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匚榈拢˙rentwood）到纽约曼哈顿布利克街（Bleecker Street），这些城市中的较好地段，以及从旧金山金门桥北面的索萨利托市（Sausalito）到美国东海岸的科德角（Cape Cod），大量令人神往的度假胜地，以及身材火辣之人的聚集地，都由自由派掌控（尽管右派反对许多东西，但从身材上看，他们显然无法拒绝“再来一份”的诱惑）。自由派力挺迈克尔·穆尔冲上畅销排行榜的榜首，并在2004年的总统竞选中把霍华德·迪安推到了民主党候选人的前排位置。
在一个重要的政治领域中，民主党变得更自由了。就像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会共和党人变得更保守了一样，国会民主党人向另外一个方向倾斜了。1972年，美国保守派联盟给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打的平均分是32分，到2002年则只有13分（见附录）。1972年，佐治亚州、弗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的迪克西民主党人的平均得分分别是83分、84分和90分，比大部分东北部共和党人的得分都高。现在，只有肯塔基一州的民主党人平均得分高过41分，而那还是因为该州唯一的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肯·卢卡斯（Ken Lucas），除了头衔是民主党人外，其他一切都是共和党人——他赞成持有枪支，反对堕胎，赞成烟草使用——因而得了84分。（他豁达地匆匆离开了2000年的洛杉矶民主党全国大会，因为不希望成为破坏“党的团结”的人。）＇1＇
迟至20世纪80年代，南方保守派依凭借资历占据着民主党统治集团中许多最有权势的位置。如今，他们已被美国大陆东西两岸典型的自由派所取代，如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罗西（Nancy Pelosi）——我们将在本书的结束语部分关注她所在的旧金山选区。在参议院，自由主义的雄狮泰德·肯尼迪可能是最有权势的民主党参议员。他于1962年首度当选为参议员，如今，他在参议院的资历仅次于另一位老资格的民主党人罗伯特·伯德（Robert Byrd）。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加里·雅各布森（Gary Jacobson）分析2002年结束的美国第106届国会的投票行为，认为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来在意识形态上最为分裂的一次选举。＇2＇
国会中不断加剧的党派色彩充分反映了美国不断加剧的分裂状况。右派有自己所仇视的希拉里·克林顿之类的人物，左派也同样有自己所仇视的人物。许多现代民主党人不仅仅与小布什道不同，他们还厌恶与小布什有关的一切——从他那尼安德特人式的观点，到他那自鸣得意的傻笑。根据截至2003年9月的111次民意调查，小布什在民主党人中得到的平均赞成率是51。7％，共和党人对他的平均支持率是94％，但这种数据是受“9·11”事件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2001年9月11日之前，他在民主党人中的平均得分只有微不足道的30％，而共和党人对他的平均支持度也只有89％。＇3＇“9·11”事件的光环一消失，鸿沟又回来了，并且急剧加深。2003年夏，小布什一如既往地得到90％的共和党人的支持，可民主党人对他的支持却跌落到16％，这两个数字间的党派鸿沟比克林顿当年的差距还大。＇4＇
因此，毫无疑问，美国存在大量的自由派；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自由派竭尽全力要使共和党下台。但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哲学已经死亡，美国自由主义成功的基础是有能力解决问题。“新政”不仅解决了大萧条问题，而且为行动主义的政府建立了自己的选民基础。到1952年，注册登记民主党的人数是共和党的2倍。按照富兰克林·D．罗斯福最亲密的顾问之一哈里·霍普金斯的说法，他所在的政党已经发现了永久掌握权力的完美公式：征税复征税，花钱复花钱，选举复选举。但是过去的30年里，这个公式正在失效。美国人既不再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也不像依然故我的欧洲人那样，围绕在行动主义政府的旗帜之下。我们目睹了那些认为可以依赖政府做正确事情的美国人，人数不断下降。（1994年，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的一位民主党官员甚至宣布一项计划，要从官方的用语中去掉“政府”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既“令人不快”，又“傲慢无理”。＇5＇）我们也目睹了比尔·克林顿是如何摧毁政府项目的。＇6＇
美国自由派突破瓶颈的任何希望都受到了可被称为“2/3规则”的限制：如今只有1/3的美国人贴着民主党的标签，而在这1/3的民主党人中，又只有1/3把自己描述为自由派。＇7＇（相反，2/3的共和党人说自己是保守派。）虽然新民主党人已经在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和堪萨斯等保守州取得了州长席位，但是取胜之道是牺牲祖传的自由主义——他们的话听起来像巴顿将军一样粗暴，像沃尔玛一样主流。亚利桑那州州长珍妮·那波里塔诺（Ja Napolitano）和堪萨斯州州长凯瑟琳·西贝利厄斯（kathleen sebelius）对教育和财政问题提出了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在新墨西哥州，比尔·理查森（Bill Richardson）削减了该州的收入税和资本增值税；而在密歇根州，州长珍妮弗·格兰霍姆（Jennifer Granholm）坚持了自己“不增加新税”的誓言，并在遭遇内乱时以坚定的姿态进行打击；田纳西州新任州长菲尔·布里德森（Phil Bredesen）对该州2003年预算赤字的处理方法很典型，他把各部门负责人召集起来，叫他们减少9％的开支，并且让他们在一个公共论坛上解释自己的政策。
为什么克里和迪安站在我们一边
左派对自由主义已死的悲观主义观点通常有这样的辩驳：如果民主党赢得了2004年的总统选举会怎么样呢？由于美国军队每天在伊拉克遭杀害，人们对经济安全普遍担忧，民主党当然是有可能获胜的。但是，我们的观点是保守主义是美国例外论的核心部分，难道民主党的胜利会将这个观点全部推翻吗？相反，我们认为，民主党的胜利只会立即加强我们的观点。即使一位民主党人入主白宫，美国仍将比其西方同侪更保守。
2004年民主党的提名战本身就有点像“退潮时经久不息的轰鸣”。让我们从2003年8月一个炎热的星期六下午的弗吉尼亚州福尔斯教堂（Falls Church）开始这一话题。这个郊区周围到处都是小汽车，没有谁比乔·特里皮（Joe Trippi）更开心的了。7个月前，这位资深顾问只凭7位志愿者和银行账户上的15万美元运作了一场总统竞选。为了省下机票钱，特里皮不得不让他的总统候选人独自应约去做报告。现在，在这个弗吉尼亚州的郊区忽然间有4500人出现了，并且一上午在互联网上就有35万美元进账。
前佛蒙特州州长霍华德·迪安的迅速崛起是数年来美国政治中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之一。标新立异者在初选中给一路领先的候选人带来困扰，并不罕见。约翰·麦凯恩200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表现就激动人心。这一次迪安使自己变成了一路领先的候选人，到8月的时候，他在新罕布什尔州领先主要的当权派候选人约翰·克里21个百分点，募集到的款项比任何候选人都要多。到12月的时候，他募得了4000万美元的款项，更不用说还得到了阿尔·戈尔和数个美国最大工会的支持。
迪安的反叛是两股力量强有力的证明。第一股是互联网的力量，他以此来聚集志愿者和钱款；第二股是民主党内自由派活动分子的力量。迪安盗用了已故参议员保罗·韦尔斯顿（Paul Wellstone）的口号，宣称自己代表“民主党中的民主一翼”，这一翼对于克里一类的民主党领导人愤怒不已，因为他同意小布什所做的一切。迪安的这种做法为民主党的中间分子所接受，简言之，他们是极度愤怒的，对“被盗的”选举感到愤怒，对减税感到愤怒，对《美国爱国法》（USA Patriot Act）感到愤怒，尤其对伊拉克战争感到愤怒。迪安一吹响反对那种矛盾做法的号角，就有一支大军在身后支持他。
霍华德·布拉什·迪安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美国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他的身世背景与小布什相似（小布什的祖母是迪安祖母出嫁时的伴娘），父亲是华尔街的银行家和忠实的共和党员（年轻的迪安首次全国性的政治经历，就是在1964年参观提名了巴里·戈德华特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他是在林荫大道和长岛长大成人的，在普雷斯科特·布什上过的圣乔治寄宿学校和耶鲁大学接受教育。
迪安曾在美国最自由主义的佛蒙特州担任了11年州长，按照欧洲人的标准，这位学医出身的政治家很难说得上是左派人士。作为一位实用主义的新民主党人，他不断地支持工商界的利益，反对不负责任地增加开支，谴责福利领取者缺乏自尊，并且花大量精力钳制当地的极左派。［佛蒙特是少数几个极左派州中有真正政治势力的州之一，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是该州唯一一位社会主义国会议员。］在文化问题上，迪安同样保守。他因为支持佛蒙特州允许非公开携带枪支而赢得了美国步枪协会的高支持率，还在连共和党州长都表示疑虑时，转而拥护死刑。
即使是在那反叛性的总统竞选期间，他也依然忠于他的一些保守主义原则。他把自己兜售为“赤字鹰派”和“平衡预算的死敌”。他自豪地声称，要做一个“把邦联旗帜插在小货车上”的候选人——尽管后来由于受到对手猛烈的批评而撤回了这些话。与希拉里1994年的计划相比，他的医疗保健计划更多地由市场来决定，并且比迪克·格普哈特（Dick Gephardt）2004年的计划低廉得多（他的计划是880亿美元，格普哈特的计划是2140亿美元）。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提醒支持者，是的，他反对伊拉克战争，但他立即补充说，他既支持第一次海湾战争，也支持在阿富汗进行的战斗。在福尔斯教堂，他许诺说，将美国军队派往“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以捍卫美国的利益”时，他将“不会有任何犹豫”。迪安说，美国有权利对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流氓政权”所制造的威胁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只是他认为伊拉克没有这样的武器。
这个推动左派美国前进的人对所有问题所持的观点在欧洲政治中连中间偏左派也够不上边。按照欧洲的标准，他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8＇他反对《京都议定书》，支持对利比里亚的干涉，嘲讽小布什对沙特阿拉伯不够强硬。实际上，迪安认为自己在30年前会是一个艾森豪威尔式的共和党人，他对《纽约时报》说：“说我是竞选中最进步的候选人，大老远到这里谈论平衡预算和私人部门管理的医疗保健体系，这真是一种悲哀。我在克林顿支持三方分担医疗保健费用之前，就已是如此了。灵魂深处，我是一个温和派。”＇9＇一位在艾奥瓦州为迪安效力的年轻瑞典裔支持者说，在他瑞典的家乡，他支持的候选人将被看作是一个“中庸的保守派”。
迪安使自己变成了民主党左派的斗士，他靠的不是全面放弃自己的中庸观点，而是靠在两个两极化的问题上对小布什政府的有效抵制，即反对伊拉克战争并下决心抵制小布什的减税。迪安的戈德华特式的决心——提供选择，而不是随声附和——把大多数当权派民主党候选人有力地拉向了左边。克里恰恰是当权派的具体体现，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