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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一个鬼子对沈擒龙说：“那边有一个路口，有一个少尉在那边负责，就问他好了，让他们送这位士兵到医院去吧！”
这一下沈擒龙和李骥有点腻歪，但是他们只好朝那边走去。
他们心想，到了那边，再相机行事，反正暂时不会被鬼子发觉，那么就先争取一些时间。
走了一会，他们果然看到了那个关卡的日军少尉。
这个日军少尉看到李骥的伤已经影响了他走路，又听说他是为了保护军官才受伤的，很热心，他告诉沈擒龙，有一家伪军的医院就在附近，可以到那儿先换好药再去日军的野战医院。
沈擒龙向鬼子道谢，然后扶着李骥向那边走去。
****
到了伪军的医院，他们两个“皇军”当然会受到特殊照顾。
不管伪军内心深处是不是真的喜欢日本鬼子，反正他们看到鬼子都是拚命侍候是真的。
鬼子真不惯着汉奸的毛病，一点不对心思就打人杀人哪！
李骥的伤不算特别重，但是要命的是他在受了这样的伤之后仍然带伤行动，对身体影响非常大，而且失血过多。
好在他们进了医院，可以得到全面治疗，这儿的条件比八路军的野战医院真是强天上地下去了。
沈擒龙也累坏了，虽然他没有受伤，但是也在医院占了一个床位，舒舒服服地睡了一天。
伪军们也不敢惹两个“皇军”，只好把其他病人赶走，赶紧侍候着。
反正在这种时候能到伪军的医院里边来看病的也不是什么好人，沈擒龙也没有心理负担，不受良心的谴责。
李骥在这边养伤，沈擒龙除了自己在医院到处乱转，进行警戒之外，还到街上去了解情况。
这几天鬼子在全城大搜查，弄得鸡飞狗跳墙，鬼子要找的是一个团的八路军，这么找法对于个把可疑人员还不放在眼里，所以要找到沈擒龙他们真是南辕北辙，鬼子自己也气得发疯。
沈擒龙和李骥商量，这次事情有点麻烦，他们出来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护送那些书报，他们只有来回两天的时间，结果到了现在他们还没回去，这向部队上可不好交代。
李骥倒是有经验，他在外面单独行动，耽误时间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知道回去之后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理。
反正他们是执行任务，和以前的借机会干私活不一样，如果把经过向上面好好报告一番，也能解释清楚。
既然不能出城，沈擒龙于是开始忙活，把自己和李骥要买的东西都置办齐全，顺便也回家去报了个平安。
终于等到风声小了一点，沈擒龙和李骥赶紧出城。
李骥虽然行动不方便，但是他们找了洋车拉着，不用走路，还是挺舒服的。
到了城外，他们又雇了一辆大车，摇摇晃晃地到了来运书报的人隐藏的村子。
全村的人都吓坏了，因为鬼子突然没有任何预兆地进来搜索了。
等到他们看清是沈擒龙和李骥，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再后面的事情就更顺当了，他们坐着自己的大马车回到了根据地，然后交差完事。
但是这次的事情可惹得太大了，敌工部的曾科长赶紧跑来询问情况。
他手下的人捅了大娄子，幸好人家手枪队的人给把窟窿补上了。
沈擒龙就把事情的经过，以及自己对抗日杀奸团的了解详细介绍一番。
曾科长的脸色立刻变得非常难看。
虽然表面上都说国共合作，但是在内部上，很多人对于和国民党合作是极其反感的。他们自己说说可以，但是如果那个手下真的跟人家合作了，那可是犯了他们的大忌。
沈擒龙曾科长他们这些在第一线作战的人想的问题，和那些在根据地办公桌后面坐着的人想得完全不同。
更何况，这次事情确实非同小可，沈擒龙说得对，他们这些为延安准备战略情报的人和那些每天出去杀人，引起鬼子注意的人是不能搅和到一起的。
断了延安的情报来源，那怕是仅仅引起了鬼子的怀疑，都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
这件事情实在太大了，曾科长这样级别的干部也不能自己做主，他得向上级报告。
接下来的事情沈擒龙就不知道了，但是他偶而听曾科长透露过。
原来当时的真实事件是，有一个叫冯运修的青年，是原天津中日中学学生，一九三七年加入抗团。
这一天他从天津来北平，配合北平的抗团成员刺杀北平伪商会会长冷家骥。
当时按照计划，北平抗团成员伪装有公事叩门求见冷家骥，冷家骥开门之后则由冯运修开枪，将其射杀。
不料商会会长在屋子里边答应过之后，出来开门的却是他的太太。
冯运修听到有人开门，没有进行确认就马上开枪，虽然一枪命中，却是射杀了商会会长的太太。
商会会长见多识广，况且他是汉奸，早就听说现在有人在惩处汉奸，所以早就加了小心。
现在看到外面有人开枪，马上向日本宪兵司令部报告，于是日本宪兵马上出动，前来追捕刺客。
李振英和常更生掩护冯运修脱身之后自己反而被缠上了，幸而遇到了沈擒龙和李骥。
在日寇统治地区行刺本来就是九死一生的事情，这些抗日杀奸团的青年训练不够，问题考虑不周密，又没有有经验的人组织，只凭着一腔热血，当然非常容易出错。
经历了此次行动，抗团的国民党军统背景暴露，抗团中的亲共人员陆续撤退，却侥幸躲过了接下来残酷的八月大搜捕。
****
就在这一年，1939年夏，赠送沈擒龙宝刀的华北区区长王天木接任上海区长。
而上海区人事股长陈明楚带着军统上海地区的所有人员的工资表投靠汪伪特务机关76号，把军统上海地区的所有人员向日寇和盘托出。
（参看拙著《铁血特工战》第二卷“夺取密中之密”第56章‘我的妓女上司’。）
经陈明楚出卖，上海区区长王天木也受到日伪追捕，此时王天木正受到戴笠压制，除了实力被戴笠掏空，还几乎受到戴笠追杀，正是满心怒火。
他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之下，公开投敌当起了汉奸。
（戴笠和王天木的恩怨参看本书前文第16章‘军统四大杀手之一’。）
王天木在上海投降日伪后，其在天津的老部下、军统天津站行动组特务裴级三受王天木的影响，也在当年9月向日伪投降。
他把平、津、保三站和唐山、沧县两个组的人事组织一并出卖给日本人，致使华北区受到致命打击，仅遗区长陈恭澍一人逃往重庆，区书记曾澈以下若干人员被捕。
作为军统外围组织的抗日杀奸团自然不能幸免，李如鹏接到曾澈通知，说裴级三不可靠，要大家注意，李如鹏尚没有来得及采取防范措施，次日即被日本宪兵队及伪警包围了他的家。
当时他住在是英租界，这时日本宪兵已经捕到了张树林、陈肇基、刘清和、华道本，被伪警察押着，张、陈与刘、华分别用两副手铐铐着。
当宪兵上楼搜查时，具有爱国心的伪警给予方便让四个人跳窗逃走了。
刘、华两人迅速通知所有团员立即转移。
李如鹏和他妻子及姐姐被捕后，没有立即押送到日本宪兵队，先关押在英租界工部局，待办理引渡手续。
英租界女警察头目范懿贞同情抗团，暗中给予帮助，她的两个外甥女潘文荣姐妹也是女警察，在那种紧张气氛中，也加入了抗团。
因此不久李如鹏的妻子和姐姐都被释放了。
英租界警察吴岳也参加了抗团，对抗团被捕人员给予了很多帮助。
曾澈在李如鹏被捕时，已隐蔽起来，他还是被叛徒裴级三带人捕获，押送日本宪兵队。
李如鹏、曾澈、丁毓臣虽然受到残酷刑讯，但是三人坚贞不屈，从容就义。
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爱国青年的优秀品格。
当时曾澈年仅27岁，李如鹏25岁，丁毓臣21岁。
这期间天津成员李振英研制炸药受伤，伤愈后考入北京大学，王宗钤考入辅仁大学；宋显勇、黎大展、方佩萱等入燕京大学。
孙大成依靠这些天津抗团成员，到北京组织了北京抗团，并吸收了贝满女中的曹绍慧、屠贞等人。
北京抗团由李振英负责。
1939年冬孙大成由重庆返回上海，成立了上海抗团。
抗团在敌人压力下前仆后继不断行刺汉奸，导致日军进行了著名的“八月大逮捕”。
实际上日本方面注意到平津地区抗团活动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只是几次采取行动都因为抗团社会关系复杂，消息灵通，成效极微。
因此日军方面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试图在尽量掌握抗团组织的全貌后，将其一网打尽。
1940年8月，日本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牵头，行动当天之前不和北平伪警方联系，直接调动伪满警察进入北平，利用已经掌握的线索对抗团成员开始了大逮捕。
因为几次行动成功，抗团内部产生轻敌骄傲情绪，防范不周。
其中李振英等人本来隐藏在燕京大学校内，日军无法进入校园逮捕他们，于是日本特务利用军统叛徒曲某发出通知，让燕大抗团成员开会，李振英和王知勉，李澄溪一出校门即被逮捕。
至此，抗日杀奸团终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这是军统内部的一次巨大的争权夺利之战，戴笠为了个人私利，为了铲除异己，把王天木逼迫得无路可走，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上海、华北，所有国民党的地下工作全部瘫痪，日寇侵略，更为猖獗，几乎断送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抗日杀奸团成员自发抗日，他们有的牺牲于炸弹爆炸，有的牺牲于寡不敌众的枪战，有的牺牲于苦役，有的牺牲于狱中，还有更多的被秘密杀害，连遇难过程也无人知晓，这一段慷慨悲壮的抗日事迹从此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抗团成员除李如鹏外，其实并不是军统的成员，他们向日寇做英勇抵抗以至慷慨赴难，不是因为职责或组织压力，而是无可辩驳的出于民族大义。
相比这些爱国青年，**的国民党政府却是不断葬送国家和民族利益。
宋美龄是航空协会秘书长，中国的飞机都是她向美国买的，号称有500多架作战飞机，可是到了中日开战时，却只有50多架飞机能够飞行，而且多半是侦察机和运输机，根本无法进行对日作战。
日本占领中国沿海之后，中央机器厂的机器用人力历尽千辛万苦搬运到了重庆，牺牲了无数平民的生命，本来可以立刻生产飞机，用和这时日军使用的笨重的双翼机性能相近的飞机作战，这些机器却被放在山洞里边生锈。
因为宋美龄如果向美国买飞机可以拿到回扣。
中国空军的飞行员们因为中国没有重型轰炸机，无法对日军造成重创，于是在机翼上绑满炸药，向敌人军舰俯冲，与敌人同归于尽，终于重创了日军旗舰出云号。
中国本来不会败，至少不会败得那样快，几乎亡国灭种。
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出身富豪家庭，受到中国当时最高级的教育，可是他们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