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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八月三十日，美国方面正巧获得日本海军要进行演习的情报，并得知在这次演习中将有最新型的航空母舰“赤城号”参加，所以美国海军对此非常关心。
当时，扎卡赖亚斯海军少校利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四楼里的一套监听设备搜集情报，他通过监听到的不断增加的电报数量，断定这一年日本海军的演习要比往年重要。他认为，监听这次参加演习的舰艇所发出的电报，也许能搜集到日本海军战术情况和其他方面的资料。可是地面监听地点离演习的海域很远，因此他要求华盛顿派一艘军舰驶往日本海军演习的海域附近进行活动。
就这样，华盛顿方面便决定利用那艘访问日本的“玛布尔赫德号”轻型巡洋舰来达到这一目的，而奉命伪装成该舰“临时船员”的扎卡赖亚斯，则把上海的那套监听设备和有关人员全部转移到“玛布尔赫德号”舰上，并计划在该舰驶往神户途中通过日本海军演习的海域。
十月二十日，驶抵日本海军演习海域的“玛布尔赫德号”军舰，监听了许多无线电讯，经研究结果，获得了大量有关日本舰队的重要情报。
这艘军舰于十月二十八日驶入神户港，接着使返回上海。在抵达上海后，扎卡赖亚斯写了一份详细报告送往华盛顿。美国海军通信部部长收到这份报告后，给扎卡赖业斯写了一封信，信中对他的努力作了充分肯定。内云：
“我认为你的报告很好，它包含了对我们说来极为重要的有关日本海军方面的情报，它的价值，对你怎么表示感谢也不过份”。
别有用心的弹痕
四月一日，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向各海军军区司令拍发了如下的电报：
“务使各军区情报部工作人员注意下列事项：迄今的经验表明，轴心国通常利用周末、星期日或有关国定假日的欢乐时刻开始行动，在这种日子里有必要特别引起注意。”
斯塔克所以要拍出这份电报，恐怕是在他心里想到了有关过去我国在日俄开战时突然袭击旅顺口的那件事情吧！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三十八年，揭开了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年）序幕的旅顺口之战，正好发生在明治三十七年①二月九日圣母节那一天。
俄国有一种习惯，凡取名玛丽亚②的妇女都要在这一天接受他人的祝福，上层社会则按照惯例还要举行舞会。由于俄国的旅顺舰队司令斯塔尔克中将的夫人，她的名字也叫玛丽亚，所以，当时陆海军首脑们都聚集在旅顺的长官官邸大厅里、愉快地跳着舞。正当伏特加酒宴方酣之时，在近在眼前的旅顺口外，数十门大炮如同雷击般地轰鸣起来。
① 1904 年。——译者
② 圣母名。——译者
“小日本夜间偷袭了！”停泊在港口外的“采扎列维奇号”战舰等三艘舰艇因遭到了我驱逐舰队的鱼雷袭击，蒙受损伤。
四月四日，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又向各舰队、有关海军军区和海军兵工厂发出指示，要各舰艇除因执行经常性的补给任务而正在航行中的外，其他一律作好临战准备。
根据这一指示，各舰决定按出师准备要求，装足规定数量的弹药、鱼雷以及深水炸弹；有的舰艇驶进船坞，以便修理和调整；舰上非急需的物品也都全部卸下。但是，太平洋舰队的舰艇却接到指示，不要其返回美国本土，以便作好临战准备。
日本海军的临战准备又做得怎样了呢？我国海军鉴于日本周围的形势紧张起来，所以早在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就部署了“出师准备第一步的战斗行动”。
这种出师准备工作分为第一步的战斗行动和第二步的战斗行动。第一步的战斗行动是作战部队等在开战第一天所采取的必要行动，要求在下令进入战时状态前作好准备工作。而且一旦发起这种出师准备的战斗行动后，各有关部门就处于战争状态，储存起来的战备物资即可动用，征用商船等的手续也加以简化。因此，它对于促进战备工作是非常有效的。
当斯塔克指示各舰艇作好临战准备时，大西少将已经收到了源田中佐对山本司令长官的夏威夷作战设想经研究后所提出的初步方案。大西少将以此作为参考，又经过反复研究，最后提出这样一个方案：用舰载攻击机对（敌之）战舰进行水平轰炸，并把进攻珍珠港部队的出发基地定为千岛群岛中的择捉岛的单冠湾。
山本对大西的方案略加修改后，就叫大西送到军令部。大西到军令部后，把山本的意图向福留繁少将——他于四月十日从联合舰队参谋长调任为军令部第一部部长（作战部部长）——作了一番说明，并将此方案递交给他。这份作战方案虽是山本命令大西，要他写好后提交福留保管的，但它不是公文，所以福留就把它存放在第一部部长的保险柜内。
一到四月上旬，美国方面打算制止我国海军在美国所进行的情报活动，特别是美国海军，已经有迹象表明他们正在采取对策。华盛顿是美国的樱花胜地。这个城市栽种的樱花，原是已故老人尾崎行雄任东京市长时作为日美亲善的一项贡献赠送给美国的。
现在，这些樱花已在波托马克河畔含苞欲放。可是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一天，驻华盛顿工作人员司城正——兵工厂的大尉——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实松中佐，我的汽车上有子弹痕迹，是在停车的时候不知道被什么人用手枪打的。”我听到这一报告后，却不以为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我说：“恐怕是哪个恶作剧的人用气枪随便乱打的吧！。。”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几天前自己的一只汽车轮胎被人用锋利的刀子割了三分之二。然而司城对我的这种态度感到无比焦急。他说：“不是用气枪打的，从弹痕上看，分明是手枪。。”司城根据他所掌握的造炮的专门知识，作了这样的判断。“那么就去看看那辆车子吧！”于是，我们两人一起走到海军武官处附近的停车场，仔细查看了那辆汽车。
经过查看，确实发现有两处弹痕，一处在后座的玻璃窗上；另一处在右后车轮的轴盖上。弹痕并非象我所想象的那样为气枪所打，正如司城所判断的，它是用手枪射击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为美国警察所佩带的那种大型手枪所射击。此外，在汽车坐垫底下还找到了子弹头，那就更清楚地证明了这个判断。看来，这似乎不是什么单纯的恶作剧。不管怎样，我已经直觉到这一点：说不定此举是他们别有用心的卑劣阴谋。
因为不能把汽车停放在那里不管，所以司城就驾车去修理。快到第二天的时候，美国宪兵突然闯进了司城住的房间里，在他本人不在场和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对他的住宅进行了搜查。
我国海军武官处立即向美国海军部提出严重抗议，谴责美国当局的这种非法行为，并要求美国当局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可是这种抗议一点效果也没有。
此后不久，美国警察要求司城前去报到。我们已经清楚看到，美国方面的真实意图是要在弹痕问题上找碴子，如果可能的话就对司城进行处罚。
象司城这样的驻外工作人员，不享受武官和助理武官那样的外交官特权。因此，如果他有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就要依照这个国家的法律受到惩处。
美国方面的经办官员责问司城：“你在某月某日去过哪些地方？为什么要到那里去？”他们好象在跟踪司城，对他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面对这种讯问，就连司城也感到有点紧张，不过，因为他没有干过什么违法行为，所以很但然地作了回答。于是对方又问道：“你在哪些地方没有听从警察的警告？”
此刻，司城已直觉到就要进入正题了，不过他斩钉截铁地否认了这一点。
他说：“这种事情一次也没有过。”可是经办官员对他施加了压力，并提出责问：“不，你有违法行为。不但如此，你还不听从警察的警告就逃之夭夭。
因此，警察出于不得已才开枪射击。在你的汽车上一定有弹痕，难道你想佯装不知吗？你到外面修理汽车恐怕就是为了消除车上的弹痕吧！”对此，司城这个规规矩矩的人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猛然反驳道：“请你不要装模作样了。美国方面想要在我汽车上的弹痕问题找碴子来处罚我吗？我是一个兵工厂的士官，是造炮专家。一目了然，那些弹痕是在停车时射过来的。你有什么根据说我有违法行为，说我不听从警察的警告就逃之夭夭，因而才遭到警察开枪射击的？希望你当场把证据拿出来。”
司城理直气壮地反驳说，他的汽车右后车轮的轴盖上所留下的弹痕是直线的，这就清楚地证明它是在停车时开枪打上去的，倘若汽车正在行驶的话，那么弹痕就随着车轮转动的速度必然成为曲线。
司城这番咄咄逼人的话，驳得企图找碴子的美国方面哑口无言。结果，这个问题就这样了结了。
在这次讯问司城时，好象有一个身穿西装的美国海军情报局的上尉在场。这是什么道理？我们断定：在司城事件的背后一定有美国海军在进行活动。
《日美谅解方案》的背后
四月十一日，夏威夷方面的陆军司令肖特中将和第十四海军军区司令布洛克少将制订了一个陆海军在夏威夷《沿岸海域联合防御计划》。这个防御计划已成为平时和战时的联防计划和动员计划的基础。这样一来，以珍珠港为中心的夏威夷防御计划，便一步一步落实下来。
这时，松冈外相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正在莫斯科就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举行会谈，但依然没有达成协议。就在认为谈判快要破裂时，双方商定隔天再举行一次会谈。十二日，斯大林也参加了会谈，于是会谈急转直下，双方很快就无条件缔结中立条约问题达成了协议，第二天——十三日便在条约文本上签了字。
松冈外相一行结束了匆忙举行的宴会，旋即驱车前往白俄罗斯车站。他们走进车厢不久，便发生了一起非同寻常的大事。原来是斯大林前来送行了。车站上的外国使节和苏联要人都大为震惊。松冈和斯大林这两位主要人物先是握手，接着彼此面对面地把手搭在对方的肩上，随后互相拥抱。他们那种紧紧拥抱的样子简直象在搏斗。站在旁边的人们面对这种史无前例的情景只是紧张地屏住了气。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并且都想在自己的头脑中理出一个答案来。的确，斯大林的这番表演，对松冈来说真是终生难逢。
鉴于日德意三国同盟和诺门坎事件（指一九三九年五月日苏两国军队在外蒙古和满洲边境的诺门坎地方发生冲突的事件），松冈没想到，会这样容易地与苏联缔结中立条约。他对苏联的行动又惊又喜，签字结束后，他在莫斯科车站和斯大林相互拥抱，此后，他完全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喜气洋洋地坐西伯利亚火车回国。
当时，苏联最关心的一件大事是担忧日本会不会同德国遥相呼应，从背后进攻苏联。苏联把“当代大间谍”里夏德·佐尔格派往日本，可以说，其最大目的也在于此。
一九四一年四月初，佐尔格与克里姆林宫进行联系：
“日本有同苏联缔结中立条约的意向，希望作好准备。”
佐尔格的这种联系，当时的背景是，因为他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