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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活到我的生日，让我活满十八岁吧，我真不愿意死在生日之前。只要让我活到十八岁就够了……补充人员到了，都是些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可是不出一两天，他们全都牺牲了，无一生还。我甚至不敢看到新兵，不敢记住他们，不敢记住他们的模样、他们的谈话。因为他们来得快，消失得也快。那是在四二年，最艰苦、最残酷的一年。你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人一个一个死掉……而你明明知道，明明看到，他只剩几分钟好活，却无能为力，不能救他。你只能吻他，抚摸他，对他说温柔的话，然后就不得不同他永别。是的，你再也不能帮助他什么了。这些面孔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我眼前还能浮现出他们的模样，所有的、所有的小伙子。过去了这么多年头，哪怕忘记一个人，忘记一张面孔呢，然而不行，一个都忘不了，全记得清清楚楚……（她哭了）我们都想亲手为他们建坟墓，亲自动手。可是这不是经常能办到的。我们离开，他们留下，城市毁了，家园毁了，这真可怕。尤其是人死了，年轻的男人死了……
“斯大林格勒战役一结束，我们奉命把最重的伤员用轮船、驳船运送到喀山市和高尔基市去。正是阳春三、四月份，我们四处找出很多伤员——他们在废墟下，在战壕里，在掩蔽所和地下室里，人数多极了，我不能一一说给您听。真是悲惨！我们原以为，我们已经把伤员背下了战场，那儿已经没有伤员，他们都给送走了，斯大林格勒城里至少不会有伤员了。谁知战役结束时，发现他们全都在，多得难以置信……在我乘的那艘轮船上，都是些缺胳膊少腿的伤员，还有几百个结核病人。他们不仅肉体受了伤，心灵也极度痛苦，受尽创伤。我们应该给他们治疗，用温存的语言去劝慰他们，用微笑去鼓舞他们。
“当我们被派去侍候照料伤员时，有人说，这下你们不用打仗了，可以休息了，好象这是—次嘉奖，是一种鼓励。其实，这工作甚至此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还要惊心动魄。你在战场上把人背下来，为他救护包扎，把他交给别人——你相信一切就好了，他已经给背走了，然后就朝下一位伤员爬去。可是在这里呢，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你眼皮下……在战场上，他们想活，大喊大叫，想活下去：‘快点，好护士快来呀，亲爱的’可是在这里，他们却拒绝吃喝，想寻死。他们会从船舷上跳下海。我们只好一天到晚守着他们……我一连几夜守着一位大尉军官——他失去了两臂，想了却自己生命。有一次，我仅仅外出了几分钟，而忘了警告别的护士，他就跳出了船舷……
“我们把他们护送到乌索叶，安置在彼尔米雅郊外。那儿已经新建了一批干净的小房子，专门为伤员们建造的。就象少先队的夏令营……我们抬他们进去，他们却死死地抠住土地不动。哦，我觉得他们个个都能做个好丈夫，真想把他们抱在自己怀里。我们乘船返回去时，心里空落落的，可以好好休息了，但我们却睡不着。姑娘们在床上躺着躺着，就哭了起来。我们坐在船上，每天都给他们写信。我们分了工，说好谁给谁写信。为的是让他们每个人都能稍微减轻些痛苦……
“还有件小事讲给您听。经过了这次出差，我在后来的战斗中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腿和脸。我的两条腿长得很美，我害怕它们被打残废了。还有脸……这是随便谈的一桩小事……
“战后，我多少年都不能摆脱掉血腥味，这气味追踪了我很久很久。我洗衬衫时，会嗅到这气味，烧午饭时，又会闻到这气味儿……别人送给我一件红色衬衣，当时这是件稀罕的东西，衣料不多见，可我不敢穿它，因为它是红色的……这种颜色我受不了。我还不能到商店的肉食部去……每次都是我丈夫买肉。夏天我根本不能呆在城里，总是想方设法到什么地方去。只要是在夏天，我就觉得马上要爆发战争了。当夕阳把一切——树木、房屋、马路都染红时，那一切都有了某种气味，对我来说，这都是血腥味。不管吃什么，喝什么，我都驱除不了这气味儿甚至在摊开白衬衫时，我也觉得有血腥味……”
此刻，在我脑海里又浮现出另外一些故事，讲的是战争怎样久久留在人们心中。
亚·雅柯夫列夫娜·叶绍娃（近卫军中尉，卫生排长）说：
“我一下火车马上申请上前沿阵地。部队上去了，我就跟着他们。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从前沿比从后方回家要快，哪怕快一天也是好的。我把妈妈丢在了家里。我们当年的姑娘们现在还记得我：‘她那时说啥也不想呆在卫生连里。’真的，我回到卫生连，也就洗洗身子，拿件衣服，马上就返回我的战壕。我不顾自己的安危，总是爬啊，跑啊……到处是血腥味儿……而我是不能闻血腥味的。
“战后我在妇产科当助产士，可是没干多久，因为我对血腥味儿过敏，肌体根本不接受这气味儿。我在战争中对血见得太多太多了，再也见不得了……我只好离开妇产科，转到急诊室工作，一看见血，我身上就起荨麻疹，奇痒难耐……”
贝拉·伊萨柯夫娜·艾普什泰因（下士，狙击手）说：
“战后，明斯克第一辆有轨电车开始行驶。我就乘在这辆电车上。突然，电车停下了，乘客全都尖叫着跑下车，女人们在哭：‘有人被撞死了有人被撞死了’只有我一个人留在电车里，我不明白人们有什么好哭喊的。我对此没有什么恐怖之感。不久前我还见过那么多死尸，我已经麻木了。
“后来我的感觉恢复正常了。看到死人又会感到害怕了。这种感觉过于一年之后才回到我身上，我变成了正常人……
让我们再回到塔玛拉·斯杰潘诺夫娜，乌姆娘金娜的故事上来，这故事远远没有结束！虽然她已经谈到了四五年五月。
“四五年五月那几天，我记得，我们拍了许多照片。那些日子太幸福了……五月九日，大家都在喊叫‘胜利了胜利了’真不敢相信，战争真的就这么结束了？现在干什么好呢？
“大家都对天鸣枪……手上有什么枪，就用什么枪射击。
“‘立即停止射击’指挥员下令。
“‘反正是剩下的子弹，留着还有什么用？’我们莫名其妙。
“无论别人说什么，当时在我听来只是一个词儿：胜利刹那间，我们求生的欲望变得出奇的强烈。我们大家现在开始的生活是多么美好我把奖章全都佩戴好，请人给我拍照。我特别想站在鲜花中。这张照片就是在一个花坛里拍的……
“六月七号，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我结婚了。部队为我们举办了盛大婚礼。我和丈夫早就认识：他是个大尉，指挥一个连。我和他发过誓，只要我们活下来，那么仗一打完就结婚。上级给了我们一个月婚假……
“我们一起到伊万诺夫州的基涅什玛去看望他父母。
“那时候，我们都是凭购货卡买食品，我和丈夫的购货卡合在一块儿。有一次我们来到一家专门的商店，那儿顾客正在排队，我们也排进去等着。马上就要轮到我买了，突然，一个站柜台的男人跳过柜台，向我扑过来，又吻又抱，大叫大喊：‘伙计们，伙计们！我找到她了。我一下就认出了她，我太想见到她了。我找得好苦啊，伙计们，是她救了我！’我丈夫就在边上站着呢。这是个伤员，是我把他从战火中背出来的。他记住了我，可我呢？我怎么能记得住所有的人呢，他们太多了！这个伤员原来就是这家商店的经理，他把我们该领的黑面包换成了白面包，把人造黄油换成了真黄油。他还开汽车送我们回家。
“我们从基涅什玛回到部队。回来后我们得知，部队不解散了，我们还要到旧战场上去扫雷，这片土地要交给集体农庄使用。对于所有人来说，战争是结束了，可是对于工兵，战争还在继续。而工兵的母亲们也知道胜利了……草长得很高很高，在战争中它们一个劲儿地长。四周尽是地雷、炸弹……可是人们需要土地，我们得抓紧扫雷。每天又都有同志牺牲。战争过去了，可我们还是每天安葬战友……就这样，我们又把很多同志留在了旧战场上……
“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们把一块土地交给了集体农庄后，开来了一辆拖拉机。谁知，在地里还留有一颗地雷，是反坦克雷。结果拖拉机炸碎了，拖拉机手也炸死了。那时候，拖拉机哪象现在这么多。这么一来，战后的农村又见到了眼泪……女人们号啕大哭，男人们也号啕大哭。我还记得，在古罗斯城外，我们有个战士……我忘了那叫什么村庄了，他就是那个村的人。他为自己的集体农庄排雷，为故乡的土地排雷，最后死在那里了。全村的人把他就地埋葬了。他从头至尾地经历了战争，仗都打完了，却在战后死在自己的故乡，死在生养他的土地上……
“我一给您说这些，心里就很痛苦。我跟您说话时，心里十分寒冷，一个劲儿地发抖。我眼前又浮现了那一切景象，那些死者是怎么躺着的—一嘴巴大张着，内脏翻出体外……我所见过的死人甚至比见过的劈柴还要多……
“青年们常邀请我做报告，我不能去，亲爱的。有一回我到护士学校去做报告，到了那里，一看到白大褂，就感到身体不舒服了。
“还有一次，他们开车来请我。汽车开到了一个什么站头。我就说：‘请往回开吧，我不行了。’我应该考虑，要说些什么才对，我什么都记着。在战场上，小伙子们都说：‘要死就和塔玛拉一块儿死，和她在一起，到阴间去也快活。’我告诉您这个，意思是说我那时很勇敢，很坚强。可是战争一结束，我就一下子垮了。我不行了……如今的电影和小说，里面根本没有我们当时见过的场面。在书中我从来未读到过战争所常有的那种惨烈。特别是白刃战，残酷得叫你目瞪口呆，一连好多天都无法正常地说话。这一切，没有亲临过战场的人难道能理解吗？
“别人也许是可以的，他们会讲……这也应该，这是一种功劳。但我不能讲，否则我会立刻病倒。
“每年的胜利纪念日，我总是既盼这一天，又怕这一天。我特地一连几个月收罗衬衣，收罗很多衣服，到时洗它一整天。我必须有事情干才行，我要一整天都忙活。我们一见面，手绢都不够用——前线老兵聚会就是这样。既然您问我，我就如实告诉您，我连孩子们玩‘打仗’的游戏都不能看。这会扰乱我心境的……”
“您有女儿和外孙女，您跟她们讲战争的事吗？”
“我们都心疼自己的孩子。他们在成长，很少知道我们所经受过的那些恐怖。”
“您这么考虑问题对吗？”
“当然，我们处处小心护着他们，这是不好。有一次，就在我们明斯克，我看到一对穿着结婚礼服的新郎新娘和他们的朋友来到胜利纪念碑前，他们全都在嘻嘻哈哈，笑得那么响……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一—我走过去对他们说：‘这儿不是笑的地方，你们如果在这里笑，就不会过得幸福。’也许，我太严厉了？愿他们原谅我吧……”
“我连孩子们玩‘打仗’的游戏都不能看。”——塔玛拉·斯杰潘诺夫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