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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绛呼叫道：“陛下以铁券诏臣，恕之以不死。今以微罪一旦见杀，千古之下且彰陛下之无信！”
赵匡胤说：“朕为龚慎仪杀贼而已，何负于卿！”
按《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枢密使曹彬曾上言极力保奏卢绛，说此人骁勇，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可以赦免他不死。但是赵匡胤说：“卢绛状貌酷类侯霸荣，安可留也！”
两种说法有异。但前说有“丹书铁券”，自不当杀；后说就因为长得像投降大宋又背叛大宋的北汉将军侯霸荣，就杀人，更属不当。卢绛冤。
七、庇护亲族法不公
赵匡胤的太太孝明王皇后，有个胞弟名王继勋。最初为内殿供奉官，后来做到虎捷左右厢都虞候，领彭州防御使。王皇后是个深明大义的女子，但这个兄弟是一个带有精神病性质的恶人。他在西京（洛阳）做官时，曾强行购买民家子女做奴仆。这倒也罢了，更可恶的是，这些女仆稍稍有点让他不满意，就被杀掉。杀掉也罢了，尤为可恶的是，被他杀掉的人，还会被他吃掉！吃人，也罢了，还要“脔割”了吃，也就是一块一块割下肉来吃！吃人后，他倒是吐骨头，然后用小棺材装上死人骸骨，抛在野外。被他买来的女仆实在是比屠宰场的牛羊下场还要糟。史称这样的女仆，被他杀了一百多人，以至于到他门下来买卖女仆的中间人和棺材铺的老板，要频繁出入于他的府邸。他住在深宅大院之内，外人不晓他的酷虐残忍。直到有一天，他府邸的围墙坍塌，侥幸没有死的奴婢纷纷逃出，跑到宫中来告状，赵匡胤这才知道有这么一个罪恶滔天的小舅子。
赵匡胤很爱他的王夫人，但这一年王夫人年纪轻轻就病死了。小舅子又惹了这么大的祸事。老赵对他的处罚是：削夺官爵，勒归私第，令甲士看守软禁。不久，又下诏将其流放登州。但是还没等他到达登州，又下诏赦免，改右监门率府副率。右监门是宫禁亲兵十二卫之一，率府率是侍卫军中负责山泽土产的官员。王继勋那么大的罪恶，不但没有正法，还给官做，虽然降级使用，但那一百多冤魂如何安息？
这个王继勋又被分到西京做官，而且再次犯法，史称太祖还是因为王皇后的缘故，只是对他给予了“薄责”。
王继勋故实，是圣君管理下的经典案例。这个案例证明了：无论多么优秀的圣君，如果没有司法的独立和公正，都将无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圣明如赵匡胤，也不例外。赞美圣君，必须看到圣君治理的有限性。
这个叫王继勋的凶妄罪犯，直到太宗赵光义时代才被正法。赵光义将王继勋捉来，同时还逮捕了从事女仆买卖的中间人，甚至还有一个跟王继勋来往，也曾吃过人肉的和尚。
王继勋仗着与皇后的戚族关系，还经常挟势凌蔑将帅。一般人都躲开他，不与他争。但有个大将马仁瑀不吃他这一套。逢到他倨傲待人时，就与他奋争对抗，甚至急眼了还捋胳膊挽袖子要揍他。王继勋因为害怕他的勇猛，只好略微屈让，但是过节越来越深。有一次，老赵要到郊外“讲武”（军事演习），两人都受诏到郊外。他们觉得这也许是个机会，各自命令自己的部下，到时候借机灭了对方。俩人还做了准备，到市上私自买了白蜡杆，准备械斗。老赵得到这个情报，下诏“讲武”取消，还将马仁瑀出放为外官，对王继勋则不做任何处理。
马仁瑀做瀛州防御使时，他的侄子因为醉酒而误杀平民，按律当死。但是苦主爱戴马将军，也知道此案是醉酒误杀，于是来为马仁瑀侄子求情，说是“误杀”可以“过失伤人”论罪即可。马仁瑀说：“我为长吏而侄子杀人，这是他恃势恣横，不是什么过失。我岂敢以己之亲而乱国法哉！”于是令有司“论如律”，按照律法处理。对被杀的民家，还给以布帛，由他出资为之棺敛。
在处理王继勋的公正方面，赵匡胤做得还不如马仁瑀。
《太祖誓碑》
老赵有千错万错，却有一项亘古未见之德政，令大宋在本质上脱略了五代乃至历史上的种种野蛮军政，进入了文明世界，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了不起的政治和思想的增量贡献，给大宋带来了恒久的光荣。这就是《太祖誓碑》。
按宋陆游《避暑漫抄》，关于“誓碑”的来龙去脉大略是：
赵匡胤践祚第三年，秘密镌刻了一个石碑，立在太庙寝殿的夹壁室内，谓之“誓碑”。“誓碑”用销金黄幔遮蔽，夹壁室门钥封闭甚严。并诏敕有司：从此以后，天子岁时祭祀，及新天子即位，到太庙礼毕后，要由有司奏请恭读“誓碑”上的誓词。届时，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小黄门侍者跟从，其余的侍从一律站在远处，不得窥见。这时，皇上要到“誓碑”前，拜跪、瞻仰、默诵，完毕，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皇上在此有何誓言。从此以后，历代帝王都要按此行事。
一百多年，没有人知道“誓碑”的内容。直到靖康之变，兵乱中，太庙各门皆洞开，才有人得以窥见“誓碑”。
据说，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
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南宋高宗赵构因为起于仓促，没有见过这个“誓碑”。《宋史·曹勋传》说，靖康末（1126）金灭北宋，武义大夫曹勋随徽宗北迁，徽宗还嘱托曹勋，日后若有可能回南方，可转告高宗：“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也说徽宗“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王明清《挥麈后录》也说“太祖誓言，得之曹勋”。曹勋终于有机会从金国回来，他见到赵构，带来了徽宗的帛书和寄语，告诉赵构关于“誓碑”的内容。所以，自赵构开始的南宋，也继续了太庙的盟誓。大宋十八帝，都受到了“誓碑”的绝对制衡。
但这三条内容，有不同说法，清王夫之《宋论》说，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
一、保全柴氏子孙；
二、不杀士大夫；
三、不加农田之赋。
大宋立国，非贵族上位（这方面与大汉很像，刘邦也不是贵族），但它依然造就了前所未见的政治文明。我倾向于认为：时势造英雄，但英雄也造时势。大宋的“文明时势”，即由赵匡胤“英雄人物”所造就，其中至大之功，是“誓碑”。没有“誓碑”，就没有大宋三百二十年的“文明时势”；就像没有杰斐逊，没有《独立宣言》，就没有美国的大格局，没有孙中山，没有《建国大纲》，就没有中国的新格局一样，没有赵匡胤，没有“誓碑”，就没有大宋的“文明时势”。制度之建构，源于种种合力，在很多历史时刻，是圣人、大贤、智者、英雄个人的作为，推动了制度的建构。
保全柴氏子孙
为何“保全柴氏子孙”？
因为柴氏“无罪”，老赵得到的大宋乃是由“逊周”而来。但历史上那么多杀戮前朝元首，以便斩草除根的故事，老赵为何不去做？此即去往代戾气，养天下和气。老赵有“天下目标”。他听闻、看到、亲历的梁唐晋汉周，戾气太深重了。培育国脉，养成一点祥和之气，“胜残去杀”，须有“英雄手段”。这是真的“强者”的“宽容”。
而历届宋帝也确实待周氏后人不薄。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一条专说“宋待周后之厚”。
宋太祖迁周恭帝及符太后到西宫，易其帝号曰郑王，太后曰周太后。但同时为后周在洛阳建六庙，派出官员迁移神主牌位，命后周过去的宗正（管理皇室和太庙事宜的官员）按时祭享。又派遣工部侍郎按礼数到后周太祖和世宗的陵墓拜谒。开宝六年，郑王柴宗训病逝，老赵穿了素服为之治丧，辍朝十日，谥号曰恭帝，将陵墓放在世宗的陵墓之旁。
宋仁宗嘉祐四年，下诏取《柴氏谱系》，在柴氏诸房中推年纪最长一人，要他按岁时奉祭周祀。还录用周世宗的从孙柴元亨在宫中供职。又下诏：以后每次郊祀，都要录取周世宗后裔子孙一人为官。至和四年，封柴氏后人柴咏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祭祀，并给西京洛阳的周庙祭享器服。
神宗时，录取周世宗的从曾孙柴思恭等人给予公职。熙宁四年，崇义公柴咏致仕，子柴若讷袭封。
徽宗时，再一次给后周恭帝的后人赐官，为宣教郎，监周陵庙，并规定世世代代“为三恪”。所谓“三恪”，就是本朝奉前代三朝的子孙为王侯，表示他们是本朝的客人，不是臣子，“恪”，有“敬”的意思。这是古来“兴灭国，继绝世”的礼制规定。三千年前的西周王朝成立后，以周之前的舜后陈国、夏后杞国、殷后宋国为“三恪”；后周则以后唐、后晋、后汉的后人为“三恪”；大宋曾封隋、唐、五代后裔，并吴越、荆南、蜀汉等国后裔为官，主宗庙祭祀，也是“三恪”的礼制延续。这类做法体现本朝“宽容”之义，同时显现视前朝为正朔，从而本朝也为正朔的意思。宋徽宗的做法，就是承认后周为正朔，这对在世的柴氏后人是极大安慰。从历史文化有机性考察，这也是将本朝纳入历史长河的一种法统安排，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一种历史连续性。历朝历代，无论优劣，皆在这种连续性中。是光荣是丑陋，都在时间的流动中，不可分割，不必截断。历史，很早就开始了，因此，不必“历史从我开始”。就这个意义言，“三恪”之礼，意义重大。
大宋南渡后，高宗也不忘柴氏后人，还特意选柴家的长者袭封崇义公。
南宋理宗时，又诏周世宗八世孙、承务郎柴彦颖袭封崇义公。
赵翼对此评论道：“此皆见于《本纪》及《续通鉴长编》者。盖柴氏之赏延直与宋相终始，其待亡国之后，可谓厚矣！”这些都是见诸《宋史》中的《本纪》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录。于此可见，对柴氏的恩赏一直与大宋帝国相终始，大宋对待亡国者的后人，可以说是很优厚了。
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五代以来的诸帝亡国之后，几乎都没有后代；只有大帝柴荣的后代，历宋三百余年，世袭不断，与五代诸帝比较，应该是最幸运的，因为，逊帝柴宗训，遇到了千古一帝赵匡胤。
不仅如此。赵匡胤还由柴氏后人，推及其他亡国者的后人，也给予了很优厚的待遇。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说大宋与诸国“角力而灭其国”，从不“猜防疑忌而至于杀戮”，这是大宋独有的特色。
湖南周保权投降，授千牛卫上将军；
荆南高继冲纳土，仍令镇守其地；
南汉刘鋹被擒，仍封恩赦侯；
孟昶既降，赐第京师，封秦国公；
南唐李煜城破始降，封违命侯；
……
赵翼对此评论道：
统计诸降王及诸降臣，无一不保全者！此等僭伪窃据之徒，归降本非素志，况新造之邦，民志未定，国势易摇，岂能一无顾虑？乃其主皆赐第京师，居肘腋之地，其子弟臣僚又皆分职州郡，掌兵民之权，而庙堂之上不闻操切猜防，入仕新朝者，亦帖然各效其勤，无反侧不靖之意。于此见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