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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再战功赫赫，不管在你的部队面前再虎虎生威，也不管战将之间如何拍着桌子喊，但在元帅们面前，你就是个小学生。我注意观察过，凡是元帅们交办的事情，不管是哪个元帅，父亲总是极其认真的。有时明知他们要求的不合理，或是做起来有难度，他也总是自己宽慰自己的笑笑，说一句：“这是老总们交代的，是不好马虎的。”
爱这支军队，绝不是一句空话。爱戴、信任、尊重、维护，甚至理解和谅解自己的元帅，在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冰冷的信条里，浸透着对事业的共同信念和战斗中结下的生死情谊。
我国的军事工业和军事科研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由军队、国防工业部门、国防科研院所三大块组成，横跨军队和国务院两大系统；分别归口由贺龙和罗瑞卿，以及聂荣臻领导。仅在军队中又分成总参和国防科委两大块，又分别由罗瑞卿和聂荣臻分管。机构多了，头绪也就多了，自然不免扯皮的事。在这之前，父亲是以主管装备的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归口管理国防科研机构的设置、编制，试验基地的建设，武器装备的规划、定型、列编、管理；以及常规武器科研。后来聂老总要他兼国防科委副主任，一开始只是分管基地建设。他路过格尔木的原子能基地，李觉（注：核武器局局长兼核研制基地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少将，后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请他去看看，他不去，说，原子弹的研发不归我管，你有什么要求我替你办就是了。李觉说，他要修条铁路。父亲说，这好办，给你调两个团的铁道兵够不够？他后来对我说：“这一摊搞得神神秘秘的，我才不去呢。”后来聂老总身体不好，任命父亲为常务副主任，兼起国防科委的全面工作。贺龙、罗瑞卿那摊也任命了他为副主任，叫他主持起国防工办的日常工作。这样他成了一仆三主，总参副总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工办副主任。他这一辈子，一直想把这几摊撮合起来，可就是不行，哪家都不干。没办法，只有靠他这个给三摊都当管家的人，拳打脚踢地来协调了。采访原国防科委副主任、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时，他说起当年的往事：“那年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晚上我和你爸爸在海滨散步，你爸爸说，别看他们洗海水澡的时候都高高兴兴的，上了会吵得可凶哩！”
父亲回忆说：“总书记（邓小平）找我去，给我打招呼：不要让两个老帅打架喔！”
父亲这个人，不是个爱揽事的人，对不是他分管的领域，他问都懒得问，甚至连听的兴趣都没有。你和他说多了，他就冷冷地给你四个字：“换个话题。”不客气的时候会说：“少打听这些无聊的东西！”
不过，这次可不像李觉让他去看核基地那么简单了，这次是中央点的将，他逃不掉了。
父亲说：“我文化低，得找个高的，我想到了刘西尧。”
刘西尧是湖南长沙人，比父亲小6岁，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1936年参加革命，以他的学历，可算是我党领导干部中极少数的“内行”了。不久前被任命为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欣然应诺。
但是，光有个有文化的搭档还是不够的。在正式调查之前，父亲特意找到核物理学家、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朱光亚，用父亲自己的话说是“请他赐教”。
今天的朱光亚，可谓大名鼎鼎，不但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是第11、12、13、14届中央委员，第9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但是1961年，当父亲来到北京花园路核武器研究所找朱光亚时，朱光亚只是一位年仅37岁的青年科学家。冷不丁见到51岁的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上将金光闪闪的肩章时，他还真有点不知所措呢。
许多书籍中是这样描述的：没等张爱萍开口，朱光亚就说，我把工作情况向您汇报一下。但张爱萍说，我不是来听你汇报的，我是来向你请教的。朱光亚连连摆手说：不敢当！不敢当！张爱萍说：是真的。请你给我讲讲原子弹。我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对原子弹一点儿也不懂。不懂它又怎么去摆弄它呢？
父亲常向我们夸赞他。朱光亚沉默少言，面容和身材都略显消瘦。他生活低调，不喜张扬，在公众场合中，你很难一眼发现他。我在总参组织过几次全军性的会议。开会的时间到了，常常会找他：朱光亚怎么没来？其实，朱光亚早就默默地坐在人群里了。于是赶紧请他上主席台。我感觉到，任何人只要和他稍有接触，都会从他炯炯的目光中感受到他超于常人的智慧。看得出，父亲不仅器重他的才华，也欣赏他做人的风格。
父亲说：“朱光亚成了我的第一位老师。”朱光亚，这位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院原子核物理专业博士，从此和我父亲结为挚友，在后来两弹一星的事业上，他们携手走过了30年。
父亲说：“没有更多的时间给我。我跑遍了二机部的机关、厂矿和研究所，只问四个问题，一是，你担负的是什么任务，在全局中的位置？二是，进度和遇到的难题？三是，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什么条件，哪里可以提供这些条件？四是，满足了这些，最快什么时候能给我完成任务？”
“一个月后，我给中央写出了报告，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文件。”他顺手拿起那份40年前报告的复印件。眉头上有邓小平的批示：
“送主席、周、彭（彭真）阅。无时间，看前一页半即可。”
这份报告的题目是《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收集在《张爱萍军事文选》中。我曾认真地研究过这份长达5000余字的文件，与其说是个报告，不如说是篇学术论文。它有别于给最高决策层行文的惯例，佐证翔实，措施缜密，充满了数字和技术名词，带有明显的项目可行性论证书的特点，有些像西方国家政界文件的风格。无怪邓小平要提醒毛泽东，实在看不下去，看看前面就行了。
这个报告的核心就三点：
一是，完成时间定在1964年。父亲回忆说：“工业部的同志建议留点余地，我说，既然有把握，为什么往后推？”他在报告上还是写上了“1964年进行核爆试验是可能实现的”。一年后，罗瑞卿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加了“力争”两个字。
二是，当前遇到的困难，主要不是科研攻关的问题（当然，也有），而是工程进展中的问题。也就是说，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到这时，原子弹已经基本通过了科研阶段，更多的是属于工程性的问题了，而工程性的问题则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通过加大力度实现的。
三是，原子弹工程，看起来盘子很大，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蕴涵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中。
因此，结论是：由中央和国务院出面，统一协调各中央局、各部委、各省市和军队，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协作、大会战，1964年进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
父亲在报告中写道：“明年是二机部第一线工程建设和科学研究任务最关键的一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中央各有关部门到有关中央局、省、市都能及时从各方面给以大力的支持。为此，建议……”
他向中央最高决策层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而在于组织和协作；
不在于再投入多少，而在于如何挖掘出各个部门的潜力；
不在于争论上马还是下马的利弊，而在于怎样去做，才会成功。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如果换一种思路，说不定，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他的报告，给中央开出了一个吓人的清单。他举例说：“生产二氧化铀所需的树脂，明年需要320吨，而今年才生产了20吨，还不到十六分之一。要满足二机部的需要，要各种设备1305项，82000台、件。各种仪表436项，5100台、件；新技术材料240项……”可怕啊！怪不得主管经济的部门坚持要下马呢。
可报告紧接着说，上述这些东西，许多都蕴涵在各部门之中啊！他在列举的同时，也给各个部门下达了任务：
放射化学工厂（用化学方法从原子反应堆中提取钚）需要钢材5万吨，不锈钢材1万吨，由冶金部解决；
生产二氧化铀的特种树脂（专门用来吸附矿石提炼中的铀），由天津、上海负责生产；
二机部所需非标准设备82000台件，由一机部负责42000台件；三机部15003台件；
在所需的各类仪表中，一机部264项，4700台、件；三机部143项，785台、件；
新技术材料240项，其中，冶金部200项；化工部8项；建工部19项；轻工部11项。
……
有趣的是，报告还顺便告诉各个部门：“上述这些，有的有设计图纸、样品和技术要求，有的没有。没有的，要各个部门组织力量攻关突击。”他似乎已经预见到中央同意后要转发这份文件，干脆在这里给你们一次说清楚算了。
报告还提到，“技术专家、领导骨干、医疗和其他保障人员，还需要分别再增加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建议由中央组织部在全国范围内抽调。”
“部队支援问题……公路、铁路、热力管线、输水管线、输电线路等，交给军队。”他又补充了一句：“装备器材自带。”言外之意，是告诉军队，中央不管了，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吧。
“电力……扩建火力发电站、水电站增加发电机组、高压输电网建设等，由煤炭部、水利电力部和某某省分别解决。”
“生活供应问题，由甘肃、青海、内蒙古、湖南等省或自治区解决。”
……
他似乎在说，原子弹是国家的事，你们谁都别跑，都有一份。
至于钱嘛，当然也要增加一点喽。报告中写道：“……共需人民币787万元，折合为110万卢布，120万美金。”他想，这点钱，应该不会让国务院为难的。（注：以上所列数据见《张爱萍军事文选》238～245页）
我的父亲在两弹一星事业上折腾了大半生，但我对这个事业却是陌生的。在研究父亲的人生时，这个领域的朋友们告诉了我这样的一个理念：
在当今的时代，任何一项高科技事业，都是众多领域先进技术的荟萃，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国这样一个穷国，之所以能在两弹一星事业上异军突起，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就是在于共产党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它能够高效地集中国家的整体实力，把蕴涵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中的潜力调动和挖掘出来，集中于一点，形成强大的攻关突破力量。原子弹既是一项科学研究，也是一项庞大的国家工程。在理论和技术上突破了，实现它的关键就看组织了。尤其是再加上上世纪60年代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艰苦创业的团队精神，奇迹就出现了。这是任何一家公司、企业采用经济杠杆都难以做到的！
现在有些人要算清原子弹的成本了。把这些统统折换成钱，这当然也不失为一种算法，市场经济嘛！但是，即使是市场经济恐怕也不都是用钱能算得清的。抗洪救灾，动用了那么多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