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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朱守殷案发，安重诲借机派出亲兵，到任圜家里假传圣旨，污蔑任圜与朱守殷合谋，逼他自尽。
据说任圜死时相当镇定，将全族人聚集起来，吃酒，酣饮，然后赴死，史称“神情不挠”，神情一点都没有服气的样子。
如此剪除政敌，天下人知道的，没有不为任圜喊冤的。端明殿学士赵凤就哭着对安重诲说：“任圜是义士，怎么可能做叛逆的事！公滥用刑罚到这等地步，如何辅佐国家啊！”安重诲也觉得这事可能做得过了，有点懊悔。
任圜的个人悲剧原因之一是对“礼”的忽略。
君臣交往、臣臣交往，也需要规则，“礼”之义理甚重，按照规范交往，主体间互相保留一种应有的程序性敬意，是豁免危机的习惯法保障。违背“礼”之交往规范，对邦国、对共同体、对个人，都是不祥之兆。儒学论“礼”，很大程度是在提醒士君子，在沟通与交流中，互相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则。因此，儒学论“礼”，究其实，是内在地含有“理性之爱”的。任圜负气任情，没有按照传统之“礼”约束自己，在“节制”与“当位”的“礼”之方向上，掉以轻心。这样就让他人有所忌惮，小人安重诲一旦动了杀机，就会酿成悲剧。违背“礼”而酿成的悲剧，不仅是帝制时代的，也几乎是所有时代的产物。
任圜与安重诲的御前激辩，其实就是“廷争”。这种“廷争”，在大宋时代得到习惯法保护。大宋时代的御前会议，臣臣之争，有时会更激烈，以至于有人会当面要求帝王“斩杀”对方。很多时刻，这是一种“廷争”中表达愤怒的言辞。但大宋时代，圣贤辈出，士大夫都在孔孟之道的教化下，以圣贤气象砥砺前行，故不论多么激烈的“廷争”，很少有事后的打击报复，更少有“廷争”之后，像安重诲这样直接诉诸杀戮。这是“赵匡胤时代”以来，由太祖太宗和文武大臣们共同推演的一种“习惯法”。没有人愿意身负道义败坏的丑名。荣誉感激励着大宋时代的文化贵族。任圜如果活在大宋王朝，不会有这样的个人悲剧。
据此，又可以看出：“礼”，是有道邦国的规则。在无道邦国，是“礼崩乐坏”的。但也正因为无道邦国，“礼”的缺席，人人诉诸丛林原则，于是，有邦国悲剧，更有个人悲剧。
任圜善言谈，待人真诚，为时人所重。他算是儒生，但带兵打仗时也有凌厉的一面。早年他曾跟随李存勖与后梁军大战，获得胜利，李存勖还表扬他：“仁者之勇，何其壮也！”
任圜在李存勖麾下时，还曾带兵讨伐河北真定的成德军。成德军的守卫张处球，从他父亲那时起，就在扼守大藩，多年来抵抗王师，双方都有损失。任圜不忍看到兵锋所过血雨腥风，就多次以人生祸福之道晓谕成德守卫。张处球也知道兵败被围，早晚是死路一条。于是登上城楼呼喊任圜道：“我城中兵食俱尽，但因为长久抵抗王师，万一投降你们，恐怕没法解释。那时还得是个死。公哀怜我，给我指示一条生路吧！”
任圜很真诚地回答他：“按照你的先人反叛事考察，固然是难以宽恕，但惩罚不会到子嗣身上，按理，你，可以从轻处罚。但现在不同了，你先人之后，你也拒守多年，并且伤害我军的大将。现在你已经穷途末路，这才来跟我们谈投诚。按照你这个罪过，真话说，你很难幸免于死。但是坐而待毙，跟伏法待命比较，哪个更轻一点呢？你可以自己去想。”
张处球听到这番话，知道结局已经不可避免，就流着泪说：“公言是也！”
于是派遣他的儿子送上了投降书。时人都称赞任圜没有欺骗张处球，所言都是君子义理。成德军城破之后，张处球虽然被处死，但全镇人民得以保全，史称这是任圜的功劳。
由安重诲一手制造的任圜悲剧，让人痛惜。
藩镇问题的“前驱”
但安重诲也有凡人不到的高明之处。
李嗣源不通文墨，奏章之类都要安重诲来读给他听，后来又要安重诲给他读儒学经典和历史典籍，安重诲自己也没有多大文化，于是上奏说：“臣只知道以忠诚之心侍奉陛下，现在得以掌管朝内机密事务，有些事还粗粗知道点；至于说到过去的事，那不是我能达到的。希望陛下效仿前朝的侍讲、侍读，近代的直崇政、枢密院，选一些有墨水的大臣来处理这些事，以备应对。”他主张引进文职大臣，还特别开设端明殿，招纳了不少读书人。由此可见，他也有期待天下由藩镇跋扈走向文治的愿望。
李嗣源践祚不久，就任命安重诲“兼领”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在湖北襄阳）。所谓“兼领”，就是人在朝中做官，但可以挂一个节度使的军职。安重诲则认为襄阳地方重要，为水陆要冲，应该有正式的统帅，不当兼领。所以他坚决推辞不做，将这个职务让给他人。李嗣源很欣赏他的这个意见，同意了他的请求。安重诲不谋求藩帅这个军中实权，这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品质。
安重诲杀人不眨眼，但他一旦看明白事实，也有救人一命的当下理性。
明宗李嗣源虽然待人宽厚，也温和，但也时常会动杀机。有一个马牧军使，相当于负责管理战马的后勤部长，他养的马总是很瘦弱，而且常有死亡。明宗论他的罪，认为应该处斩。安重海就劝谏他说：“陛下这样做，会让天下人认为朝廷因为马的缘故而杀人，这是‘贵畜而贱人’啊！”
明宗认为他说得有理，赦免了这位后勤部长。
明宗还曾令一个回纥人完成使命后回国。这个回纥人到达甘肃醴泉县时，因为地方很偏僻，很少有人来，平常也没有备多余的马匹，正好仅有的马匹被县令骑出去打猎了。以至于回纥人等着马回来，耽误了行程。明宗知道这个事后，大怒，要将这位县令绑到京师来问斩。安重诲认为法不当诛，极力劝谏，这个县令最终免予一死。
这些都算是安重诲的德政。
安重诲还有一个政治举动，可以见出他的格局不简单。
他想“削藩”。
时任西川节度使的孟知祥、东川节度使的董璋，二人蓄谋已久，不服从中央调度。安重诲应该是最早看出这二位心存“异志”的人物。他趁两位川将更换戍守将士的机会，开始安插朝廷的派出干部，并逐渐缩小二人的管辖地盘。但他做得不够策略。他给孟知祥派出的监军，被孟知祥杀掉。孟知祥的理由是：天下藩镇从无监军。安重诲将东川的阆中分出来，设立军事要塞，史称保宁军，又任命亲信去充任保宁军节度使，但也被董璋杀掉。
站在历史的后面来看，安重诲的意图十分清晰，就是要解决后来赵匡胤要解决的藩镇问题。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此类历史故实，应该对赵匡胤有警觉作用。老赵最后解决藩镇问题，全然不用这个套路。老赵不去硬拼，不去死磕，他用源于个人智慧的“杯酒释兵权”策略，获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看，说安重诲是大宋解决藩镇问题的“前驱”，虽不中，当也不远。
更有意味的是，安重诲在藩镇问题上有着不凡的预知能力，或者说政治洞察力。这事跟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有关。
弹劾李从珂
李从珂这时在做着河中节度使（治所在山西永济县）。安重诲看出李从珂不是李嗣源亲生，犹如李嗣源不是李克用亲生一样，作为“养子”，手握重兵，是有危险的。为了削除国家隐患，安重诲准备不惜冒险一试。
为了解决李从珂，安重诲多次在明宗前说李从珂的坏话，但不奏效。李嗣源还是很喜欢这个养子的。
于是，安重诲走出了一招险棋。
他假造明宗圣旨，“谕令”河中衙内指挥使杨彦温驱逐藩帅李从珂。杨彦温实在是一个没有什么见识的人物。他接到来自枢密院的这份“诏书”，也有怀疑，但他不懂得如何更智慧地处理这桩大事。就在一个初夏的日子里，李从珂到附近一个叫黄龙庄的地方去阅马，他号令城里诸军占据了各个城楼城门。李从珂回来已经无法入城。
李从珂很纳闷，想想他一直待此人不错。杨彦温在后梁时期不过是一个小校，后唐庄宗时，也不过做个裨将，明宗时，不过做河中副指挥使，李从珂做河中节度使，奏请朝廷，让他做了衙内都指挥使，相当于省军区办公室主任。好好干，还可以跟着继续提升，这是怎么啦？于是，他命人叩门，并质问杨彦温说：“我一直待你很优厚，你怎么能这样做？”
杨彦温回答：“我彦温不敢对您负恩，实在是受枢密院的宣示，请您入朝。”
李从珂当即明白这里有鬼。于是暂时驻扎在附近，赶紧派出精明使者把情况向朝廷汇报。安重诲没有截住使者，明宗知道了情况，问安重诲：“杨彦温怎么能说让李从珂入朝呢？我没有让他入朝啊？”
安重诲见势不妙，回答说：“这是恶人杨彦温胡说！应快派兵征讨他。”
明宗有了怀疑。于是想把杨彦温诱来讯问真情，便下诏，调杨彦温为绛州（今属山西）刺史。但安重诲不同意明宗这个意见，坚持要派兵攻打杨彦温。明宗这时虽然对安重诲已经有了疑心，但还是愿意以一种优待方式稳住他。于是接受他的意见，派大将索自通、步军都指挥使药彦稠统兵讨伐。
行前，明宗指令药彦稠：“我要活着的杨彦温！我有话要问他！”
显然，明宗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这应该就是怀疑安重诲的开始。
然后，又召唤李从珂入朝。这也是一个胜负手，如果李从珂不入朝，那八成是有了反意；如果能入朝，事情当有蹊跷。李从珂已经判断出是被安重诲陷害，于是赶紧入朝进行表白。
但李从珂来到洛阳后，李嗣源责令他回自己在京师的府邸，暂时拒绝入朝请见。李嗣源似乎有意在等待杨彦温的到来，了解事情真相，暂时不理李从珂，也是做个姿态给安重诲看。
药彦稠率兵攻河中，五日攻克。但他却给明宗李嗣源送来了杨彦温的人头。李嗣源大怒，但已经没有办法。
当时就有一种议论认为：后唐明宗时，四海安静，恬然无事，兵戈已息，而河中又不是边郡，更靠近国门，一个小小的衙内指挥使，怎么敢如此狂悖，向帝国挑战？于是，舆论都认为这是安重诲弄权，因为他嫉妒李从珂的威望，所以巧做安排，但最后还是没有达到目的。至于杨彦温，不过愚蠢地被人嗾使，所以惹来杀身之祸。
此事似乎不了了之，但安重诲以此为契机，希望能够罢免李从珂的节度使。并暗示明宗，杨彦温之所以“造反”，实在是李从珂失职，应从重处置。只有这样做了，才算是拔本塞源，杜绝后患。
但明宗不同意处理李从珂。
安重诲要扳倒李从珂的意志十分坚定。他开始暗示大臣冯道、赵凤，要他们奏请李从珂失守河中，应该加罪。
李嗣源听后对这二位大臣说：“吾儿从珂被奸党栽赃，到现在还没有弄明白是非曲直，公辈何为发此言论？意思是不想让我儿在人间待下去了吗？我看这不是公辈的本意啊！”
冯道、赵凤惭愧而又惶恐，匆匆退下。
但安重诲还是继续鼓动他们弹劾李从珂。赵凤已经有点相信安重诲了，也能感觉到李从珂手握重兵对社稷未来安全的影响，于是，再一次提起弹劾。
明宗看着他不说话，不回应。
第二天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