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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45美元的概率大，依此类推。这个假设只对那些对公司情况一无所知的人才有意义。在这个例子里，这个模型完全忽略了这个关键：当第一资本金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的时候，它大幅波动的概率要高于小幅波动的概率。
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马上买入了8000份长期股票期权。他们潜在的损失被限制在他们为购买股票期权所支付的26000美元内。他们潜在的收益理论上则是无限的。不久之后，第一资本金融公司的问题得到了监管机构的澄清，其股票价格飙升，而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26000美元的期权头寸现在价值52。6万美元。“我们真是高兴得发疯了。”查理说。
“我们真的不敢相信有人会以如此低的价格把这些长期期权产品卖给我们，”加米说，“我们继续去寻找更加远期的期权。”
这很快成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赚钱策略：从那些看起来很便宜的买入或者卖出某些韩国股票或者五花肉或者第三世界货币——任何可能会出现某种剧烈变动的有价的东西——的期权入手，随后再返回到期权允许你买入或者卖出的那个东西上。期权适合查理和加米两人的个性：他们永远也不用对任何事情有肯定的想法。两人都具有这样的倾向，觉得人类——也可以扩展到市场——都对本身并不确定的事情抱有太确定的看法。两人都觉得，人类——也可以扩展到市场——无法对高度不可能的事件计算概率。两人在坚定自己的信念方面都存在问题，但他们非常善于对他们认为别人是错误的信念作出反应。他们每次打算押下一笔风险很大的赌注时，其中一人会着手进行案例分析，做出一份详尽的演示材料，并用PowerPoint幻灯片来呈现。他们实际上并不需要向谁去报告。他们做这些只是为了在讨论的时候，让对方听听有多大的说服力。他们只在他们认为某些剧烈的变化即将发生的时候才会进入市场，他们会以很小的赌注投注很大的赔率，最终可能会让他们赢得很多。他们不知道有关韩国股票或者第三世界伙伴的第一手资料，但是他们并不真的需要知道。如果他们发现可以很便宜地对任何证券的价格变动投注，他们可以雇用一名专家帮助他们找出那些细节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模式，”加米·麦说，“依靠那些知道得比我们多的聪明人进行工作。”
他们在第一资本金融公司股票期权上初战告捷后，又取得了另一个类似的成功，这次是在一家叫做联合泛欧通信公司的欧洲有线电视公司身上，它当时还深陷窘境。这一次，由于拥有了更多的资金，他们购买了50万美元的买入期权，行权价格与市场价格差异很大。当联合泛欧通信公司恢复元气的时候，他们很快赚到了500万美元的利润。“我们这次真的太激动了。”加米说。接下来，他们押注在一家为病人提供家用氧气瓶的公司。20万美元的赌注很快变成了300万美元的利润。“我们现在是三战三捷，”查理说，“我们认为十分滑稽。这也是我第一次认为自己真的会在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一直从事这项工作。”
意外的资本家 搜寻华尔街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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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许是抓住了现代金融市场的严重的漏洞，也许是撞进了一场巨大的赌局。从特征上分析，他们不可能属于上面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正如查理所指出的：“真的很难知道你什么时候是幸运的，什么时候是聪明的。”他们估计，等到他们能够拥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有效交易记录的时候，他们可能早已作古了，所以，他们无意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想他们到底是幸运还是聪明。无论如何，他们知道他们根本不懂那些他们应该懂的东西，特别是有关金融期权方面的知识。他们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统计系雇了一名博士生帮助他们做这些工作，但是当他们要求他研究五花肉未来市场的时候，他辞职了。“好像他是一名素食主义者，”加米说，“他总体上本来就对资本主义有心结，五花肉则把他推过了那根红线。”他们只好自己慢慢来啃那一大堆复杂的金融理论。“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建立起了我们自己的布莱克·肖尔斯模型，看看在你变更其中的各种假设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加米说。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这些模型允许人们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去对那些很可能会以惨烈的方式结束的局面进行投机。如果一只股票在次年将会一文不值，或者每股值100美元，任何人以3美元的价格出售一年期的按每股50美元的价格购买股票的期权就是很愚蠢的行为。然而，市场通常却都是那样做的。华尔街所使用的为价值上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定价的模型，想当然地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有序、连续的过程。但是世界并不是连续的，它时断时续地发生着变化，而且这些变化通常都是偶然的。
“事件驱动型投资”是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杜撰出来的一个词语。这个词听起来没有它本身那么有趣。一天，查理被乙醇期货勾起了好奇心。他对乙醇所知不多，但是他知道它享有美国政府每加仑50美分的补贴，所以，每加仑乙醇可以比汽油多50美分的溢价，而且一直都享有。在2005年年初，他开始产生兴趣的时候，总体来看，乙醇的交易价格每加仑比汽油便宜50美分。他不知道原因，而且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原因。相反，查理买了两车皮的乙醇期货，并因此上了《今日乙醇》的头条，对于这家杂志的存在他先前并没有注意到。在经纪人的怒火中，他们结束了这桩交易，不得不在芝加哥的某货场上接受装满了乙醇的车皮——经纪人赚到的钱少得近乎荒唐。“我们所做的业务的复杂性已经与我们的资产不成比例了，”查理说，“跟我们规模差不多的那些人没有谁会做跨资产类别的贸易。”
“我们在做着那些可能会让你的投资人对你大吼大叫的事情，”加米说，“但是我们没有被投资人批评，因为我们没有投资人。”
他们确实想将他们的战利品交给那些有资格证书的、干净的、不敢对上帝撒谎的专业投资者来为他们打理。他们在纽约跑了几个星期，与不同的对冲基金经理会谈。“当你听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好像都很了不起，”加米说，“但是，你只要看看他们的数字，就会发现他们总是夸大其词。”他们决定继续自己投资。在他们开展业务两年之后，他们经营的自有资金有1200万美元，并且把他们的总部从伯克利的车库搬到了曼哈顿的办公楼里——艺术家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Schnabel）格林尼治村工作室的一整层。
他们的账户也从嘉信理财转到了贝尔斯登。他们希望与一些华尔街上的大型交易公司建立关系，并且把这种想法告诉了他们的会计。“他说他认识埃斯·格林伯格（AceGreenberg），他可以介绍我们认识，我们说这很棒。”查理说。格林伯格是贝尔斯登前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华尔街的一个传奇人物，他现在仍然在公司保留着一间办公室，并为十几个想来非常特别的投资人出任经纪人。当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将他们的资产转移到贝尔斯登的时候，贝尔斯登的经纪人声明很快就返了回来，一起回来的还有放在最上面的埃斯格林伯格的名片。
与他们过去在金融市场的大多数遭遇一样，他们与华尔街大公司的第一次交道充满了兴奋，但却令人摸不着头脑。情况的确就是这样，他们甚至没有见过埃斯·格林伯格一次，就稀里糊涂地成了他的客户。“我们的遭遇好像是，'那么，埃斯·格林伯格做我们的经纪人如何？'”查理说，“我的意思是，我们什么都不是。而且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见过埃斯·格林伯格。”随着他们一次又一次想与格林伯格说上话的尝试，神秘感越来越强烈。他们找出他们认为应该是格林伯格的电话号码，但是当打通电话的时候，却是一个不是格林伯格的声音在接听。“这让人完全糊涂了，”查理说，“偶尔，埃斯·格林伯格自己会拿起话筒。但他所说的永远都是'请稍候'。然后，会有一个秘书接过电话，处理我们的订单。”
最后，他们终于与这位华尔街的传奇人物面对面了。然而，这次见面非常短暂，所以，他们很难诚实地说他们是否真的见到了埃斯·格林伯格，或者只是一个埃斯·格林伯格的扮演者。“我们被召进去了30秒——真正的30秒，随后就被很不礼貌地赶了出来。”加米说。埃斯·格林伯格仍然是他们的经纪人。他们只是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
“埃斯·格林伯格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仍然没有什么意义。”查理说。
他们怀疑是“扮演埃斯·格林伯格的演员”的那个人没能解决他们认为自己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他们是小规模的私人投资者。华尔街公司对他们来说大部分都还是个谜。“我从来没有过走在一家银行里面的实实在在的感觉，”查理说，“我只能通过别人的眼睛，加上自己的想象力，来想象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要做他们想做的那种类型的交易，他们需要被华尔街大公司认为是熟知华尔街大公司路数的投资人。“作为私人投资者，你是二等公民，”加米说，“你获得的报价不好，服务不好，一切都是不好的。”
意外的资本家 金融灾难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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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米的新邻居本·霍克特的帮助下，他们终于如愿了。霍克特也刚满30岁的人，在东京为德意志银行做了9年的衍生品买卖交易。与加米和查理类似，他也是一个与传统社会有些疏离的人。“在我开始我的职业生涯的时候，我还是单身，24岁，”他说，“现在我有了老婆和孩子，还有一条狗。我对生意很头疼。当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我对自己很不满意。我不像一个父亲那样盼望着我的孩子长大。我想，我得找机会离开这里。”当他鼓起勇气提出辞职的时候，他在德意志银行老板的坚持要他列出他不满意的地方。“我告诉他们我不想走进办公室。我不喜欢穿西装。而且我不喜欢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他们说'很好'。”他们告诉他，他可以穿他想穿的衣服，住在他喜欢的地方，在他想工作的地方工作——而且这一切都可以在仍然是德意志银行员工的前提下做到。
本从东京转到了圣弗朗西斯科海湾地区，同时转过来的还有德意志银行1亿美元的资金，由他在伯克利山自己舒适的新家里进行交易。他怀疑，他或许是伯克利唯一一个在信贷衍生品中寻找套利机会的人。现实的情况是，一个心怀世界，希望购买那些金融戏剧中令人惊艳的远期期权的人，走在一条静谧的街上。本和加米相约一起去遛狗。加米引导本关注那些华尔街大公司和神秘的金融市场怎样运作的信息，并最终促使他辞去了工作，加入了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在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一间小房子里3年之后，我认为跟别人一起工作应该会很棒。”本说。他离开德意志银行，加入对事故和灾难的快乐追逐之中，而且很快就发现自己又再次独自工作了。查理很快搬到了曼哈顿，而加米在与女朋友分手后也迫不及待地跟了过去。
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奇特的志同道合者的团结。本认同查理和加米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和市场一样，倾向于低估极端变化出现的概率，但是他的想法又更进了一步。查理和加米只是对金融市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