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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想着，屋子里的光线暗了一下。阿美停了手上的活儿，疑惑地回过头，却见赵书记披了件黄色的军大衣，像个将军似的立在门口，身后还跟着两个手上提着东西的陌生男人。她惊讶得呆住了，一瞬间，她的脑袋一片真空。过了一会儿，她感到自己的脸正像火烧云似的慢慢地烧了起来，背上有一片芒针在扎。赵书记见到阿美，也尴尬了一下，但他很快稳住神，对阿美说：“年终了，单位里分了一点东西，还有一点补助，我给你送来了。”
阿美呆呆地看着那两个陌生人搬进来两只沉沉的蛇皮袋，她的嘴唇动了动，还是说不出一句话来。她红着脸站在屋里，连手脚都好像不是自己的了。
赵书记从军大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只红包，放在桌子上，有点难为情地说：“这是公司发给你的补助。我们大家都知道，老沈一走，你一个没有工作的女人，带着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确实挺难的，我们理解你的难处，年底了，这钱是公司为你特批的困难补助。”他把“特批”两个字说得重重的。
阿美缓过一点劲儿来，不过，头脑还是乱的，心也七上八下的。她忙搬出凳子让那两个人坐了，又忙着泡茶倒水。那两个陌生人并没有觉察出阿美的异样来，他们只当阿美见了生人害羞，便客气地对阿美介绍说，自己是运输公司办公室的。今后你家里有什么麻烦事，只管吩咐一声，我们很乐意来帮忙的。他们还一个劲儿地说，我们赵书记心肠很好的，他总是在我们面前提起老沈是个好同志，为运输公司做过不少的贡献，他家里的事情我们单位不能不管不问的，我们是国营单位嘛，就是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嘛。
阿美垂着眼皮，不敢与赵书记的眼睛对碰一下，当着别人的面，她也不能做出什么失态的举动来。她只得一边压抑着自己激烈的心跳，一边慌慌张张地应酬着来人。还好，这几个人水也没喝一口，就起身告辞了。他们说，年终单位的事情挺多的，还要到几户退休职工和困难户家里去慰问一下。临走的时候，赵书记故意落在后面，他趁别人不注意，一把抓住阿美的手狠狠地握了一下．小
声地说：“阿美，你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啊。”阿美机器人似的，依旧低着头，没有回答。
赵书记他们一走，阿美的心就完全乱了。她心不在焉地打开那两只重重的蛇皮袋，眼睛倏地睁圆了。只见里面装着大米，菜油，面条，粉丝，香菇，木耳，白糖，咸鱼，年糕，还有半只新鲜的猪腿，这年货有大半都给备齐了。打开那个厚厚的红包，十元一张崭新的纸币，一共有十张。阿美愣愣地又数了一遍，手指有些颤抖了。这算是一份大礼了，完全是没有想到的大礼了。太大了。阿美知道，单位给困难职工发的补助，一般只有十块钱左右，最多也就是二三十块钱的样子，可这次他们给了她整整一百！难怪他刚才要强调“特批”这两个字呢。还有那么些年货呢，比往年老沈带回家的都要多得多，算起来，也得有好几十块钱吧。这真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一件事了。她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慢慢地琢磨起这件事来。
当然，这一定是他的主意！这个黑脸膛小眼睛宽肩膀浑身干脆利落的男人，她又看到了他。她本来以为这个男人就像煤一样地被她埋葬在记忆深处了。她和他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彻底结束了，可是这会儿他又来了，他撩起了那些记忆，那些让人不想回望的记忆。她恨他吗？当然，那是夹杂着屈辱的仇恨。可是，刚才他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的恨为什么就变得暧昧了，复杂了，似乎渗进了一点别的什么呢？阿美搞不懂自己。当那个身披军大衣的男人出现在眼前时，她的心为什么要激烈地跳起来呢？她怎么觉得那个男人并不是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么令人厌恶呢？她怎么从他的神情中分明感到了他对自己的喜欢、关切和一种实实在在的歉意呢？他不是一个乘人之危的流氓吗？他不是一个曾经对她图谋不轨过的恶棍吗？可是，为什么，他看起来又不像一个流氓和恶棍了呢？她是应该恨他的，可是这恨怎么突然变得软了，弱了，甚至成了一种——想念了呢？
天哪？！你疯了！想念？你怎么能想念一个欺负过你的男人？！阿美觉得自己的脑子像爬进了一条蛇那样，充满了不可预料的恐惧。她命令自己不能再纠缠下去了。她起身将那两袋沉重的东西，一瘸一拐地提到厨房里，又把那个红包放在柜子里锁起来，然后她在水池里用冰冷的自来水洗了手，洗了脸，重新坐到缝纫机旁。可是她知道，自己的心还在那里摇荡着，像水波一样地荡着，像飞絮那样地飘着。她放不下它，只能暂时不理睬它。
阿美哗哗地踩着缝纫机的踏板，可是踩着，踩着，她就觉得自己的前胸在慢慢地发热。那里有不断鼓胀的感觉，一起一伏的，像越涌越高的潮汐……最后，一个男人的面貌终于无可匹敌地升上来了，占据了她的脑海。阿美的呼吸紧迫起来。她扔下了手中正在做的衣裳，忍不住再次打开了柜子，将红包里的钱取出来，一张一张地又看了一遍，还放在鼻子下闻了闻，崭新的钱，崭新的气味啊。她把钱小心地锁好，又跑到厨房里，打开了墙角边的蛇皮袋，把刚才放进去的那些年货又一一查看了一遍。这些东西奇怪了，好像不是一般的东西了，好像抹上了一层蜡制的光芒了，它们有了一点特别的含义了。这些东西代表着什么呢？是他的道歉吗？是他的愧疚吗？是他的问候吗？是他的关心吗？是他的思念吗？——总之，应该是代表着一些好意的，诚意的。阿美忍不住用手将它们又挨个地摸了一遍。实实在在的东西，实实在在的补偿。呼——一口积攒多时的郁气从心里吐了出来，她觉得自己的心情明亮了好多。再想恨，那恨已经成一块糖稀了，遇到热气，软了，化了，黏糊糊的，弄不清爽了。
她摸到了那半只新鲜的猪腿。漂亮的猪腿。瘦多，肥少，皮薄，月琴一样似乎能弹奏起来的猪腿。正是她需要的。对，她现在就把它腌起来。她要把它制成美味的腊肉。想到这，她的嘴巴里似乎已经尝到了一种妙不可言的味道了。是的，这个家虽然失去了男人，但日子还得过的，好好地过的。
阿美说干就干。她系上一条围裙，戴上两只套袖，将放在灶台下的一只腌菜缸拖出来，洗干净，又拖到大门口晾晒着。对面的苏大姐家前面有一方凹进去的大院子，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梧桐，这会儿叶子早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苏大姐正坐在树下，穿一双黑色的高筒胶靴，系一条黑色的橡胶围裙，挽着两只袖子，露出冻得通红的双手，正在一只大大的木盆里，洗着堆成了小山包似的大白菜。
“阿美，你又熬夜了吧？我看你这些天没养好。做裁缝太辛苦了，不如干脆卖衣服算了。我有个侄子，前一阵就开了一家服装店，人家不做衣服，都是从广州、武汉直接进的成衣，听说卖得很好的。”苏大姐的大嗓门隔一条小街听起来还是那么响亮。
“我也这么想过的，可是，我没——”阿美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到一声喊：“阿美，我的衣服做好了吧？我等着要穿呢。”阿美看到粮店的朱阿姨带着两个邻居过来取衣了，她连忙冲苏大姐打了声招呼，就急急地进了里屋。
朱阿姨一边试衣，一边乜斜着阿美：“阿美，你的桃花运不赖嘛，听我妹妹说，她要给你介绍一个好男人呢。”
阿美平时就觉得朱阿姨的一张嘴像刺猬的毛一样，四处张着，见谁都要刺一下，挺讨嫌的，偏偏她这人爱管闲事，爱凑热闹，什么事情她都喜欢插一杠子，你想躲还躲不了。见她当着别人的面说出这样的话来，阿美心里有气，还不好顶真发火，只得有些难堪地说：“那都是说着玩的话，你还当真呀？”
“什么说着玩的？我妹妹可是把你的事情都放在心上，听说她已经帮你物色到了呢。”
那两个邻居立刻接口道：“阿美，你还对我们隐瞒什么呀？这找对象又不是丢人的事，再说，到时候你还不是要请我们大家吃喜糖的。”
听了这越说越离谱的话，阿美急了，她分辩道：“瞧你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这是哪有的事呀？纯粹是一句玩笑嘛。朱阿姨的一张嘴你们还不知道啊？”
“耶，我的嘴怎么啦？我说的哪一句不是实话？再说，这正大光明地介绍对象有什么难为情的？这又不是什么偷鸡摸狗地乱搞！”朱阿姨把眉毛挑起来地大声说。
那两个邻居连忙出来打圆场：“好了，好了，再说，阿美就更不好意思了，我们不说了，不说了。”
瞧着她们那暧昧的笑容，阿美气得真想跟她们翻脸。不过，这些人既是她的邻居，又是她的顾客，她能说什么？只有忍着呗。
试好衣服，付了手工费后，她们就勾肩搭背地，嬉笑着出了阿美的家。她们走出几步，阿美就听到“阿美……”“是不是真的呀？”零零碎碎的议论，窃笑。阿美的心里像飞进了几只苍蝇一样，她恨不得拿缝衣针把这些女人的碎嘴给缝上。再一想，又灰心了。唉，随它去吧，人生在世，哪有不在背后被人说的人？又哪有不在背后说人的人？何况自己还是个寡妇，闭着眼睛塞着耳朵都能想象得出来那些嚼蛆一样的议论。反正身正不怕影子歪，她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那天夜里，刮着呼啸的北风，好像要把房顶上的瓦都揭去一样。阿美叫两个女儿一人灌一只热水袋，早早地上床睡觉了。她自己呢，依然坐在灯下车衣裳。脚上虽套了双老棉鞋，但还是冻得铁硬的，手也僵硬得伸不直。她不时要跺跺脚，哈哈气。
只有风声像哨子那样地呼叫着，传到耳朵里，鬼哭狼嚎一样，感觉自己的家像是荒郊野岭上的一只小棚子，孤独的，摇晃的。这样的天气，恐怕连流浪的狗和猫都蜷缩到什么避风的角落里了。一街的人，恐怕也都盖着厚厚的棉被进入梦乡了。阿美头上的灯，发着单薄的光，黄晕晕昏沉沉的，在这样的冬夜里，好似一片叶子孤单地漂浮在无边的大片水上。
就在这时，她听到房门外传来细细碎碎的叩门声。起先没在意，仔细听听，那叩门声时断时续的，不像是风声。她骇得差点从凳子上跳起来。这样的深夜会有谁来敲她的房门呢？她按着自己的胸口，侧耳听着。是的，是的，是一下一下敲击的声音。她觉得自己的喉头像被什么人一下子封住了似的，喘不过气来。
过了一会儿，再侧耳听听，好像又没有什么声音了。阿美想，这么大的风声，一定是我听错了吧？她再一次竖起耳朵认真听了听，好在接下来果真没有听到什么异样的声音了。阿美揉揉发涩的眼睛，在灯下继续苦熬着。心也就慢慢定了下来。熬到眼皮打架的时候，她才打着哈欠，泡泡脚，上床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早，阿美已经忘了昨夜的事情，她照常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硬撑着起了床。天，依然是清冷清冷的，手脚冻得都有些不听使唤了。忙活了一阵后，她打开大门，惊讶地发现，在朦胧的微光中，一筐木炭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