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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当时也表示了认同，但现在看来整个北线还是以消极防御为主，以至于北面的形势十分严峻。昌云，你是武汉保卫战的指挥者之一，情况掌握的更为清楚，你认为武汉到底还可以坚守多长时间？”
谢昌云道：“我是想至少要坚持到年底，一方面可以给新防线的部署腾出更多的时间，一方面也可以从武汉及周边地区抢运出更多的工厂和物资，以增加后方持久抗战的能力。这里面还有部分工厂已经由南华公司买下或者是入股，准备要迁往陕甘宁特区。不过由于平汉铁路已经中断，机器设备要先用船运到老河口，然后再设法用汽车转运，所以数量不是太多，大概只有十个左右，但都是特区目前所急需的生产设备。加上以前建设的，还有从开封、商丘和郑县（郑州）等地转过去的那些工厂，陕甘宁特区基本就可以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了。”
听谢昌云谈到这些，周恩来脸上浮出了难以抑制的笑意道：“这次回延安开会，那些离开延安时间长了的同志，看到发给的生活用品和街上卖的商品大多数都是特区自己生产的，住的和办公开会的地方还装了电灯，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主席也开玩笑说，‘我的香烟、闻天同志的面包，以后就在不用昌云操心了！’昌云同志，虽然我们在一些战略观点上意见有所分歧，但是在你始终不渝的支持我党发展这一个根本点上，我党中央对你是没有怀疑的。”
谢昌云道：“我和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斩不断的情缘，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周恩来道：“话不能完全怎么说。在国民党内和我党曾有密切渊源、曾依靠我党获利的人有不少，当了大官的也很多，对我的的支持虽有一些，但没有谁能做到你这种程度。”
谢昌云道：“可能是因为我的辈分低，患得患失不想别人想的那么多。”
一句话让周恩来开心的笑了起来。
前后直接支援了共产党数百万的资金、物资和武器装备，间接的支持更是无法估量，难得还保持小辈姿态！
所以今天的周恩来离开的时候心情总的来说是比较轻松的，见到何欣怡和王秋也跟在谢昌云后面相送，便当着众人的面代表邓颖超邀请何欣怡和王秋到家里做客，并说到时候自己要亲手做一道最拿手的淮扬菜红烧狮子头。
而谢昌云送走周恩来，回到办公室经过一阵静心的思考，对毛泽东一反常态的举动也慢慢的理出来了一个头绪。
抗战以来，中共在陕甘宁特区、华北、山东、中原等地已经全部或基本控制了七十多个县，部分控制了一百多个县，正规军和地方部队、以及依附于共产党的武装发展到了三十余万，根据地人口达四千余万，不论地域、人口、还是军队，都是红军鼎盛时的数倍，而且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这些大大出乎了一年多前还在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上下各级的预料，因此党内几乎众口一致要求谋取更大发展的呼声极高。
在此情况下，自己却提出了控制发展速度的建议，无疑是在大好形势下唱了一个反调，引起毛泽东等心中的不愉是避免不了的。
但是，一则毛泽东绝不会相信自己会加害中共，二则自己在西安事变、抗战形势分析、力促中共向华北发展、与中共携手开辟敌后战场等重大问题上均表现出了先见之明，三则毛泽东自己本身也具有相当高的前瞻性，不会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发展之中存在的问题。所以自己这次的建议也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面对这样的两难局面，毛泽东借自己之口提出了发展中的隐忧让人讨论，但他本人却不表示明确态度，无疑是为一旦出现不利局面时的可进可退留下了伏笔。
这也难怪。毛泽东等是在艰苦卓绝的情况下来探索中共的正确发展道路，而自己确实凭借已知来走捷径，这其毫无疑问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时代差异。
所以谢昌云对毛泽东的做法完全可以理解，同时他也感觉到自己是过于心急了。
谢昌云觉得目前最好还是注重下策略，多在一些容易形成共识的方面与中共加强合作，对于一些自己不完全能够左右的事，也不妨顺其自然一些。对那些不可强行回避的历史过程只能在自己这方多做准备，设法把可能产生的不利结果降到最低程度。但正如周恩来所说，当面沟通还是很有必要的。尤其自己在国民党方面的身价日涨，与蒋介石等的来往频繁，这方面更要注意。
看来等这次武汉会战差不多了的时候，自己无论如何也得到延安去一趟了。
第二一五章周旋敌后（）
日军第二次对湖口要塞的进攻显得很谨慎，其舰队在湖口下游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就靠近北岸停泊下来，利上百条小艇和渔船组成了两道半圆形的严密水上封锁线，然后利用大口径舰炮与飞机的优势，对坚固程度要比马当差了很多的湖口要炮台展开了密集轰炸，并掩护步兵在鄱阳湖口狭窄处实施强渡，试图截断湖口要塞与后方的联系，把要塞孤立起来。
由于要塞炮台的火炮大部被日军摧毁，即便要塞不失，也无法有效阻挡日军舰队强行朔江而上，同时十二集团军也无意冒巨大的伤亡与日军过多纠缠，于是在粉碎了日军的两次强渡之后，廖广泽就下达了放弃湖口的命令。
日军占领湖口，很快便继续以水上和路上两路向九江进发。
就在这时，对华中敌后交通线的破袭行动也全面展开了。
陈绪指挥的特战部队在行动的第一天，就攻击了日军的三十六个目标，摧毁敌旅团级补给基地两个，汽车七十余部，大车两百余辆，运输线警戒哨位二十一个，破坏桥梁七处，共击毙日军四百余人，致使日军三条主要公路运输线多处中断。
日军用于保护公路交通线的守备哨所间隔分布于在公路旁的高地或山头上，一般为一个步兵班携带一挺轻机枪，个别主要哨位配有一具掷弹筒。但由于其兵力有限，只能在山区的部分重要地段保持前后衔接，在其他地方分布的则很稀疏。
对于特种部队来说，对付日军这种十余人的小股部队，不管其分布密度如何都是其最为拿手的。通常情况下，用数个配有狙击步枪、火箭头、四支冲锋枪、和手榴弹的五人战斗小组，同时向相邻几个日军哨位发起近距离突袭，只需十分钟以内即可解决问题。
消灭了日军守备哨所之后，公路上的那些桥梁就成了死目标，找准其要害部位放置一包炸药，然后导火索一拉就可使桥梁坍塌。
而对于日军的补给基地，特战部队一般都是采用集中四、五门以上的六零迫击炮，在一千多米外突然实施密集射击的战术来进行，半分钟之内把每门炮所携带的十发常规炮弹或燃烧弹打完了就走。
这个时间，日军的守备部队都还来不及做出有效反应。即便是反应过来了，所装备武器中射程最远的掷弹筒也无从还击。
这样的打法虽然炮弹和炸药的消耗量很大，但漫漫大别山日军只涉足到了一些边缘地带，特战部队在山里随便找一个开阔平缓的地点，燃起十余堆篝火、然后再辅以无线电通话为夜航运输机指示空投目标进行补给，日军根本无从查觉到。
这样的空投补给点特战指挥部设置了十个，并有当地民众和第五战区派来的辅助部队帮助转运，从而实现了实现武器、弹药、食品的不中断补充。
当然，这种相对豪华的特种战，也只有具备了充足物资基础和训练基础、并有超前军事战术的四战区部队以及华南空军才能做到。
而共产党指挥下的小股新四军部队或游击队，则是在丘陵或平原地带采取夜间挖损公路、或是对敌运输车队远距离骚扰的办法。
这样做虽然对日军给予不了多少直接的打击，但起码可以迟滞日军的运输，并使其小股运输车队不敢单独活动。
同时，见到了新四军已开始进行实际配合，谢昌云便命陈绪给游击队送去了一批地雷，并派人指导他们进行使用。
其后几天，特战部队和游击队对日军的交通补给线的破袭愈演愈烈，最大的一次袭击发生在宿松附近。一支有两个中队护卫的大型运输车队在黄昏时遭到了四架中国飞机的轰炸，有可供一个师团十天作战所需的弹药和粮食、卫生给养、八十余部汽车被投飞机掷下的燃烧弹焚毁一空，并伤亡人员五百余人。
等到数架日军战斗机冒着没有夜航装置的危险赶到运输队被空袭的地点时，面对昏暗一色的天空根本无法寻觅到中国轰炸机的踪迹。
其后，又有两架日军战斗机在返回机场着陆时摔毁，造成一名飞行员死亡、一名重伤致残。
对日军运输线进行大面积破袭的效果很快就显露了出来。
日军在大别山北麓和南麓的进攻都由于缺乏弹药而明显减弱，有些部队不得不就近抢夺老百姓的粮食，华中派遣军甚至还对部分地方进行了空投补给。
而两千余待运到后方的伤兵，更是让日军将领伤透了脑筋。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只得从前线和后方各抽调一部兵力，用于加强对运输线的守备。
接下来受到的袭击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公路还是处于时通时断的状态。
介于之前的教训，日军在大部路段上每一处的守备兵力至少要保证在一个小队以上，才不至于被精悍的中国部队轻易吃掉，但仅分布在山区和丘陵地带的公路线合计起来就有五百多公里，面对这样漫长的交通线，日军又怎么能够全部照顾得到呢？
并且有了前车之鉴，日军还必须防止中国空军的轰炸，大股的运输车队必须在空中掩护下才能行进，每到接近黄昏时就必须进行疏散并排重兵保护。
这样的运输效率显然不能保证十余万前线部队的需求。
而且经过战术调整，中国军队的袭击也变得花样繁多起来。
大白天运输车队走在公路上，甚至还能看到两边山头守备部队在招手，就听一声巨响，无数的大小石块就顺着半山坡铺天盖地的滚落下来，过后就是一幅惨烈的画面。
一台拉油料的卡车停在路旁，司机好像正在驾驶室里睡觉，但车队与之交错而过时，卡车却发生了猛烈的爆炸，相距较近的车辆人员顿时陷入火海。
还有的车队行驶途中被警戒哨拦下，告知前方道路中断，但等车辆相接着停下之后，不知何处飞来的一片炮弹就随之落到了车队里。
有一个日军运输队正行驶到下陡坡的路段，只见其中一台车的正副驾驶员几乎同时扑到在了驾驶室里，随着远处传来的两声枪响，那台没有了驾驶员的卡车便一头撞向了前一部卡车的屁股。前面的司机毫无提防，受到猛烈冲撞之后调整不及，连车带人一头栽下了山谷，而失控的那台车则继续顺着陡峭的公路先前冲去。也就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前面的七卡车，要么是被撞毁，要么是被摔毁，人员死伤六十多。
对特种部队来说这都是小敲小打的把戏，更大的行动接着就发生了。
在商城和沙窝之间，有一段沿河修建的公路，河面距路面的高差不是很大，河流与公路并行十余公里后，又离开公路转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