恼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战争与学习。
“下面要给您讲的就是后来的事情了，我战后的生活……是的，我活了下来，可是战后的安生日子没有过过几天。我全身关节肿胀，右臂疼得要命，不听使唤，视力不断衰退，还有肾下垂、内脏转位等等。就象后来弄清楚的那样，植物性神经系统完全紊乱了。我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渴望着继续学习。在我心目中，大学仅次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否则真没精力读下去了。就凭着一份助学金读书，犹如在打仗，就象穿着军大衣和发白的褪色军便服的那四年时光。……我怀头一个儿子时，通过了一项专业考试——水文专业；怀第二个儿子时，通过了第二项专业考试——新闻专业。战争榨取了我太多的精力，身体糟透了。为生第二个男孩，我以左眼失明做了代价，而干水文工作又需要一副好视力，我只好从零开始生活……
“我为什么要把这些都讲出来？因为，倘若说我们每个人战前几乎没有什么生活阅历的话，那么战后我们可是饱经风霜了。战后的这段生活是不能不回忆的。正是战争教会了我们把握战后生活的要领。在战争中，我对于人类无穷尽的能力产生了坚定的信念。经受了血与火的各种磨难后，我不相信还有什么人类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这是我所保存下来的最强有力的信念……”
我想起了一个物理实验：如果在一堆纷乱的铁屑中放入一块磁铁，那么立刻就会得到一套固定的图案。由此我又想到，战争把不是百把个，而是成千上万个姑娘的命运组合成跟什么类似的图案呢？我只选择了这几个人的遭遇，而放弃了其他几十个人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叙述她们如何“打仗却不开枪’的经历，告诉人们，在战争岁月里哪怕是最平凡的日子也是多么恐怖和折磨人，尽管每个人的生活都具有不同的意义，我想，别的妇女们是会原谅我的。这本书本可以无休止地写下去，但愿能把它称为“人民之书”
第10章 “关于一丁点儿大的小土豆……”
希特勒步拿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