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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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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价值判断;而肯认与否,则是读史或治史的价值判断。

延伸我这个意思,还可以说说我的另外一个观点:道德律令,作为价值观,具有千年不变的性质。同一种道德、价值观,无“进步”“落后”之分。譬如,古人的“廉介”,今人有此价值观,不会比古人更“进步”,也谈不上什么“更高境界”。“廉介”,就是一种相信个人操守可以自由选择的行为。

这里可以说一个故实。

后汉时,有一个朝廷小官,名叫赵惟则。乾祐年间,他在京师汴梁租一套房子,居住一年左右,来了个老头叩门。说是曾经做过这间宅子的传达室主任,说当初后晋末年,契丹进犯,占领京城时,这家宅子的原主人,深夜掘地,藏金银好几瓮。但兵火之后,故主去世。到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些财货藏在哪里。老头的意思是,他可以告诉赵惟则,金货在哪里,取出来以后,可以赏赐给他一点。赵惟则一向以廉介自励,闻听此言,不禁愕然。他很想责备老头,但又觉得那样未免做作。廉介,不是可以用来批评他人的外在尺度,而是自我修炼的内在道德。于是,赵惟则说:“甚善,甚善。宝物岂可容易而得,你不要多言,等我找一个吉祥日子,召你来取。”老头走后,赵惟则对家人说:“我平生不以货财自污,今日一旦做这个事,亵渎一世清名,耻辱就太大了!这个宅子不可以再居住了!”

第二天,全家搬走。

至于他走后,财货如何,这不是他要关心的问题。那只有任他人去处置,我赵惟则做好自己就是。

无道之财,君子不会动心。这正是孔子儒学所讲述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圣贤本义。有谁会对无主之财不动心吗?赵惟则就不动心。这是“廉介”的一个起点,也是“廉介”的一个终点。就价值而言,“廉介”有独立方向。承认或不承认这类“廉介”是一种值得推许的价值,就进入了个人选择。

我当然知道这个故实在道义沦丧之际会被犬儒主义者怎样讲述。但这不是我愿意关心的向度。我想说的是:道德,譬如“廉介”,没有“进步”“落后”的分别。赵惟则的故实,如果发生在今天,在大不列颠,在以色列,在中国台湾,那境界,也是一种“廉介”,并不比千年前“进步”,当然,也不比千年前“落后”。它就孤独地存在着,向愿意理解它的人昭示着什么是“廉介”。

赵惟则的案例,“见之于行事”,而非“载之于空言”,所以,它是一个故实,一个涵容了意义的故实。这样的故实,本书中比比皆是。

我相信讲述它,是一种价值判断。有价值判断,尔后,有思想史。

我想说:我的书,事实上乃是一部思想史专著,尽管我在“讲故实”。

历史现场

我穿行在一个个历史现场,“重新思想”故实中人物的感觉和经验,仿佛亲身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十年。

敲下第一行字后,我就有了“亲历者”这个历史感觉。

《赵匡胤时间》可以是一个“亲历者”在“重新思想”吗?

让我说一个故实来解释这个意思。

后周大帝柴荣在征讨契丹的路上,在秘书呈上的四方文书文件中,发现了一个“韦囊”,也就是用熟牛皮制作的口袋。这个熟皮口袋里装着一个木板,木板上写着几个汉字:“点检做天子”。那时,柴荣的大表姐夫张永德正好做着后周帝国的“殿前都点检”。柴荣怀疑张永德,改任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后来的事人所熟知,赵匡胤有了大宋帝国。

这就是“大宋帝国”的逻辑起点。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大宋帝国,它的逻辑起点,源于公元959年这个“熟皮口袋”事件。

把这个“熟皮口袋”讲述成三百年大宋王朝的起点,想必会有人不同意。你当然可以说,后周太祖郭威的澶州兵变是陈桥兵变的预演,因此可以视为大宋王朝的隐秘起点;或者也可以说,后周柴荣的忽然早逝,这个偶然事件给了赵匡胤一个机会,使之成为大宋帝国的历史起点;甚至还可以说,是大宋第一谋臣赵普与诸军将士在陈桥的“阴谋拥戴”,才有了后来“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宋太祖,因此才算是大宋王朝的实际起点;等等。

你我落在千年时光之后,在寻找大宋王朝最初的直接机缘时,需要一个逻辑。

“赵匡胤时代”不同于“大宋帝国”。

“赵匡胤时代”也需要一个逻辑起点。

我认为这个起点可以是赵匡胤的出生之年,公元927年。

从927年之后,到960年之前,为老赵所亲历的五代中后期乱世。960年之后,大宋建立,他所亲历的乱世开始和平长入新朝,于是,有文化转型,有拨乱反正。有意味的是,老赵并没有砸烂旧世界。他甚至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兴利除弊”。五代以来的所有弊端,都是在士庶有所要求、朝廷有所感觉、老赵有所知晓的前提下,一个一个(!)而不是一批一批地做着自我更化。与一般印象不同,五代乱世沉淀下来的政制,老赵几乎全面继承下来。他不会为了“兴利除弊”而“兴利除弊”,以此换取士庶一时的快意或拥戴。他期望的天下是那种尊重传统以及依靠自发秩序的久远的安定。朝廷没有必要主导或推动天下的“发展”,只需要瞩目于当下,根据已有的国力,从容地看守圣贤大义、先人经验。至于共同体之间的各种文明展开,大宋帝国有的是时间等待,并相信时贤的推演,自有轨迹,不劳朝廷多事。

历史逻辑

南宋朱熹时,有人称颂太祖说:“汉高祖和本朝太祖有圣人之材。”并以为“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所以能易乱为治”。朱熹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解释说:

“不然。太祖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纲都不曾理会,却纤悉于细微之间,所以弊也。”(《朱子语类》)

历史上评论赵匡胤,可能有种种赞美,但我认为,朱熹这段话,是对老赵最为公允精当的赞美。他看到了老赵的根本,那就是古典保守主义精神。

当然,你也可以界定“赵匡胤时代”就是“大宋帝国”的逻辑起点,二者可以重合,或者你也可以说,整个五代史,从后梁朱温建国开始,都可以算作“赵匡胤时代”,等等,但这样一来,那就是你的讲述,而不是我的讲述。我相信如果是你的讲述,一定会有另外的逻辑或发现。千年时光,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它已经预先埋伏了无数可能性。但现在由我讲述“赵匡胤时代”,就有了绝大的自由,来确定一个起点,作为历史逻辑的开始。

历史的解释因人而异——近代以来的历史哲学已经说清了这个问题。

不存在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只存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蒙森的《罗马史》、勒费弗尔的《拿破仑时代》,以及孔夫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陆游的《南唐书》、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等等。如果不是修昔底德,而是蒙森,来写“伯罗奔尼撒史”,今天的读者看到的就会是另外的“历史现场”;如果不是徐中约,而是其他什么人,来写“中国近代史”,读者也将会获得不同的“历史感觉”。

中国历史文献记录中的“歧异”,往往需要后人反复“考异”“考辨”,那原因,也是因为出自不同人(!)的记录,而出现了历史文本的不同。这是一个经验事实。这一事实涉及一门艰涩的学问——历史哲学。我想老老实实地告诉愿意读我书的朋友:这是我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的“赵匡胤时代”,显然,这不一定是他人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的“赵匡胤时代”。但是假如你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我的“赵匡胤时代”,我会很愉快。千千万万的文本作者都有一点小小的虚荣:寻求自己的知音。我也不例外。

历史,作为过去的事件,确实存在着“事件的外部”和“事件的内部”这样可以感觉到的经验事实。

我可以把这个看似艰涩的历史哲学问题说清楚。

譬如,凯撒大帝带着一拨人马渡过了卢比康河,或者,凯撒大帝的血在某一个时刻流在了元老院的地面上。这类可以用他们的身体和运动来加以描述的事务,就是“事件的外部”。凯撒大帝对罗马共和国法律的蔑视,或者他与谋杀者在罗马宪法政策间的理念冲突,则是“事件的内部”。而人物的“行动”则包孕了事件的内部和外部。

那个我所钦佩的历史哲学家R。 G。 科林伍德先生,很早就解释了这个关系。他在名著《历史的观念》中宣称:历史学家对凯撒大帝渡过卢比康河感兴趣,实在是在于这件事和共和国的法律有关系;历史学家对凯撒大帝流血感兴趣,实在是在于这件事与一场宪法冲突有关系。历史学家应该注意到“行动”背后的意义。但是这样还不够,还需要“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去辨识出其行动者的思想”。意义,可以被讲述者重新赋予。

“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这句话预示了两个重要意见:做一个“亲历者”;这个“亲历者”要“重新思想”。

如果我的读者看明白了这一段话,就会懂得科林伍德的著名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关于历史哲学问题,我还有机会慢慢讲述,尽管也许还不过是零星的讲述,本书不是历史哲学专著,而是一篇“历史大随笔”。这个体裁限制了我,它适合于“讲故实”而不适合于“讲哲学”。

亲历者

“讲述者”冒充“亲历者”,源于根据“故实”而展开的想象。“故实”是这位“讲述者”或“亲历者”的观察对象。因此,“讲述者”或“亲历者”更合适的“职务职称”也许是“观察者”。

我似乎曾经置身于千年之前,曾经有过与那些人物的“沟通与交流”(这是一个社会学名词),我就在他们之间,踉踉跄跄地跟着他们、看着他们、品味他们、评价他们,更主要的,观察他们……

观察中,我能感觉到大将曹翰血洗江州时,空气中散发出来的血腥气;感觉到阳城大捷后,将士们抖动盔甲时,散发出来的浓重的汗臭味;江南和川蜀的深宫,随风飘过了女人们特有的脂粉香,一直飘荡到我的书案前。甚至有了幻觉:那个绝世美人小周后竟然投给我一个浅浅盈盈的微笑,而传说中的花蕊夫人则用一种哀怨憎恨的眼光狠狠地剜了我一眼……

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的狂笑、后晋皇上石敬瑭的叹息、南唐先主李昪(音便)临终前的忧惧、后蜀伪帝孟昶(音厂)立于船头悲悲惨惨的涕泣、后周大帝柴荣一身戎装的英武之气、赵匡胤酒后的黑红脸膛,也都在我面前活灵活现。有一次梦里与老赵相见,他似乎戴了一个斗笠,正俯身拾起一部掉落的什么“法典”。我不知天高地厚,走过去拍他的肩膀,却发现他站起来,转头之际忽然凝固成一座石雕,变了模样,很高大,如云冈石窟的大佛,带着一种遥远的慈悲一言不发。梦中的我有点惊愕……

东京汴梁、南唐金陵、西蜀成都,远在草原帝国大大小小的聚邑,暮色中老鸹的刺耳鸣叫,以及夕阳西下之后,夜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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