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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点门面——康多莉扎·赖斯是斯坦福大学的校监；约翰·迪伊乌里奥是一位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也是詹姆斯·Q．威尔逊的门生），他暂时管理着“基于宗教信仰和社区首创精神”的项目办公室。与小布什总统任期一开始就相伴相随的那些构想——减税、教育改革、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以及导弹防御——在河右岸的各处早已酝酿了几十年了。
在小布什领导下的华盛顿，斯特劳斯分子的数量是显示思想信念重要性的晴雨表。每年大约有60位斯特劳斯的追随者参加国庆日野餐会。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是阿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学生，而后者则是斯特劳斯出类拔萃的门生。他甚至出现在索尔·贝洛有关布鲁姆的小说《拉维斯坦》（Ravelstein）（1）中，这部小说受到知识分子的推崇。其他斯特劳斯分子还包括国防部特别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lans）主任艾布拉姆·舒尔斯基（Abram Shulsky）、国家药品控制政策局局长约翰·沃尔特斯（John Walters）、生物技术委员会主席利昂·卡斯。没有人会真的相信，像小布什这样一个把耶鲁大学当作酒量比拼场所的人——还差一点点就赢了——会挑灯夜读斯特劳斯的著作《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话》（Xenophon's Socratic Discourse）。但是，小布什知道那些人物的重要性。
居于小布什研发部门中心位置的是右派智库。在国会不远处是8层楼高的传统基金会，其年收入达3000万美元，雇员大约有200人，每年举办的讲座、辩论会和会议大约有700场。2003年，传统基金会在国会山总部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多。新的办公场所里有供实习生和研究员使用的套间、一个250席的礼堂和一个运动中心。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支持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所称的“传统基金会进行的了不起的真理研究工作”。位于马萨诸塞街和第10街交叉口的卡托研究所，则在一幢十分显眼的玻璃建筑中宣讲自由意志论。由前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创办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就像弗兰克·加夫尼（Frank Gaffney）领导的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所做的那样，已经介入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之中了。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则试图恢复“犹太－基督教的道德传统”，使之对政治辩论产生影响。
传统基金会并不是唯一同时进行思想传播和采取实际行动的保守派机构。在主张减税的右派一边，斯蒂夫·穆尔（Steve Moore）的“增长俱乐部”（Club for Growth）和格罗弗·诺奎斯特的“为了税改的美国人”，大力推广统一税等概念。乔治·威尔把“正义研究所”（Institute for Justice）描述为“一个欢乐的诉讼者团队”——它为争取学券制，反对约束地方企业而斗争。
河右岸并不只是华盛顿的事情。自由派只有少数几个智库，而遍布全国的保守派智库现在有50个左右。赫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不仅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设有办公室，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也有。它折中地同时雇用自由意志论者和斯特劳斯分子，以非传统的方式集中考虑未来问题。华盛顿以外最大的保守派智库是胡佛研究所，它号称拥有250名雇员，并且接纳了里根总统时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e Shultz）以及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由于某种原因，他选择在美国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城市旧金山退休）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胡佛研究所的《胡佛文摘》（Hoover Digest）和《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杂志广为人传阅，它还有自己的电视节目《常识》（mon Knowledge）。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们聚集喝茶的公共休息室，给人一种身临牛津剑桥的感觉——一群身穿粗花呢外衣的绅士在礼貌地，时而也很活泼地谈话。但如果有人期望在那里听到牛津剑桥公共休息室里的经典话题——抱怨国家资助的削减，谈论美帝国主义的邪恶——那么他进去后定会吃惊不已。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会一边喝茶一边愧疚地向你告诫：他们担心学券制是一种逃避，因为在其中还保留了国家在教育中的作用；他们彬彬有礼地为扩大小布什政府减税幅度的计划进行辩论，或者考虑到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国需要大量地增加军备。
其他的保守派智库规模要比胡佛研究所小。例如，曼哈顿研究所给人一种完全局限于自己一方天地的感觉。每个这样的智库都有意使自己显得特异。比如说，许多西海岸的智库都有一种自由意志论者的腔调。由洛杉矶的高风险债券（junkbond）之王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创办的同名智库米尔肯研究所（Milken Institute），是撤销管制规定的温床，而它对社会保守主义则无暇顾及。
另一个例子是西雅图的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由布鲁斯·查普曼（Bruce Chapman）于1990年创办。查普曼是一名理性右派，他在1966年与乔治·吉尔德（Gee Gilder）合著了一本有关共和党的书——《失去头脑的政党》（The Party That Lost Its Head）。他被召进里根总统的白宫之前在人口调查局工作了一段时间，工作就是与智库保持联系。离开政府创办发现研究所之前，他先是栖身于赫德森研究所，而后曾试图在西雅图创办一个西部版本的赫德森研究所。发现研究所的使命是“使未来的光明前景成为现实”——这听起来有点像《星际迷航》（Star Trek）（2）中的台词。该所专注于未来主义与自由市场的结合，这项使命使该所最著名的研究员吉尔德终身充满激情。发现研究所的一大兴趣是交通运输，它一直提议修建一条连接西雅图、波特兰和温哥华的铁路，而在有关“美铁”（Amtrak）（3）的私有化问题上，小布什曾咨询过查普曼。发现研究所对西部环境问题（大马哈鱼和伐木）、侵权行为改革、宽频安装等，都有自己的主张。它坚持不懈地批评针对微软公司的反垄断诉讼。
发现研究所尽管有种种离奇之处，但显然是保守派网络的一部分。该所的研究人员在《华尔街日报》和《国民评论》杂志上频频现身。为了在税收改革和撤销对电信的管制规定上向政府施压，发现研究所已经同卡托研究所、增长俱乐部以及来自达拉斯的积极主张私有化的全国政策分析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同盟，将案例直接交给卡尔·罗夫。在华盛顿州，发现研究所与其他两个自由市场的智库——位于华盛顿州州府奥林匹亚的自由常青基金会（Evergreen Freedom Foundation）和杰克·肯普冠以“西北传统基金会”的华盛顿政策中心（Washington Policy Center）——紧密协调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华盛顿州2000年投票支持阿尔·戈尔，只有两位共和党人当选为全州性的官员，但它为催生保守主义思想而投入的资源不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少。
发现研究所还是右派中影响日增的“智能设计”思想的主要支持者。根据查普曼的说法，智能设计运动坚持认为，“宇宙和生物的某些特点，如自然选择，并不是一个无计划过程的组成部分，因此这种情况最好用智能因素来解释”。换言之，达尔文理论并不能够完全解释生命的起源和物种的发展。作为一名坚定的基督徒，查普曼起先之所以对此话题感兴趣，是出于他对言论自由的担心。1995年，一位加利福尼亚州的科学教授仅仅因为认为进化并不能解释一切，就受到遭解雇的威胁，查普曼奋起替这位教授辩护。大多数正统的科学家把智能设计看成是高档的神创论而不予理睬。但是发现研究所科学文化中心（Discovery's Center for Science and Culture）推出了著作和研究报告，查普曼在反击他所称的新达尔文主义的战斗中赢得了一些胜利。2002年10月，俄亥俄州率先确立了科学标准，要求学生知道“科学家是如何继续研究和批判性分析进化理论的方方面面”。佐治亚州科布县的一个学区，现在敦促教师要对进化的“争议性观点”进行讨论。保守派共和党人也设法把一段文字强塞进《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中，敦促（尽管不是强迫）学校教授“全面完整的科学观点”。
智能设计运动的例子显示，右派越来越愿意在自由主义“科学权势集团”的领地上，用自由主义自己的科学研究向自由主义开战。右派智库已经在干细胞问题上对科学正统发起了攻击，认为不需要储存胚胎，就像不应有从成人身上提取干细胞的可能性一样。他们也专心研究全球气候变暖的数据。比约恩·隆伯格（Bjorn Lomb）是2001年出版的《持怀疑论的环境论者》（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一书的作者，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发现研究所这样的地方，他受到英雄般的崇拜。在动物权利、安乐死、同性恋的科学起源等问题上，他们也在酝酿战斗。到目前为止，保守派的傲慢之举并未使之在科学权势集团中谋得一席之地，智能设计更是如此。在俄亥俄州，有些科学家把智能设计的支持者等同于塔利班分子。但是，就像40年前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其他人在经济学领域中所做的那样，右派显然也在把思想战斗扩展到新的领域中。
人员和资金
保守派智库是孕育思想和人才的地方。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康多莉扎·赖斯以及1/4的国防政策委员会（Defence Policy Board）成员，都是胡佛研究所的老兵；劳工部长赵小兰（Elaine Chao）和人事管理局局长凯·克尔斯·詹姆斯是传统基金会的毕业生；前预算管理局局长米奇·丹尼尔斯（Mitch Daniels）是赫德森研究所的前所长；负责小布什政府中东事务的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是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的主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吹嘘自己有许多政府高官，以至于它有个绰号叫“国家安全顾问的种马场”。数以百计较低级别的政府雇员从智库中分享到好处，他们在那里受训于前中央政府的保守派官员，传统基金会聘任里根政府的司法部长埃德·米斯（Ed Meese）和教育部长比尔·贝内特（Bill Bent）。传统基金会主席埃德温·福伊尔纳常说，如果“政策是人制定的话”，那么，智库则变成了美国的影子政府。
智库也是右派知识分子的总指挥中心。传统基金会每年举行一次聚会，参加者包括全国大约375个保守派政策团体。会上，他们有机会交流观点。传统基金会2003年的政策专家手册上列举了2200人和420个政策组织，他们都热切地等待有人来咨询他们。这听起来使人觉得背后有个秘密的总体规划，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大量的保守派基金会在背后支撑右派智库、政策中心、大学奖学金、高品位季刊、学生出版物、电视网络和电台节目。前五大捐赠者——库尔斯家族、斯凯夫家族、科克家族、林德与哈里·布拉德利基金会和约翰·M．奥林基金会——至今依然重要，但重要性比以前小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