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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亲上加亲，关系上摞关系，权贵们貌似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皇帝司马曜和宰相司马道子不和，王恭便和王国宝不和，利益面前没有兄弟。
司马曜活着的时候，他们的老妈在，有亲娘做和事老，所以司马曜始终没有除去司马道子，一个妈生的亲兄弟，终究没有动刀。这和晋初司马炎、司马攸的情形仿佛，但结果不同。
司马曜把大位传给傻儿子，叔叔司马道子乐见之，朝廷上下也似乎没有反对的声音，当初司马炎立司马衷，还不断有人反对、劝谏，但这次没有了。大家都在各自的包厢里高兴，至于整座大楼要崩塌，已经没有人关心了。
王恭后来螳螂捕蝉，『逼』杀了王国宝，桓玄则黄雀在后，收拾了螳螂王恭，黄雀桓玄高兴了没几天，刘裕这只鹞鹰就来了……司马王朝不论其兴还是其亡，都很难让人尊重。
第68章 东晋朝对称的“清君侧”运动（）
安皇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
桓玄求为广州。会稽王道子忌玄，不欲使居荆州，因其所欲，以玄为督交、广二州军事，广州刺史；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疏言：“江州内地，而西府北带寇戎，不应使愉分督。”朝廷不许。楷怒，遣其子鸿说王恭曰：“尚之兄弟复秉机权，过于国宝，欲假朝威削弱方镇，惩艾前事，为祸不测。今及其谋议未成，宜早图之。”恭以为然，以告殷仲堪、桓玄。仲堪、玄许之，推恭为盟主，刻期同趣京师。
东晋初期有两次“清君侧”运动，第一次是王敦发起的，针对的是元帝司马睿宠信的刘隗和刁协；第二次是苏峻、祖约发起的，针对的是明帝司马绍的舅哥、成帝司马衍的娘舅庾亮。都是藩镇反对中枢，地方抗拒中央；都是兴师动众大打出手，最后也都是经过一番动『荡』朝廷又控制了局面。
有某种对称『性』，东晋末期也发生过两次“清君侧”，一次是王恭发动，一次是桓玄发动，针对的对象都是执掌中枢的皇族丞相司马道子。
中央和地方博弈，藩镇和中枢争权，这事儿自古有之，而斗争的结果肯定“不是东西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般来说，在中央弱势的情况下，对朝廷“失德”的宽忍度要小一些，因为你一浑蛋，就容易给本来就不服的地方留下口实。
东晋初期的两次清君侧，究其原因，还不能说中央失德，只能说举措失当，刘隗、刁协为强化皇帝集权做事狠了点，同样庾亮在消除藩镇威胁上也『操』之过急，但都给王敦、苏峻这样的地方实力派留下了攻击的理由，尽管这理由很勉强。
在皇帝弱势的情况下，尽管出现了非常“共和”的现象，如皇族与士族的共和，中央和地方的共和，但是这种制约平衡本质上是非常脆弱的。不论前面的王敦、苏峻还是后来的王恭、桓玄，包括中间似反非反的桓温，都没有“地方自治”的诉求，他们都想争取和把持一个更符合自己愿望的朝廷。地方实力派动不动就动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贯穿于整个东晋王朝，这个劣质的专制时代为后来提供的历史经验就是：要想天下安定，必须中央集权，地方服从朝廷，全党服从中央。
中央集权的正当『性』在中国就这样被证明为真理，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地方自治就等于地方割据，就等于内战不止。
王恭和司马道子的矛盾，其实是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君相矛盾的继续，只是王恭后来出任方镇，这种矛盾被纳入“朝廷—藩镇”这个框架内了。王恭组织地方势力威胁中央，司马道子为了缓和局势，只好让王国宝『自杀』以谢王恭。一个是皇帝的舅舅，一个是皇帝的叔叔，这两部泥头车对撼，首先牺牲掉的是吨位比较小的王国宝。
王国宝被『逼』『自杀』并没有缓和双方的关系，司马道子一看缓和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引宗室司马尚之、司马休之兄弟为心腹，加上还有一个政治上早熟的儿子司马元显，决定排除王恭这个觊觎中枢的对头。
在这个时候，司马尚之出一昏招，让司马道子任命王国宝之兄、桓温女婿王愉（太原王氏王坦之之后）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诸军事，穿『插』在京口王恭和上游殷仲堪中间，用来藩卫建康。江州和豫州这块地盘，本来分别在王凝之和庾楷的手上，王凝之是王羲之之子，王导从孙（琅邪王氏）；庾楷是庾羲之子，庾亮之孙。这一下把几大士族集团共和共享的局面打破了，本来庾楷还和司马道子暗通款曲反对王恭这一派，这样一来，庾楷便掉头倒向王恭。王恭一看团结起来的力量还不小，当仁不让担任盟主，再次约大伙儿到京师喝茶。
东晋初期，晋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父子尚有恢复皇家绝对权威的心思，也做过一些努力，但是北有胡人的军事压迫，自己的政权又是侨居南方，所以不得不依赖士族，“王与马共天下”就是一种历史选择。从元帝公元317年登基即位到现在七八十年过去了，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又分两支），都有主导中枢的风光时期，都与司马家共天下，都有一番兴替，但是有意思的是，他们兴替之余失势之后都没有遭到彻底的清算，都还继续保持存在。桓温想除掉庾氏，但庾氏仍有人典兵方镇；桓氏篡迹昭著，但桓氏势力一直盘踞在长江上游地区。经过几十年几代人在权力场上的『摸』爬滚打，各家各户都明白，家族存续是硬道理，为了家族的利益，该隐就隐，该仕就仕，该翻脸就翻脸，该结亲就结亲，练就了高超的生存术。这种凑合的政治格局居然凑合了一百年。
第69章 玩不起（）
安皇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
会稽世子元显言于道子曰：“前不讨王恭，故有今日之难。今若复从其欲，则太宰之祸至矣。”道子不知所为，悉以事委元显，日饮醇酒而已。元显聪警，颇涉文义，志气果锐，以安危为己任。附会之者，谓元显神武，有明帝之风。
司马道子“日饮醇酒”，政事交给了儿子司马元显。这位小哥这一年才十七岁，他十六岁就进入梯队，先做侍中，随即拜征虏将军，比林立果“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就是副部长”还要快。
官二代继续官，红二代继续红，群众一直有意见，但也一直是一个客观存在。官二代做官不是错，错在对做官机会的垄断；红二代继续红也没错，关键不能是天然红、垄断红，平民百姓的子弟也应该有机会红。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动物的生理机能可以遗传，人的专业技能也可以传承。所谓熏陶，所谓耳濡目染，所谓“门里出身自会三分”，都是这个意思。衙内不全是草包，官二代红二代也会出狠角『色』，平常人给点阳光就灿烂，二代们天天阳光浴，脸黑心黑的概率更高一些也很正常。
近日在网上看了陈毅儿子陈小鲁和平民儿子蒯大富的“文革”回忆。1966年“文革”开始时，陈是高三学生，蒯是大三学生，都做过红卫兵领袖。蒯大富非常聪明，也很自负，对高干子弟内心当然有所不屑，但是也承认红二代有过人之处，那就是他们有信息优势，有内幕消息，有高层的新指示，而在政治斗争中，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当年的红卫兵现在已经都是退休老人了，不过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个人对“文革”的反思、对当下的批评却颇多相同之处。他们两位的口述历史非常值得看，“亲身经历”虽然也难免记错记混，但比官家修的史书更接近真相。
陈小鲁在口述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述，就是专制分“独裁”和“寡头”两种接近的形态。在皇帝专制独裁下，出于对贵族、权臣势力坐大的担忧，更喜欢从底层和平民中简拔人才，而在皇帝衰弱、多个“寡头”和谐共处的时期，平民子弟的机会反而更少。现在，不论从中央到地方，还是各个行业部门，都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这种集团最后肯定自我进化、筛选出代表自己的寡头，寡头们之间都有各自把持的势力范围，可能比一人独裁更容易形成社会的分化、对立，并让这种对立“板结化”。
新一代的司马元显比老子更有政治觉悟，他不仅“聪警，颇涉文义，志气果锐”，更关键的是“以安危为己任”，这种政治自觉是环境家教使然，比如在国企兴盛了一段时间，南航的一位年轻机长也变得“志气果锐”，他发微博道：“央企你玩不起！”王恭要和司马元显玩，司马元显发威道：“我们司马家你也玩不起！”
第70章 工具化（）
安皇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
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杀王国宝，自谓威无不行，仗刘牢之为爪牙而但以部曲将遇之，牢之负其才，深怀耻恨。元显知之，遣庐江太守高素说牢之，使叛恭，许事成即以恭位号授之；又以道子书遗牢之，为陈祸福。牢之谓其子敬宣曰：“王恭昔受先帝大恩，今为帝舅，不能翼戴王室，数举兵向京师，吾不能审恭之志，事捷之日，必能为天子相王之下乎？吾欲奉国威灵，以顺讨逆，何如？”敬宣曰：“朝廷虽无成、康之美，亦无幽、厉之恶；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亲非骨肉，义非君臣，虽共事少时，意好不协，今日讨之，于情义何有！”
王恭、殷仲堪第二次开展武装斗争，有意思的是他们都不是亲自披挂上阵，而是将武打的活儿全盘交给部将打理。王恭手下有淝水大战中涌现出来的北府军名将刘牢之，殷仲堪素无戎略，军旅之事也尽委于杨佺期兄弟。
王恭、殷仲堪都是“都督诸州军事”的封疆大吏，这种“都督诸州军事”的体制在西晋、东晋一直实行。东晋时期，为了应付北方的胡族，在行政和军事区划上强化“区域联防”，朝廷任命重臣都督一州甚至数州军事，“大军区”权重势大的局面也就自然形成。
在大军区里面，有将、帅两个层面，都督诸州军事的大帅都是由朝廷任命，这个职务也基本上是大士族垄断。大士族子弟众多，遍布中枢、方镇，朝廷有咱的人，地方、军队当然也得有咱的人。在中央，几大士族轮流坐庄，但坐庄的这一家不能彻底垄断，也要给其他几家留下一些位子；在地方，几大家族各有其势力范围，但是也不能长期把持，适当的调整也是必需的。大家有矛盾也有共同利益，互相掐也互相照顾，这是“士族共和”的基本生态。
在将领这个层面，情况就多样化了。像刘牢之这样的直接带兵的将领，出身不高贵，没有特殊的机缘很难跻身于士族这个层次，杨佺期的n代祖宗曾是汉朝的大官，但他这个高干子弟的身份不是现在进行时，而是一般过去时。他们当然也是朝廷任命的官员，但是他们从制度上被安排接受“都督诸州军事”的长官的节制和领导，不用很长时间，他们就会把长官当成老板，当时称之为“主公”。
在皇帝专制强化的时期，大小官员都被要求忠于皇帝一个人，“一个朝廷一个皇帝”（有皇帝的时期）、“一个国家一个领袖”（蒋介石时期）讲的都是一回事，当然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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