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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毛泽东的这两首诗，特别是其中第二首，有一些诗句，如“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等，或多或少是夸大了人的主观力量。
这样说，不能算是苛求。
我们知道，毛泽东写诗，喜欢天马行空，汪洋恣肆。在他的诗里，不乏一些豪迈雄伟的诗句。诸如“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沁园春·长沙》），“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蝶恋花·从汀洲向长沙》）；特别是在《念奴娇·昆仑》一词中，对于昆仑山，唱出“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在《沁园春·雪》中，唱出“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这样一些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甚至在大家公认为革命浪漫主义表现得最好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中，通篇天上地下，思绪飞扬。但我们所说的这一切，都有特定的指代和意境，并不完全是随心所欲，表现出不受任何约束的人的主观意志和愿望。若仔细推敲和研究，还是可以看出它们和《七律二首·送瘟神》中的有些诗句是有所不同的。因而我们也不能不说是在这两首诗中或多或少也留下了一点当时“大跃进”时代的印痕。
面对如海洋一样广阔如海洋一样丰富的“大跃进民歌”，郭沫若当然地更是极为兴奋。且不说他十分清楚，大跃进民歌是受到毛泽东的支持和鼓励的；毛泽东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也由大跃进民歌作出了实践的印证。而且，他尤其作为一个诗人，并且是浪漫主义诗人，面对如此空前的群众性的诗歌运动，他怎能不雀跃，不激动！
在那热气腾腾的日子里，郭沫若亲自率领文艺家到张家口专区参观访问，深入到怀来县花园乡、涿鹿县、张家口市等地体验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受到各地大跃进气势所启发”，也写了好多首大跃进民歌一样的诗作，用典型的大跃进的词语做了一个总题《遍地皆诗写不赢》。以后又写了《跨上火箭篇》和《长春行》等，诗中甚至不乏诸如“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这样一类不但内容虚假浮夸而且诗句粗糙乏味的所谓“诗句”。后来，他又和周扬在全国大跃进民歌的基础上，合作编选了一本《红旗歌谣》。他在这本歌谣集的《编者的话》中，对大跃进民歌作了极高的评价。说：
……新民歌是劳动群众的自由创作，他们的真实情感的抒写。“诗言志，歌永言”。这些新民歌正是表达了我国劳动人民要与天公比高，要向地球开战的壮志雄心。他们唾弃一切妨碍他们前进的旧传统、旧习惯。诗歌和劳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民歌可以说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这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这是作了自己命运的主人的中国人民的欢乐之歌，勇敢之歌。他们歌颂祖国，歌颂自己的党和领袖；他们歌唱新生活，歌唱劳动和斗争中的英雄主义，歌唱他们对于更美好的未来的向往。这种新民歌同旧时代的民歌相比，具有迥然不同的新内容和新风格，在它们面前，连诗三百篇也要显得逊色了。
……历史将要证明，新民歌对新诗的发展会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他在为新民歌集《大跃进之歌》所作的序中也赞叹道：
6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创造力的大解放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气势磅礴，空前未有。
同时，他还就当时的诗歌创作中的主要问题答《诗刊》社问，他认为“大跃进”
以来所出现的歌谣，即新民歌，它的形式是会发展的，它的精神会成为主流。
现在，“大跃进”的年代和“大跃进民歌”都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历史已经证明，虽然对于“大跃进”的主观愿望以及勇于奋斗的精神不可完全抹杀，对于“大跃进民歌”也要一分为二，分清其积极向上的情感因素，扬弃其虚假浮夸的成分。但事实表明，大跃进对全国人民是一次大灾难。而由于当时“左”倾思想主观主义盛行对于主观意志和精神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新民歌”也就不可能避免这方面的影响，表现出太多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以主观代替客观，以幻想代替现实，把生活的假象看作生活的真实，用狂热和虚夸来取代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些缺点和问题，都是我们今天应以为鉴的。
●二、“毛泽东的第一解诗人”
郭沫若和毛泽东二人之间的交往，更多也更显密切的是对于他们自己诗作的切磋琢磨。这是因为他们二人都是杰出的诗人。诗，为他们提供了密切交往的基础。
他们在一起交谈诗学，切磋诗艺；在诗学中论时事，谈社会，又在人生万象和世间哲理中寻找和发掘艺术真谛，而更多的是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琢磨、诠释和讲解。
这一切，也为政界和文艺界留下了趣谈和佳话。
前已说过，毛泽东最早公开发表的一首诗（词）是他作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发表的时间是1945年11月重庆谈判刚刚结束。当时重庆的《新民报·晚刊》发表是根据传抄，并未得到作者的同意。但诗既刊出，一时轰动了整个山城。
人们由此开始认识到这位共产党的领袖原来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当时，围绕这一首词，各种政治面貌的人做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郭沫若针对一些人的蓄意曲解和恶意歪曲，就曾挺身而出着文给予正确阐释，并且用该词原韵填词二首，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他对毛泽东的崇敬和理解。应该说，这是郭沫若和毛泽东在诗词创作艺术的海洋里（但当时也是在政治的风浪中）最早的神交。
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的18首诗词，并有他给该刊主编及其他编委的信。当时也引起全国轰动，一时各地书店门前排队购买《诗刊》，成为壮观一景。接着，1958年，他又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蝶恋花游仙》词（后改题《蝶恋花·答李淑一》）和《送瘟神二首》（后改题《七律二首·送瘟神》
），时值国内处于大跃进热情高涨和文艺界正热烈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二革”创作方法的时期，毛泽东的这三首诗词，更为国内人民的高涨热情增添了催化剂。
就在毛泽东发表《蝶恋花·答李淑一》后不久，郭沫若立即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中，重点分析了毛泽东的这首词。他说：
这词的主题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在宣扬革命。从这里可以看出：（1）革命烈士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2）革命家抱有革命的乐观主义，对于革命的关心是生死以之的；（3）抱有正义感的群众（吴刚和嫦娥）对于革命和革命烈士是怀抱着无限的尊敬和同情的；（4）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应该像同志一样，亲密无间。这些思想仅仅用六十个字便把它形象化了。这里有革命烈士（杨开慧和柳直荀）的忠魂，有神话传说的人物，有月里的广寒宫和月桂，月桂还酿成了酒，欢乐的眼泪竟可以化作倾盆大雨，时而天上，时而人间，人间天上打成了一片。不用说这里丝毫也没有旧式词人的那种靡靡之音，而使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气也望尘却步。这里使用着浪漫主义的极夸大的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主题衬托得非常自然生动、深刻动人。这真可以说是古今的绝唱。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最好的典范。
这一段话，除了有的词句稍嫌绝对，总的说来，对于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认识和分析基本上是切合实际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浪漫主义诗人的郭沫若对于浪漫主义诗人的毛泽东，他们的思想情绪是容易沟通的。
不过，郭沫若诠释毛泽东的诗词，有时也不一定恰当，免不了有主观臆测强加解释之嫌。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对《七律·送瘟神二首》中其一的解释。他开始在回答《诗刊》编者问时，对“坐地巡天”和血吸虫卵的孵化问题有所穿凿和遗漏，不久发现自己所答不妥，便又立即着文《坐地巡天及其他》予以纠正。在这篇文章中，他坦诚地说：“我发现有两处不妥的地方，须得由我自己来改正，免得以讹传讹。”
关于“坐地巡天”的问题，郭沫若原先解释说是指地球的自转和公转，是指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每天都可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当然是对的，但又进而解释说，这主要是指“坐在地上不劳动的人，或者整夜不睡觉贪图欢乐的人，在天空中的逍遥游”；还牵扯到周穆王八骏周游、唐明皇畅游月宫的故事。这就未免过于穿凿。因为，只要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可以“坐地巡天”，并不是只有那些游手好闲的人。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他在1958年10月25日致周世钊的信中就说：
坐地日行8万里，蒋竹如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经约1万2千5百公里，以圆周率3。1416乘之，得约4万公里，即千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8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吗，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
诗人自己的解释当然更具权威性，因为那是他最原始、最实在的创作意图。郭沫若在意识到自己的强解后，还检查了自己“之所以生出这种不妥当的解释的原因”，那就是“拘泥在一个‘欢’字上，想在诗中求出‘欢’字来坐实。”最后他重新解释说：
至于坐地巡天的主体究竟是谁，细看全诗，实际是作者自己。第一人称主语省略，在诗中本是常事。作者在慨叹了血吸虫的为害以后，想象自己坐地巡天、遥看星河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前身是农民的牛郎（牵牛星），可能被问起故乡的情况，被问起瘟神是否还在肆虐。作者在想象的对话中这样回答：在牛郎离开人间的几千年中，时间之波尽管逝去，阶级社会悲者自悲、欢者自欢的老样子却一直继续着。但是这一切都是说过去。第一首诗的结束也结束了旧时代的景象。当作者看了《人民日报》的报道而“遥望南天”的时候，正如旭日临窗，春风也已吹遍了大地。六亿人民自己做了主人，这一群挥动铁臂银锄的舜尧终于赶走了瘟神，创造了幸福的新生活。他们虽然不是医学专家，但是团结就是力量，这个伟大的力量比之“华陀无奈小虫何”的前尘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应该说，郭沫若这一段诠释是比较切合诗的原意的。至于他对血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