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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历史散文合集 作者:李国文-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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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总是能够自得其乐;而第四类人,别人开心他不开心,别人不开心他倒开心了,一副“天丧予”的面孔,最好是躲得远些为佳。
  这就是既相生相克,也相辅相成的文学生物链。
  但最奇怪,无论以上第二类文人搞的功利文学,第三类文人搞的挠痒文学,第四类文人搞的整人文学,统统都要标榜自己为百分百的正宗文学。惟恐人家不认账,不买账,便借助于权力,借助于金钱,偏要挤进文学史,偏要大家向他鞠躬如仪。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讽刺过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行径了。
  近年来,我竭力龟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免得碰见这班人时,点头不是,不点头也不是的尴尬。
  当然,各式各样的文人,自然也就有形形色色的文学,本是文坛的客观存在,大可不必讳言。拍马文学未必低,清高文学未必高,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得了鱼,就不要再指望熊掌,你吃到熊掌,就不要再染指鱼。但文人是种很欲望的动物,鱼也想得,熊掌也想得者,大有人在。于是,就不停地写,拼命地写。但别忘了,声名的诱惑,功利的追求,从政的驱使,经营的用力,一个劲地投身于这种非文学的活动之中,就难免要有才智退化、想象干涸、情思衰竭、感觉迟钝的可能。提起笔来,也就只有蹈袭陈规、依样葫芦、驾轻就熟、因循守旧这条路可走。
  于是,出现了当下文坛上的近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象:
  一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
  二是写小说的人,也快要比读小说的人多;
  三是写评论的人,估计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比写作品的人多。
  这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看到我的同行们,如此不在意文学的创新之道,如此不介意文学的生产过剩,如此津津有味地,乐此不疲地,像旧时磨坊里那些蒙着眼罩的牲口,一圈一圈绕着磨道,以一年千部左右长篇小说,数千篇中篇小说,数万篇短篇小说,以及恒河沙数的诗歌生产速度,为读者制造着“标准粉”式的精神食粮,不免有些杞人忧天起来。
  我想,一个真正把文学当成生命的人,应该不会满足于这样的文学生产方法。
  从古至今的文人,稍有点出息的,不愿落入窠臼,不愿重蹈前辙,不愿嚼别人嚼过的馍,不愿尾随他人走同一条路,是文人的本能,是文人的天性,也是文人的命根子啊!
  由此,你不能不对唐代诗人这种创新的执着,“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语)的一根筋的精神赞叹不已。他们总是希望创造出“今古未尝经道”(杜牧语)、“远去笔墨畦径间”(杜牧语)的新格局;总是努力开拓出“惟陈言之务去”(韩愈语)、“作不经人道语”之“一家言”(李贺语)的新境界。唐诗之所以为唐诗,就建立在这种不断更新的宏大气象上。
  于是,我在想,唐诗由初唐的王杨卢骆,到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到中唐的白居易、元稹、韩愈、李贺,进入公元九世纪中叶,当时的文学界,肯定也会有鲁迅写作时,这种受到被前人写尽,而不得不袖手的踟蹰,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犹如到果园去采摘,你兴冲冲地来了,可发现那些捷足先登者,已将最完好的,最甜美的,最具有市场价值的果实,席卷而去,只剩下残枝败叶,一片狼藉。际此地步,老兄,你将何以堪?这种无所适从,无从下手,无法收拾的局面,也是那个时期的杜牧、李商隐、许浑、张祜等晚唐诗人,所面临的现状。
  唐诗有两个“李杜”,一为公元六世纪的李白与杜甫;一为公元九世纪的李商隐和杜牧。对后“李杜”而言,前“李杜”已经达到的高度,其不可企及之势,实在是难以逾越的巅峰。要想与他们比肩,必须要走出自己的路,必须要写出与他们的不同来,这才能拥有绝对属于自己的世界。你要当跟屁虫,永远也不会有出息。杜牧不会这么讲,但一定会这么想。
  我是根据公元831年(文宗大和五年)十月中,杜牧为《李贺集》做的序,作出这样的判断。他在文章结尾如此写道,口气之大,令人咋舌:“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他对李贺的褒扬,也是对自己的期许。虽然,他在《献诗启》里说明他的创作原则:“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但他的为人一生,也许很失败,为文一生,却是一位有大志向,有大抱负,决心崛起,不甘雌伏的文人。清人赵翼指出:“自中唐以后,律诗盛行,竞讲声病,故多音节和谐,风调圆美。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创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矫时弊。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
  《全唐诗序》说到杜牧,也认为他:“精思独悟,不屑为苟同者,皆能殚其才力所致,沿寻风雅,以卓然自成其家。又有甚者,宁为幽僻奇谲,杂出于变风变雅之外,而绝不致有蹈袭剽窃之弊,是则唐人深造极诣之能事也。”
  所以,李商隐才有发自内心的“人间惟有杜司勋”的极高评价。要知道,文人称赞文人,同行叫好同行,不是虚头巴脑,不是顺水人情,不是当面点头,背后撇嘴,不是阿附谄谀,捧场讨好,而是由衷赞美,真心褒扬,是极少有的,因而也是极难得的。
  这就印证南北朝时梁人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说过的金玉良言了:“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两句话,八个字,绝对是想在文学领域中,要干出些名堂来的人的座右铭。杜牧如此,他的朋友李商隐如此。你要想头角峥嵘,领时代之风骚,你要想独树一帜,引文学之新潮,那就必须有这种本领,在努力传承的同时,能够不断创新,在博采众长的同时,表现自我。幸好后一“李杜”,天降奇才,二十啷当年纪,果然创造出有别于前人的晚唐神采。
  文学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有其相通相应的内在联系。如果说前者,其恢宏开阔的气势,似乎是盛唐如日中天的映照;那么后者,其精致、典雅、秀丽、婉曲,多少也是晚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写真。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时期,大师联袂而至,满天星斗灿烂;一个时期,文人缺席失语,文学暗淡无光;这都是属于造物主的安排,并无必然的规律可寻。
  然而,老天对唐诗颇为关照,真让人嫉妒。尽管,公元816年(宪宗元和十一年),李贺卒,819年(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824年(穆宗长庆四年),韩愈卒,831年(文宗太和五年),元稹卒,842年(武宗会昌二年),刘禹锡卒,843年(会昌三年)贾岛卒,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诗坛凋零,四顾苍茫,文事寂寥,一派凄凉。这时,谁也料想不到,杜牧和李商隐的出现,以枇杷晚翠的绚丽,以鲁殿灵光的晚唱,又重新将唐诗的圣火传递下去。
  因此,返顾现实世界,新时期文学也已二十多年过去,上帝不开眼,不赏你脸,不给你大师,又能奈何得了?虽然时下也有一些人捧和自吹的“大师”出现,不过是《穆桂英挂帅》中那句唱词,“几年不到边关走,砖头瓦块也成了精”的精神上极不健全者的梦呓罢了。
  在常见的中国文学史上,都认为杜牧的诗,以清新俊逸,豪健峭拔,风流倜傥,余韵邈远的风格著称;李商隐的诗,以深情绵邈,沉博婉曲,华彩丰瞻,邃密缜思的特色闻世。这两位诗人的珠联璧合,成为一时雅望所至。加之同时代如许浑、和凝、张祜、李绅、姚合之流的团队作用,遂变革着诗坛风气,创造出时代潮流,终于一改中唐以来声绮情靡、势弱力颓的诗风。
  杜牧和李商隐,应该早在公元839年(文宗开成四年)前后,就相知相识了。
  从性格上看,杜牧是外向的,李商隐是内敛的。从出身来看,杜牧是世家子弟,虽然到他父亲这一代,没落了,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从他的灵魂,到他的诗文,无不豪爽大气,特立独行。李商隐则是从吏佐家庭中走出来的,总是仰着脸看人讨生活,因此,表现出来的精神,便是小心谨慎,低调缄默,尽量收缩,放下身段。
  所以,杜牧的诗,以气胜;李商隐的诗,以情长。甚至,他俩的风流,他俩的浪漫,他俩的情感史,也迥然不同。应该说,文人有几个不风流,不浪漫的呢?也许不是所有能风流,会浪漫的人,都必然成为作家和诗人,但可以肯定,文人要不风流,要不浪漫,要想成为大文人,也难。
  杜牧的风流浪漫,是张扬的,是放肆的,是泛爱的,是略无顾忌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大张旗鼓,引以为荣。而李商隐的风流浪漫,则是影影绰绰的,似隐似显的,钟情深沉的,浅吟慢唱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充满着无可奈何的惆怅。
  可以想象,当李商隐在他所追随的恩公令狐楚的府邸中,当一名随员、见习生时,见到这位倾动长安的诗坛领袖,该是多么的倾慕和心仪了。那年,杜牧三十七岁,风华正茂,任职左补阙,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员外郎,标准的中级文官。对历任诸镇节度使,为地方诸侯,现回来京城,在朝廷里做到尚书仆射这样极高层官位的令狐楚而言,别说平起平坐,按常礼,杜牧应该垂手侍立才是。但李商隐所看到的场面,不禁失色。却是他的恩公,反客为主,趋前迎问,倒过头来巴结讨好这位大咧咧的诗人。
  现在也弄不清杜牧是府上的常客呢,还是稀客?但据《唐诗纪事本末》,杜牧对于他的诗友张祜被逐科举,专门跑来找令狐楚帮过忙的。“一声何满子,双泪滴君前”的张祜,少年气盛,惹恼了白居易,而白老前辈也欠雅量,认为年轻人未免嚣张,不敲打敲打,不知马王爷长几只眼,遂让在皇帝面前说话算数的元稹,在会考时取消其资格,弄得张祜一辈子未能发达。
  于是,激于义愤的杜牧,专门写过诗“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以鸣不平,由此可见杜牧的提携同志的热忱,对于老一辈指责后生的抗争。据新旧《唐书》,说到杜牧的“刚直有奇节”,“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万痛切。”正如他的一首《自贻》诗所言:“饰心无彩缋,到骨是风尘,自嫌如匹素,刀尺不由身”那样,事未必能做到,话一定要说到。
  因此,他在令狐府上,认识这位比他小九岁,初露头角,稍有诗名的李商隐,肯定相见恨晚。但是,两位诗人的这段友情,很快就结束了。为什么这两位诗友,参商相隔,一别十多年,直到生命的后期才重得聚首呢?
  这就是尼采说过的那句名言了,上帝要让一个人灭亡,就先让他疯狂。同样,要让一个王朝灭亡,一个时代灭亡,也是先得从疯狂开始。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王朝便日渐衰弱,但似乎觉得死得还不够快,宦官之乱,方镇之乱,还不够,从公元821年起,到859年止,以李德裕为一方,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一方的朋党之争,像两台开足马力的官场绞肉机,互相格斗将近四十年,创中国历史上宗派斗争时间最长纪录。也是中国文人史上,一群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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