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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一切测断当中，尤以在知识问题上（神学除外，政治也除外，因为那里有投票权）
①而以同意为根据的测断为最坏。因为，如我以前所说，凡能取悦于众的东西只是那打动想象力或以普通概念的锁链来束缚理解力的东西。
②因此，我们正可恰当地把弗雄（Ｐｈｏｃｉｏｎ）关于道德问题的话语移用于知识问题上来说：人们如果得到群众的赞同和喝彩，就应当立刻检查自己可能已经犯了什么错误。
③
这样看来，这个迹象可以说是最为不利的一个了。
以上七节所论是从现行哲学和科学的根源、果实、进步、
①培根的意思不是说，在神学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多数票就一定正确有效；他只是说，从事情的性质来看，在那些问题上，以同意作为论据这一点，比在纯粹学术问题上更有分量。
（关于在神学问题上进行投票这一点，克钦指出，培根无疑是指某些教会会议靠参加者投票来对教义问题和纪律问题做出决定这种情况而言，甚至象尼斯会议〔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Ｎｉｃｅ〕就是用多数表决来肯定真正信条以反对阿吕亚斯主义〔Ａｒｉａｎｉｓｍ〕的。——译者）
②参看一卷二八条。——译者③弗雄是古时雅典的一位将军和政治家，反对雅典的民主制。这里所引述的这句话出于波鲁塔克（Ｐｌｕｔａｒｃｈ）所著《伟人列传》中的弗雄传。——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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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的自供以及一般人对它们的同意等等几点来看它们的迹象，表明它们的真理性和健全情况都不是良好的。
①
七八
现在要进而说明这些错误所以产生以及它们所以经历这多年代而长久存在的原因；这些原因很多而且都是很有力的。
说明了这点，人们就会不再诧异怎么我所提出的这些考虑迄今不曾为人所注意；而唯一诧异的只在它们怎样又在今天终于进入了某个人的头脑而成为其思想的主题；这在我自己说来，我老实地认为只是某些可喜机缘的结果而非由于我的才具有任何优越之处，只是时间的产物而非智慧的产物。
②
现在且说，第一点原因，所谓那么多的年代，假如认真地秤量一下，就收缩到一个很小的范围。在人们的记忆和学术所展延到的二十五个世纪之中，我们好不容易才能拣出六个世纪是丰产科学或利于科学的发展的。因为在时间中和在地域中一样，也有荒地和沙漠。算来只有三次学术革命也即三个学术时期是可以正经算数的：第一期是在希腊人，第二期是在罗马人，第三期就在我们也即西欧各民族了；而这三期中的每一期要算有两个世纪都还很勉强。至于介乎这三个时期中间的一些年代，就着科学的繁荣成长这一点来说，那是很不兴旺的。
无论阿拉伯人或者经院学者们都提不到话下，
①这几句话在原本（克钦注本）和英译本都是接排在上句之后，并未分节；这样分节，是译者根据文义和结构，为醒目起见，擅自处理的。——译者②参看一卷一二二条。——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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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这些中间时期，与其说是对科学的分量有所增加，毋宁说是以大堆论文把科学磨损得象一条蹂躏了的道路一样。
这样看来，科学进步之所以如此贫弱，首先可以恰当地说是由于过去有利于科学的时间很为有限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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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还有一个从各方面呈现出来的重大原因，就是，即使在人类智慧和学术最发达（假如真可算是发达的话）的那些时代里，人们也只以最小部分的苦功用于自然哲学方面。
而其实正是这个哲学才应被尊重为科学的伟大的母亲。因为一切方术和一切科学如果被拔离了这个根子，则它们纵然被打磨、被剪裁得合于实用，却是不会生长的。
①现在且看，大家都知道，自从基督教取得信仰，力量强大以来，绝大多数的才智之辈都投身于神学去了；最高的报酬都施于这个事业，各种各样的帮助也都极其丰富地提供给这个事业；这种对于神学的专注主要地占据了属于我们西欧人士的那历史的第三阶段或时期；而就在此时文献亦正开始兴盛，宗教的争论也正开始兴起，这就又加强了这种情况。另一方面，说到前此一个时期，即以罗马人为主体的第二时期，那时哲学家们的思考和劳力主要是使用在和消耗在道德哲学上面（道德哲学之对于异教徒，就如神学之对于我们一样）。并且，在那些时候，最优秀的才智之士又普遍投身于公共事务之中；这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广度需要大量的人去服务。至于再说到希腊时
①参看一卷七四条。——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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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自然哲学看来算是最发达的年代，那只不过是短短一瞬的时间；因为在早期，所谓七哲，①除泰利斯（Ｔｈａｌｅｓ）
②外，都是投身于道德学和政治学的；而在后期，当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到地上以后，③道德哲学就更空前地流行，从而使人心对自然哲学背离得愈远了。
还不止此，即使在自然研究发达的时期，由于人们的无谓争论和夸炫新意，也使得那个时期本身败坏而无结果。
这样看来，在那三个时期当中，自然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被人忽视，就是受到阻碍。
我们既已看到这点，那么，对于人们之不会在其所不注意的事物上面做出什么进展也就不必感到诧异了。
④
①希腊七哲是：（一）梭伦（Ｓｏｌｏｎ）
，他的格言是“认识你自己”
；（二）契罗（Ｃｈｉｌｏ）
，他的格言是“考虑结局”
；（三）泰利斯，他的格言是“凡有担保的人就是稳固的人”
；（四）毕亚斯（Ｂｉａｓ）
，他的格言是“多数人是坏的”
；（五）克留勃拉（Ｃｌｅｏｂｕｌｕｓ）
，他的格言是“避免极端”
；（六）庇塔喀斯（Ｐｉｔａｃｕｓ）
，他的格言是“紧捉时机”
；（七）勃吕安德（Ｐｅｒｉａｎｄｅｒ）
，他的格言是“在勤劳努力面前没有不可能的事”。——译者②泰利斯（公元前第六世纪）
，希腊哲学家，属米勒塔学派（ＭｉｌｅｓｉａｎＳｃｈｏｌ）。据说他曾预言到公元前五八五年五月二八日的日食。据亚里斯多德称述，他首先提出了宇宙有一种单一的物质元素的设想，并且说那就是水。——译者③克钦指出，这话出于西塞罗所著“Ｄｉｓ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ｅｓＴｕｓｃａｌａｎａｅ”
一书第五卷第四章第十节。——译者④这几句话在原本和英译本都未分节；这样分节，是译者擅自处理的。——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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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此外还须添述一个原因，就是：自然哲学即使在对它注意的人们中间，特别在那后两个时期，也始终不曾拥有一个摆脱一切而全力从事的研究者（除开某个在僧房中从事研究的僧侣或某个在别墅中从事研究的士绅）
，①而一直是被仅仅当作通到其他事物的便道或桥梁来对待的。这样，这个伟大的科学之母就因横来的侮辱而被贬黜到仆役的职务上，只去伺候医学或数学的业务，也只去以一种打底子的染料来浸染幼稚而不成熟的智慧，使它以后更适于接受他种色染。实在讲来，除非把自然哲学贯彻并应用到个别科学上去，又把个别科学再带回到自然哲学上来，那就请人们不必期待在科学当中，特别是在实用的一部分科学当中，会有多大进步。因为缺少了这个，则天文学、光学、音乐学、一些机械性方术以及医学自身——还不止此，人们将更觉诧异的是连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逻辑科学也都在内——一并都将缺乏深刻性，而只在事物的表面上和花样上滑溜过去。因为这些个别科学在一经分了工而建立起来之后，已是不再受到自然哲学的营养的了；而其实，自然哲学从它对于运动、光线、声音、物体的结构和装配以及人的情感和理智的知觉等等的真正思辨当中，是应当能够抽获对个别科学灌注新鲜力量和生机的方法的。这样看来，科学既已与它的根子分离开来，则它之不
①克钦指出，前者无疑是指在牛津书斋中的罗杰。培根，后者或许是指笛卡儿（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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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长也就毫无足怪了。
八一
科学过去之所以仅有极小的进步，还有一个重大的、有力的原因，就是下面这点。大凡走路，如果目标本身没有摆正，要想取一条正确的途径是不可能的。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说来不外是这样：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但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人却没有感到，他们只是雇佣化的和论道式的；只偶然有智慧较敏、又贪图荣誉的工匠投身于新发明，而他这样做时多半是以自己的财产为牺牲。
一般说来，人们绝无以扩增方术和科学的总量为己任之意，所以即在手边已有的总量当中，他们所取和所求的也不外那对他们的演讲有用，能使他们得利、得名或取得类此便宜的一点东西。即使在大群之中居然有人以诚实的爱情为科学而追求科学，他的对象也还是宁在五花八门的思辨和学说而不在对真理的严肃而严格的搜求。又即使偶然有人确以诚意来追求真理，他所自任的却又不外是那种替早经发现的事物安排原因以使人心和理解力得到满足的真理，而并不是那种足以导致事功的新保证和原理的新光亮的真理。这样说来，既然科学的目的还没有摆对，那么人们在办法上之发生错误就不足为奇了。
八二
正如人们已把科学的目的和目标摆错了，同样，即令他们把目标摆对了，他们所选取的走向那里的道路又是完全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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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而走不通的。谁要正确地把情况想一下，就会看到这样一件很可诧异的事：从来竟不曾有一个人认真地从事于借一种布置井然的实验程序径直从感官出发来替人类理解力开辟一条道路；而竟把一切不是委弃于传说的迷雾，就是委弃于争论的漩涡，再不然就是委弃于机会的波动以及模糊而杂乱的经验的迷宫。现在，让任何人沉静地和辛勤地考查一下人们在对事物进行查究和发现时所惯走的是什么道路，他必定会看出，首先是一个极其简单而质朴的发现方法，一个最通常的方法。它不外是这样：当人们从事于发现什么事物时，他首先要找出和看一看别人以前对这事物所曾发表过的一切说法，然后自己就开始沉思，以其智慧的激荡和活动来吁请，亦可说是来召唤他自己的元精来给以神示。这种方法是完全没有基础的，是只建筑在一些意见上面而为意见所左右的。
其次，又或许有人把逻辑①召进来替他做这发现。
但逻辑除在名称上外是与这事无关的。因为逻辑的发明并不在发现出方术所由以构成的一些原则和主要的原理，而只在发现出看来是协合于那些原则和原理的一些事物。假如你是更好奇一些，更诛求一些和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