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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六年，边粹玉在京病逝，一八八八年张佩纶戍满，在四月十四日返抵津门，在李鸿章都署内协办文书，掌理重要文件。据同年四月二十七日李鸿章致台湾巡抚刘铭传函中说：“幼樵塞上归来，遂托姻亲，返仲萧于张掖，至欧火于许昌，累世旧交。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惬素怀。”由此观之，张佩纶在返津不到半个月，就与李鸿章的女儿李经（菊耦）订妥姻缘。那年张佩纶四十一岁，李菊耦二十三岁。
第二章 最后贵族的记忆与鞭笞2
李菊耦是一名才女，结婚之前，为李鸿章审看、整理公文，相当于私人秘书。婚后他们曾过着一段“诗酒唱随”的幸福生活，我们从张佩纶的《涧于日记》中可看到“午后与内人论诗良久”；“雨中与菊耦闲谈，日思塞上急雹枯坐时不禁心怃然”；“合肥晏客以家酿与余、菊耦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菊耦小有不适，煮药，煮茶，赌棋，读画，聊以遣兴”；“菊耦蓄荷叶上露珠一瓮，以洞庭湖雨前沦之，叶香茗色汤法露英四美具矣。兰骈馆小坐，遂至夕照衔山时，管书未及校注也”。据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说：“李鸿章为了爱女，就设法让他们搬到南京，并给了一份丰厚的陪嫁。他们在南京买了一所巨宅，是康熙年间一个征藩有功的靖逆侯张勇的旧宅，深宅大院，花木竞秀，颇为幽静。我祖母在那里生下了我父亲和我姑姑。”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号廷重生于一八九六年，卒于一九五三年。姑姑张茂渊生于一八九一年，卒于一九九一年，是张佩纶和李菊耦所生的一对子女。张佩纶五十六岁去世，当时张廷重七岁，张茂渊两岁。李菊耦严守读书世家的传统，望子成龙，督促儿子背书，背不出就打，就罚跪。张爱玲晚年在《对照记》中回忆道：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做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因为中国早在一八九五年就废除科举制度，它也割断了张佩纶和李鸿章所走过的读书做官的老路，但张廷重却至死还抱着四书五经，找不到可贡献社会的路，的确令人心酸。一九一二年李菊耦去世，三年后，张廷重在上海结婚了，他娶的也是名门望族的千金小姐，叫黄素琼（后来改名“逸梵”，英文名“Yvonne”），她是清末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广西盐法道黄宗炎的女儿。黄宗炎的元配一直没有生育，于是她在湖南长沙为他买了一个姨太太，生下了黄素琼和黄定柱这对双胞胎，她们出生前黄宗炎已死于广西任上，而出生后不久，生母也去世了，她们是由元配夫人抚养成人的。长大后的黄逸梵身段窈窕，深目高鼻，俨然是个美丽的少女。她和张廷重结婚时，两人都才十九岁，一对金童玉女的结合不知羨煞多少人。
然而婚姻并没有给黄逸梵带来好运，在五年后她生下了张爱玲（小名小煐），次年生下张子静（小名小魁）后，因为当时任职于天津津浦铁路局的张廷重，热衷于抽鸦片、逛妓院；在家里叫条子，在外面另建小公馆，讨姨太太，夫妻间的争执也就无法避免了。于是一九二四年，黄逸梵在忍无可忍之下，借口陪小姑张茂渊留学，留下两个小孩，到了英国并进了美术学院。她在美术方面很有天分，她因画油画，同徐悲鸿、蒋碧薇、常书鸿等人都熟识。
一九二八年，声名狼藉的张廷重终于被撤销职务，他这才赶走了姨太太，写信央求妻子回国，并将家搬回上海。这时年仅八岁的张爱玲看到父亲最脆弱的一面：然而我父亲那时候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而同时它也彻底摧毀了父亲在孩子心中应有的地位，因此她接着说：另一方面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做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而对母亲，张爱玲的回忆是：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有她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母亲没有参加过具体的育儿活动，张爱玲从一出生就由女佣带大，两岁左右的她“脾气很坏”，不耐烦时抓得女佣“满脸血痕”，显示了她缺乏母爱及与女佣间不融洽的关系。母亲从英国回来时，是张爱玲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我第一次和音乐接触，是八、九岁时候，母亲和姑姑刚回中国来，姑姑每天练习钢琴……有时候我母亲也立在姑姑背后，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无论什么调子，由她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我总站在旁边听，其实我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她又说：一切都不同了。我父亲痛悔前非，被送到医院里去。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画图之外我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我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但是不久后，幸福的生活便被破坏了。“我父亲把病治好之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我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张子静则说：“不久我父亲又开始吸鸦片，我母亲闹着要离婚。闹了好久，我父亲终于同意了。从复合到离婚，前后不到两年。我姑姑看不惯我父亲的堕落，在我父母离婚后也搬了出去。我们这个家，回复到天津时期，花园，洋房，狗，一堆佣人，一个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
第三章 最后贵族的记忆与鞭笞3
离婚后的张廷重在一九三四年再娶曾做过袁世凯内阁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的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孙用蕃是姨太太所生，为了在众多兄弟姐妹中争宠，养成了精明干练而强出头的个性，她嫁给张廷重时，已三十六岁，其父孙宝琦也已过世四年了。据张子静说：“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老小姐早已有阿芙蓉癖，因此蹉跎青春，难以和权贵子弟结亲，只是婚前我父亲并不知道她有‘同榻之好’。”
对于父亲的再婚，张爱玲的感受相当激烈，她在《私语》一文中说：我父亲要结婚了。我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这时寄宿在圣玛丽亚女校的张爱玲，很少回父亲和继母的家。偶尔回去，看到和自己处境完全一样，但却无处可逃的弟弟，受到虐待，她会同情地哭了起来。遭到继母嘲笑而无处诉说时，她在镜子中面对自己哭泣的脸，咬着牙发誓“有一天我要复仇”。虽是如此，她仍旧无法逃出继母的阴影，她在《童言无忌》中说：“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
因此当时张爱玲在老师汪宏声的眼里，是“瘦骨嶙峋”，“不烫发”，“衣饰也并不入时”，坐在最后一排最末一个座位上，“表情颇为板滞”。老师当着全班朗读表扬她的作文，她也仍无表情。平常“十分沉默”，“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的萎靡不振”。她是出名的欠交课卷的学生，教师问起时，她的口头禅是“我忘了”。上课不听讲，总不停地在纸上画着，仿佛在记笔记，其实在画速写。但考试成绩总是A或甲，文才颇高，这在教师眼中，也是很有名的。
然后就在张爱玲高中毕业时，“八一三”日军攻击上海闸北，为时三个月的上海抗战开始了。张爱玲以家靠近苏州河，激烈的枪声睡不着觉为口实，跑到临时回国的母亲的公寓住了两星期。而继母则以她不知情，张爱玲眼中根本没有她为由，打了张爱玲一巴掌。当张爱玲本能地还手时，不料却引来父亲的一阵毒打，并被软禁起来。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Beverley 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她在被监禁中度过原本该是青春灿烂的十七岁生日，“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直到阴历年的一个隆冬的晚上，终于可以下床走路的她，趁着看守交接的空当，从大门逃了出去。当时的心情是雀跃的，她说：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逃到母亲家的张爱玲，在面对日常生活的琐事，她可说是有如白痴，于是母亲教她煮饭、洗涤，从走路姿势、微笑的方法，到看人的眼色，她都得从头来过，这对她而言岂只是艰难，更令她逐渐失去了精神的平衡。而母亲此时的经济能力有限，在无力承担她和弟弟的教育费之下，母亲让随后逃出的弟弟再返回父亲家。同时母亲要她选择，要么早早嫁人，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若要继续读书，那就没有余钱兼顾打扮，花样年华的张爱玲选择了后者。对从小就常常“缺席”的母亲，张爱玲“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的，但是和母亲一起生活后：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毀了我的爱。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