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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岑多夫没有开口，他是外交官。自然明白这番话的含义。
“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我们不做出努力，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周润康敲了敲办公桌。“这不是你我的个人职责，而是身为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外交官的职责。是我们宣誓所要为之效忠一生的职责。”
“外长阁下，既然我们都是明白人，不妨直说。”
“直说的话，那就是，如果我们依然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纠缠不清，那么我们面对的将不是一场局部战争。”
奥尔岑多夫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表示明白周润康的意思。
“更重要的是，如果让军人来主导一切，肯定会天翻地覆，现在的世界格局肯定会发生重大转变。”周润康叹了口气，说道，“设想一下，如果出兵议案落实，我国将不可避免的绕过安理会采取军事行动。开了这个先例，意味着今后任何时候，有实力的国家都可以不把安理会放在眼里，随时可以为了本国的利益把安理会置之度外。显然，这同样不符合贵国的利益。”
“这么说，已成定局？”
周润康点了点头，说道：“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你应该明白，我国国内的局势非常复杂，主张战争的实力极为强大，还得到了众多利益集团的支持与协助，即便我们这些外交官做任何努力，都无法扭转大局。”
“我明白你的意思，更清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关键是，我们是否已经尽到全力。”周润康叹了口气，说道，“当务之急，我们必须维护安理会的权威。如果安理会形同虚设，那么外交官就将成为摆设，甚至会在重大事务中失去话语权。我们必须确保安理会依然有足够的影响力，因此我们得首先达成一致，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外长阁下的意思是……”
“我不抱太大的希望，我只是觉得，贵国保持沉默对我们双方都有益。”
奥尔岑多夫没有开口，不过神色相当严肃。
“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外长阁下，我不能给你任何正式答复，但是会尽最大的努力。”奥尔岑多夫知道，他必须表明立场。
“有大使先生的表态就足够了。”
“当然，我也希望外长阁下能够尽量拖延。正如你所说，如果外交家失去了在舞台上表演的机会，那么我们将面对更大的灾难。”
“这么会所，我们达成共识了？”
奥尔岑多夫点了点头，他是外交家，而且知道战争的危害有多大，更清楚中德开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等奥尔岑多夫离开，周润康才长出了口气。
事实上，周润康说的不是实话。
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外交本来就是尔虞我诈、相互欺骗，关键就看谁编织的谎言更具有蒙骗性。
国民议会的部分议员确实在推动出兵危地马拉的议案，只是两个主要政党的领袖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达成一致，也没有向席存瑞逼宫，因此暂时还不存在绕过安理会，单方面发起军事行动的可能。
关键是，周润康把这一切都当真了。
虽然奥尔岑多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他也没有察觉出这是个谎言。
除了周润康的演技出众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拖到最后，中国肯定会绕过安理会单独发起军事行动。主要就是，推动战争的并非中国当局，而是中国的利益集团，特别是军工利益集团。
对于中国的军火企业来说，这场战争的意义太为重大了。
说得严重一点，如果战争不在年内打响，到年终结算的时候，至少有半数的军火企业会因为业绩不佳而倒闭。
这意味着，将有数十万工人失业。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席存瑞的政府将遭到严重质疑。
要知道，在大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建设一直没有遇到大麻烦，民众对前几届政府都较为满意。增加数十万失业工人，意味着有数倍于此的民众失去生活来源，更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人希望席存瑞下台。
显然，做为政治家的席存瑞，绝不会拿民意开玩笑。
到这个地步，不管席存瑞是否在尽量避免战争，他都将在双重压力下，批准由国民议会通过的战争决议。
显然，奥尔岑多夫也明白这一点。
两位外交家都知道，他们必须跟时间赛跑。既然战争无法避免，就必须尽可能的降低战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身为外交官，自然以保护外交为主要目的。
说白了，就是维护安理会的权威。
要知道，安理会是外交家的舞台，而不是军人的舞台。如果这个舞台变得黯淡，那么外交家必然不再受到关注。
外交家失去了舞台，必将由军人主宰一切。
从某种意义上讲，外交家是军人的天敌，因为外交家的使命就是用非战的方式去解决矛盾与纷争，把战争关在牢笼里面，让军人永远无法获得建功立业的机会，也就让军人失去了存在的主要价值。
更重要的是，只要局势失控，受到战争威胁的不仅仅是危地马拉。
也许，在危地马拉，中德会有一方做出妥协，而且很有可能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德矛盾得到了化解，而是变得更加严重。那么，在下一次类似事件中，中德还会妥协吗？
总有一天，中德矛盾会全面爆发。
这就意味着，即便是军人，也不可能控制住战争的走向。
到时候，战火将吞噬一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在中德全面战争中成为胜利者。
显然，任何一名外交家都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
所幸的是，优秀的外交家都有足够长远的目光，也知道从根本做起，在威胁出现的时候就加以遏制比事后补救更加重要。
显然，奥尔岑多夫是一名优秀的外交家
第三十二章 总统特权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立场突然软化下来，对推动安理会做出决议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
只是，要在安理会获得支持，也并非易事。
不管怎么说，奥尔岑多夫只是一名外交家，而不是政策的决定者。更重要的是，危地马拉关系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核心利益，即便奥尔岑多夫的努力产生了效果，德意志第二帝国不动用否决权，也不等于不会让其他国家投否决票。这就意味着，中国依然得争取获得六个轮值国的支持。
可惜的是，周润康忽视了这一点。
十月十九日，新闻事件后的第七天，安理会进行了第一次闭门会议，并且就中国的出兵提案进行了第一次表决。
德意志第二帝国投了弃权票，而一直在中德间左右逢源的意大利也投了弃权票。
只是，让周润康意外的是，土耳其与希腊都投了否决票。结果就是，在十一个轮值国中只有五个投了赞成票。
显然，中国的出兵提案没有获得多数支持。
当然，这不是终结。
闭门会议结束前，周润康再次代表中国发出了出兵提案，并且要求安理会在恰当的时候进行投票表决。
显然，周润康做了第二手准备。
新的提案，在内容上做了小范围修改，而且换了个名字。
虽然安理会不会就同一个议案做两次表决，但是并没有限制就同一件事情提出不同的议案。
更重要的是，常任理事国的提案有优先表决权。
也就是说，只要另外两个常任理事国不出来捣乱，中国就能够一直发起提案，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
问题是，周润康也不是决策者。
虽然是闭门会议，但是安理会的表决结果根本不是秘密。
次日。中国国民议会就针对出兵危地马拉的议案举行了最后一轮辩论，并且订在十一月议会复会之后进行表决。
显然，席存瑞必须感谢中国的法定节日。
大战后，因为太多的军人退役复员，一下多出了上千万的社会劳动力，所以国民议会通过了好几项与节假日有关的法案，把主要的传统节庆都定为了法定节日。强制规定企业与政府机关必须给予员工假期。
显然，国民议会也不例外。
公历十月份。法定假日有两个，一是中秋节、二是重阳节。当然，某些年份，这两个节日不一定都在十月份。
所幸的是，一九六六年，这两个节庆都在十月。
这就意味着，十月下旬。国民议会要休会数日，到十一月初才会复会。
这让席存瑞获得了宝贵的机会。
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席存瑞逐一找各个党派的领袖进行了私下会谈，尽一切可能的争取国民议会能够给出最有利的表决结果。
席存瑞做了最大的努力，至于结果如何，他却没有半点把握。
原因很简单，国民议会议员都是不折不扣的政客，党派领袖更是政客中的佼佼者，而政客的话最不可信。
显然，如果席存瑞相信了政客的承诺。他就不配住进总统府。
十一月三日，国民议会复会。
虽然辩论已经结束，但是应几位主要党派领袖的要求，国民议会又进行了三天的特别辩论，即主要由政党领袖发言。
十一月六日，席存瑞抓住了最后的机会，去国民议会进行陈述演讲。
这是总统的特权，即在国民议会完成辩论。进行表决之前，总统有权对议案做最后的陈述。
上午，在席存瑞进行了陈述演讲之后。国民议会进行了暂时休会。
表决在下午进行，席存瑞借此机会。再次约见了几名主要政党领袖，提醒他们信守之前做出的承诺。
席存瑞的要求很简单，给安理会一些时间。
表决开始之后，席存瑞按照惯例离开了国民议会。
中国实行的是总统议会制，即总统是通过全国大选产生的，并不由议会推举产生，因此总统不是议员，在议会里没有席位。正是如此，总统无权参与议会的表决，还必须在议会表决时回避。
席存瑞只能返回总统府，等待最终的表决结果。
显然，这等待十分痛苦。
事实上，对重大议案的表决，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烦琐的事情。
虽然在技术手段上，已经可以提高表决效率，但是国民议会依然采取最为原始的表决方式，即举手表决。如此一来，就需要仔细清点表决结果，还需要反复审核，以确保表决结果真实无假。
某些时候，仅表决后的计票工作就要花上好几个小时。
如果表决结果的悬殊不是很大，肯定有议员提出重新计票，也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对投票表决进行统计与审核。
直到晚上九点，席存瑞才收到国民议会的表决结果。
一个让他非常失望的结果。
国民议会中，有三百四十七名议员对出兵危地马拉的议案投了否决票，但是有三百五十三名议员投了赞成票。
结果就是，该议案获得了国民议会的支持。
摆在席存瑞面前的选择只有连改革，一是在议案上签字，让议案变成法案，二是动用总统的否决权，让议案无效。
如果选择前者，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选择后者的话，席存瑞将面对更多的考验。首先就是，国民议会有权重新对遭到总统否决的议案进行表决。当然，总统有权连续三次使用否决权。问题是，在连续动用三次否决权之后，如果国民议会依然坚持通过遭到否决的议案，就将自动启动弹劾程序，而且对议案的最终表决，就是对总统的信任表决。按照中国的法律，只要国民议会坚持原有的表决，总统就将遭到弹劾。
席存瑞非常清楚，如果他选择后者，遭到弹劾的可能性非常大。
显然，于己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