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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儿，又道：不过，你锄奸得有个时间，今年冬天你务必把林振海给俺锄了。要知道，明年春天一到，天暖了，日本人还得来扫荡咱们。到那时，可就晚了。
李彪直到这时也没意识到锄奸这事有多么严重，他觉得带上三五个弟兄，杀到城里一趟，把林振海带到县大队，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于是，他铿锵着声音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李彪接受了任务，就开始组建锄奸队了。
小小的县大队也是藏龙卧虎。
李彪首先想到了自己中队的王一刀。王一刀是绰号，以前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在县大队，王
一刀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别看王一刀才二十出头的年纪，他从三岁就开始玩起了飞刀，飞刀是他家的祖传。飞刀是特制的，刀上刻着三个字：王一刀。飞刀并不长，只有寸许，却是指哪儿飞哪儿。近距离的时候，比一支枪还管用。
说起这王一刀，还救过李彪的命呢。就在最近的这次反扫荡中，三中队在一个山沟里被敌人包围了，队伍左冲右突，也没能突破敌人的包围，损失惨重。等到天黑的时候，队伍又发起了最后的冲锋，县大队那时已经化整为零，想要得到其他中队的接应，怕是来不及了。
后来，三中队终于在北面撕开了一道口子。那里由保安团驻守，火力远不如日本兵把守的地方。队伍总算杀出来了，敌人哪肯轻易放过，穷追不舍。匆忙中，李彪带着一个班阻击敌人。没想到，打了一会儿，子弹就耗尽了。没有了子弹，只能和冲上来的敌人肉搏了。敌人越聚越多，三个敌人把李彪围上了，这时李彪手里的一杆长枪也抡断了。无奈，他抱起一棵被炸倒的碗口粗的树，拼命地向敌人抡去。
俗话说，好汉难抵众人缠。渐渐地，李彪体力不支了，他已经没有了退路，身后就是陡峭的崖壁。李彪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跳崖。也不能让敌人捉了去。
就在这时，他听见一个声音在喊：中队长，俺来了。
接着，就有三股风声，“嗖嗖”地撩了过来。
李彪知道，王一刀来了。
三个敌人连哼一声都没来得及，就一头栽倒在黑暗中。
他和王一刀一闪身，消失在丛林中，身后响起爆豆似的枪声。
除了王一刀，他又看上了二中队的李双枪。李双枪是猎户出身，曾和林振海干过一阵子，后来下山参加了县大队。李双枪是名副其实的双枪，弹无虚发，有一手好枪法。其中的一把枪，是大队长刘猛把自己从延安带来的枪送给了他。每次打仗，李双枪都以一当十，左右开弓，只要在射程之内，一勾扳机，就会撂倒敌人。
最后被选中的锄奸队员就是杨过了。杨过生得精干，浑身上下棱是棱，角是角的，这和从小习武不无关系。日本人没来之前，他和父亲在城里开了一家武馆，练的是气功，气功在身时刀枪不入。会气功的人一般都有些轻功，杨过最擅长的就是能跑能跳，多高的墙，多高的树，他都能一跃而上。
李彪最终只选了三名锄奸队员。他认为，锄奸队用不了太多的人，毕竟是深入到敌后，又不是正面和敌人交锋。
有了各具特长的王一刀、李双枪和杨过，李彪的心里就踏实了。他只等着刘猛大队长一声令下，就带着三个兄弟杀进城里，把林振海捉拿归案。
白冬菊
锄奸队成立了，这在县大队的编制中是一支特殊的队伍。队长李彪，队员王一刀、李双枪和杨过，如果把这四个人分散开来，也不觉得他们会有多打眼。可放在一起就不一样了，像是四块炼过火的钢，整整齐齐，利利索索，惹人眼目。
县大队经过这次反扫荡的重创后，将息了几日，似乎才恢复了些生气。
他们在白家庄村头的空地上，又操练了起来，声势浩大，情绪高涨。毕竟在这次反扫荡中，损失了大量兵员，招收新兵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村口的一棵老树下，摆了一张条桌，曹书记坐在桌子后边给前来报名参军的青年人登记。大队长刘猛负责面试，面试很简单，无非是和人家掰手腕或是捶打两把，看看小青年的劲道如何。力气有了，刘猛接下来就开始提问题了。问题只有两个，第一个是为什么要参加县大队。有人答了：打鬼子，报仇。刘猛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怕不怕死。小日本的枪子儿可不长眼睛。
大部分青年人听了这话，会犹豫一下，但还是坚定地回答：只要能报仇，死了也值。
想参加县大队的青年力道有了，回答得也能让刘猛满意，就可以参军了。有的先发了一身军装，或者发一杆枪，没衣服、没枪的，就发一根和枪长短差不多的木头棍子，让人带下去操练。刘猛对那些没有枪的新兵就说：别着急，等过几天，俺带你们端几个鬼子的炮楼，就什么都有了。
没枪的新兵脸红脖子粗地、心有不甘地舞弄着一根棍子，练起了格斗和刺杀。
锄奸队的人也在练兵，他们和县大队的大部分人马练的不同，他们练爬树、翻墙和射击。县大队把最好的家伙都武装到了锄奸队，每一个队员都是双枪在手，还将反扫荡中缴获来的自行车配备给他们。自行车这玩意儿，大都是汉奸骑的，锄奸队员看过，却没有骑过，两个轮子总是不稳，东摇西晃的，人就摔倒了。李彪就冲着自行车发狠，一次次上去，一次次掉下来，逗得围观的众人捂着肚子笑。
围观的人中只有一个人不笑，那就是白冬菊，她眼睛死死地盯着李彪。
当李彪又一次摇晃着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时，她走了过去，一脚踩住了自行车的轮子。
李彪的腰直了起来，他先是看清了白冬菊的一只脚，最后连整个人都看清了。还没等他说话，白冬菊开口了：李彪，你说话不算数。
他直视着她，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的样子。
白冬菊说：你答应过俺，这次反扫荡后让俺参军。
李彪记起来了，以前自己是说过这样的话。
白冬菊是白家庄的妇救会主任，俩人打小就认识。她父亲是私塾先生，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私塾先生，他和林振海等一帮孩子觉得新鲜，从十几里外，跑到白家庄看白冬菊的父亲教课。上私塾的孩子，家里一般都比较殷实，再不济的，也有几片山地；当父母的都巴望着日后独生子能有些出息，就让自己的孩子跟着白冬菊的父亲咿咿呀呀地读《百家姓》和《三字经》，大些的孩子还会读《诗经》、《论语》什么的。
看热闹的孩子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在一旁就笑，弄得那些读书的孩子总是心不在焉的。先生就用手势轰他们，像逗鸟一样。孩子们不怕，一起摇头晃脑地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弄得课就没法上了。先生再开口时，窗外的孩子们就学着先生的样子嬉笑一团。
冷不丁地，门开了，白冬菊从屋里冲了出去，手里握着一根烧火棍，嘴里咿咿呀呀地喊着。
孩子们见了这等阵势，一哄而散地跑了。
时间长了，林振海和李彪这些野孩子，就在这种游戏中找到了乐趣。他们对那些摇头晃脑读书的孩子没了兴趣，却被白冬菊深深地吸引了。白冬菊比他们小不了两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一件碎花衣服，一张小脸涨得通红，手里乱舞着烧火棍。那样子，在野孩子的眼里比呆头呆脑地读书的孩子有趣多了。他们一次次地来，她就一次次地出来追。他们还给白冬菊编了顺口溜：白冬菊干着急，拿着火棍去赶集，脚底踩了西瓜皮。
他们一喊，白冬菊就气得抹眼泪，一张小脸由红转青。
半大小子就是贪玩，隔三差五地，割完猪草，他们就一遍遍地和白冬菊玩这样的游戏。后来，再长大些，也就失去了捣乱的兴趣。
日本人来后，成立了维持会，还开了日本人的学校，逼着中国的孩子学说叽里哇啦的东洋话，他们要从肉体到文化彻底地征服中国人。
白先生生性耿直，日本人不让办私塾，他就偷着办；白天不能上课，他就把学堂转移到地下，在自家的菜窖里教孩子们读书。在这期间，他甚至被日本人抓进城里洗过脑子，可关了几天，他出来后还是继续教书。再以后，没有孩子敢来上课了，他就站在院子里自己读书，声音朗朗，压过了学堂里哇啦哇啦的日语。
日本人终于恼了，一根绳子把白先生绑了。
耿直的先生，直到这时也没有低下身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他破口大骂。
就在村口那棵老树上，日本人把白先生杀了。临死前，他仍镇静地吟诵着豪迈的诗句。
一声枪响，倔犟的头颅终于脱离了生命，灵魂悠然地飘向了天国。
随着毛主席在延安又一次作出英明的指示——到敌后去开辟革命根据地，一支支队伍就开到了中原，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建立根据地的伟大计划。
白冬菊在父亲惨死后，很快就成了革命积极分子。她先是参加了村里的妇救会，后来又当上了妇救会的主任。自从县大队来了，她的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确切地说，她是死心塌地、真心实意地喜欢上了李彪。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李彪，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她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县大队时的情景，那是县大队第一次来到自家庄。她在队伍里一眼就看到了李彪，浓眉大眼，腰上别着一把驳壳枪，穿着八路军的灰色军装。从那一刻开始，她就暗自喜欢上了李彪。当年那个调皮捣蛋的李彪已经不见了，此时的他已经是身经百战、训练有素的县大队中队长。
那一次，县大队是来开展群众工作的，他们要在每一个村里都成立革命组织。白冬菊冲着李彪，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妇救会。妇救会的任务是动员全村的妇女做鞋、做衣服，让县大队的战士吃好、穿好。一双又一双的鞋，还有一身身的衣服，通过白冬菊的手，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县大队。
那时，她多么希望李彪能穿上她亲手做的衣服和鞋呀！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为县大队做事，她从没有感到累过，纺棉花、织布，到做衣服、做鞋，她乐此不疲，心甘情愿。
每次做衣服、做鞋时，她都是比量着李彪的身形和尺码去做的，妇救会做好的衣服和鞋，被统一收走，再统一发下去，至于李彪能不能穿上她亲手做的衣服和鞋，她也说不清楚，但她仍感到心里暖暖的。日子也开始变得有了盼头，一切都在白冬菊的眼里变得美好起来。
白家庄只是县大队的一个点，在这里停留几天后，县大队就又要到别处打游击去了。尤其是在反扫荡时，县大队会撤到山里。
县大队走了，白冬菊的心里便空空荡荡的。睡不着，吃不香。夜半时分，她经常爬起来，冲着窗外发呆。外面的几声狗吠，她也会竖起耳朵，冲母亲说：娘，是不是县大队的人回来了？
女儿的心事，娘是猜得出几分的。娘就叹口气：菊呀，你的魂都被县大队给勾走了。你这么天天念、夜夜盼的，干脆就去参加县大队吧。
娘的话，“呼啦”一下便把她的希望点燃了。她要参加县大队，生生死死地和李彪在一起，只要和他在一起，再苦、再难都是甜的。
也就是在这次大扫荡前，她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