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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第三个穿制服的警察开车，他倏地把车开上了街道。
这些狗崽子，我们只得服从。
“你有律师吗？”其中一个警察问他。
“没有。”他答道。
“到局里他们会给你一串名单。”
“谢谢。”弗林克说。
“那些钱你是怎么处理的？”稍后，他们的车停在卡尼大街警察局的车库时，有个警察问。
弗林克说：“花掉了。”
“全花了？”
他没有答理。
其中一个警察摇摇头笑了起来。
他们从汽车里出来时。一个警察问弗林克：“你的真名叫芬克吧？”
弗林克不寒而栗。
“芬克，”那个警察重复了一遍，“你是个犹太佬。”他拿出一个很大的灰色卷宗，“欧洲难民。”
“我出生在纽约。”弗兰克·弗林克说。
“你是纳粹的逃犯，”警察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弗兰克·弗林克转身就跑，逃出了车库，三个警察大声喊叫起来。
跑到门廊，他发现自己面对着一辆警车，几个身着警服、全副武装的警察挡住了他。其中有个警察笑眯眯地端着枪走上前来，啪的一声给他铐上了手铐。
那个警察猛地一拽手铐，他就乖乖地跟着往回走了。
铐子卡进了肉里，卡到骨头里去了。
“回德国去。”一个警察打量着他说。
“我是美国人。”弗兰克·弗林克说。
上楼的时候，有个警察问：“他要不要在这里登记？”
“不要。”另一个说，“我们把他交给德国领事馆。他们要按德国法律审判他。”
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一大串名单。
塔格米先生坐在办公桌前，举枪对着门，一动不动地有20分钟之久。这时贝恩斯先生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那个老将军想了想，拿起话机，要通了旧金山的日本大使馆。但没能直接和大使通话，一个官员告诉他，大使离开了旧金山。
这样特迪基将军又往穿越大洋彼岸的东京挂了电话。
“我问一下国防大学，”他对贝恩斯先生解释道，“他们会与驻扎在我们附近的帝国武装部队联系。”他似乎并不太惊慌。
那么我们在几小时之内就可以得救了，塔格米先生自言自语道。可能从航空母舰上派日本海军陆战队来，带着机关枪和迫击炮。
从最佳效果来看，通过官方途径打电话，效率很高，但令人遗憾的是时间耽搁了。在我们下面，黑衫队的小流氓正在肆意棒打秘书的职员们。
然而。他个人几乎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想能不能试一下，与德国领事联系一下。”贝恩斯先生说。
塔格米先生自有主张，他要伊芙顿基安小姐带着她的录音机进来，把对H·赖斯先生的紧急抗议的口授记录下来。
“我可以打电话给赖斯先生，”塔格米先生说，“用另一条线。”
“请吧。”贝恩斯先生说。
塔格米先生依然举着4 4型左轮手枪，他的收藏品，揿了揿桌上的按钮。这是一条不对外的专线，专门为机密通讯装置的。
他拨了德国领事馆的电话号码。
“你好，请问找谁？”单调的男声，很浓的职业化腔调，不用说是他手下的人。
塔格米先生说：“请找尊敬的领事阁下，赖斯先生，有急事。我是塔格米先生。在帝国贸易商场供职，任总裁。”他的语气生硬，毫不含糊。
“好的，先生，请稍候，如果你不介意。”于是等了好长一阵子，电话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连咔嗒咔嗒的声音也听不见。塔格米先生明白了，他只能捏紧话筒等在那儿。典型的日耳曼人的诡计，拖延时间。
贝恩斯先生边踱着步边对守着另一部电话的特迪基将军说：“我自然是首当其冲的，要被铲除的。”
那个职业化的声音终于又来了：“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塔格米先生……”
“没关系。”
“领事正在开会，不过……”
塔格米先生把电话挂断了。
“白费精力，至少可以说。”他觉得困窘地说，再给谁打电话呢？日本方面已经通知了，还有滨水区的宪兵队。打电话给他们没有用。直接打到柏林？给德国首相戈培尔？打给帝国的空军基地，要求空中救援？
“我给党卫军的头头克罗兹·冯·米里先生打电话。”他大声决定道，“狠狠地告一状。痛骂一顿。”
他开始拨号码一一正式登在旧金山电话簿上的号码是转弯抹角的一一汉莎机场总机转贵重物品装运保卫处。电话在响的时候他说，“歇斯底里地大闹一通。”
“上演一出好戏。”特迪基将军微笑着说。
塔格米先生的耳畔传来了一个德国人的声音：“谁呀？”
塔格米先生想，这声音比我更直截了当。但他想等那边说下去。
“快说话！”那人命令道。
塔格米先生吼了起来：“我命令你逮捕、审判你的那帮杀人狂、变态的家伙，他们像金发碧眼的凶残畜牲，杀气腾腾地冲进来了，无法形容！你知道我吗？混蛋！我是塔格米先生，帝国政府的顾阃。5秒钟之内或者放弃合法保护，否则海军陆战队的突击部队就要用磷燃烧弹、喷射器，格杀勿论。算是文明的耻辱。”
电话的那一头，那个党卫军喽哕着急得语无伦次起来。
塔格米先生朝贝恩斯先生眨眨眼。
“……我们对此一无所知。”那个走卒说。
“撒谎！”塔格米咆哮道，“那我们就别无选择了。”他把听筒啪地放下了。“不用说，只是吓唬吓唬。”他对贝恩斯先生和特迪基将军说，“不管怎么讲。这样并无坏处。即使在党卫军内部，那些不明朗的可能性往往也会成为紧张不安的因素。”
特迪基将军张口想讲话，办公室门口传来一片喧闹声。他闭口不言，门被撞开了。
两个粗壮的白人，手里都拿着带消音器的手枪，进来了。他们认出了贝恩斯先生。
“就是他。”一个家伙说。他们扑向贝恩斯先生。
塔格米先生坐在桌前，举着他那把古玩收藏品，44型左轮手枪，扣动了扳机，一个党卫军应声倒地，另一个倏地把消音器手枪指向塔格米先生，也开了火。
塔格米先生没听到响声，只看见枪口隐隐约约冒出了一缕蓝烟，没听见子弹呼啸而过的声音。他以极快的速度扣动扳机，一枪接一枪地连续射击。
那个党卫军的下巴打烂了，碎骨头、碎肉、牙齿碎片在空中飞扬。塔格米先生知道，打中了嘴巴。可怕的地方，尤其是子弹再往上打一点。没有下巴的党卫军，眼睛里还有生气，那有什么用。他还看得见我。塔格米先生心想。
慢慢地那个党卫军的两眼失去了光辉，倒下去，扔掉了手中的枪，发出莫名其妙的咕噜声。
“叫人恶心。”塔格米先生说。
再也没见党卫军出现在敞开的门廊里。
“可能结束了。”特迪基将军停了一会儿说。
塔格米先生忙着给枪上子弹。他嫌这3分钟的时间太长，停下手来，按了桌上的内部通讯系统钮。
“要医生急救，”他指示道，“这儿有个刺客伤得很厉害。”
没有人应声，只有嗡嗡声。
贝恩斯先生弯腰抬起了两个德国人的枪，自己留下一支，把另一支递给了将军。
“现在我们可以把他们全扫倒。”塔格米先生说着又像刚才那样，恢复了握着44型左轮手枪的姿势，“在这间办公室里有着难以对付的三位一体。”
大厅里有人在喊：“德国流氓投降了！”
“已经关照过了，”塔格米先生呼应道，“一死一伤，躺在地上。经验主义的见解与验证。”
一大伙日本“时代”的雇员战战兢兢地出现在门口，有几个人手里拿着大楼里的防暴装置，诸如斧子、来复枪、催泪毒气手榴弹。
“轰动性案件，”塔格米先生说，“萨克雷门托的美国西海岸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向德国宣战。”他撬开了枪，“不管怎么说，玩完了。”
“他们会否认同谋关系，”贝恩斯先生说，“合乎标准的技巧，用滥了。”他把装了消音器的手枪搁在塔格米先生的书桌上，“日本造的。”
他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质量精良的日本对阴极手枪。塔格米先生察看了一下。
“不是德国公民。”贝恩斯先生说，他掏出了那个死掉的白人的皮夹子，“美国西海岸公民。住在圣·乔斯。他与党卫军没有什么关系。名字是杰克·察德斯。”他扔下了皮夹子。
“一个抢劫犯，”塔格米先生说，“动机：我们的保险柜。没有政府方面的因素。”他摇摇摆摆地站起身来。
总之，党卫军的谋杀或绑架企图失败了。起码，第一个企图失败了。但很明显，他们知道谁是贝恩斯先生，而且不用说知道他来这里干什么。
“前景不妙。”塔格米先生说。
他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神谕还有没有用处。也许神谕的指点可能保护他们，告诫他们，庇护他们。
他还是颤巍巍地把四十几根欧蓍类草茎取来。整个情形一片混乱，反常得很，他可以断言，没有哪一个人的聪明可以破译它，只有人类上下五千年古老的智慧才能行。德国集权社会类似某种不完善的生命形式，比自然状态更糟，糟就糟在它的混杂，不得要领，大杂烩。
他认为，当地的党卫军在这里作为政策的工具，与柏林的首脑根本不一致，处在这般混乱的状况哪里可以找到感觉？谁是真正的德国人？谁曾经是？几乎就像解析噩梦，日常面对现实存在遇到的种种问题的复制。
神谕将洞察一切，甚至像纳粹德国这类古怪的家伙都能理解《易经》。
贝恩斯先生看见塔格米先生正在神经兮兮地摆弄着一把植物根茎，就意识到这个人的痛苦相当深重。贝恩斯先生认为·为了他就得杀掉或废掉这两个人，这件事不仅仅令人可怕·而且叫人费解。
我能说些什么来宽慰他呢？他为了我而开枪；对这两个人的道德责任是我的，我承认。我是这么看待这件事的。
特迪基将军转过身来走到贝恩斯先生身边，轻声细语地说：“你看见了这个人的绝望。你瞧吧，他肯定会成为一个佛教徒。即使不是正式的，影响还是很大。一种没有生命的文化正在被采纳，所有的生命都神圣化了。”
贝恩斯先生点点头。
“他将重新获得平衡，”特迪基将军继续说道，“很及时。他马上就会失去据以观察和理解其行为的观点。这本书会帮助他，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片面的参照系统。”
“我明白啦。”贝恩斯先生说。他认为，还有一个可能帮助他的参照系统也许是“原罪的教义”。我闹不明白他是否听说过。我们全部注定要接受残酷的或者凶暴的或者邪恶的行为，那是我们的命运，由于古老的因素——我们的因果报应。
为了救一个，塔格米先生不得不杀了两个人。一个有逻辑头脑的、心理平衡的人很难理解这一点。像塔格米先生这样的好心人会被这个现实的复杂含义逼疯掉。
然而，贝恩斯先生认为，要害问题不在于现时，也不在于我死或者那两个党卫军的死，它在于——符合逻辑前提地——在于未来。这里发生的事是正义的抑或非正义的，得由以后发生的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