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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时代的危机（6）
罗斯福战时提案的第二个障碍与威尔逊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就是国会强有力的反对。包括民主党人在内的许多国会议员与《时代》周刊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警告摩根索的计划“在衰退和失业已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将大大削弱公司的资金实力”。
国会否决了罗斯福的提案，让“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所得税成为了新的税收体制的基础。由于免税标准很低，大量的财政收入就来自对工资和薪金征收的税收，而不是来自利润、股息、利息和租金收入。结果是个人纳税者的人数从1939年的390万增加到1945年的4 260万，联邦所得税收入从1939年的22亿美元猛增到1945年的351亿美元。如两位经济学家所言，“从乡村俱乐部到铁路边，到处都是纳税人”。向广大公众征税代替了向某一阶层征税。同时，联邦所得税逐渐支配了国家的税收体系。 1940年，联邦所得税只占总税收额的16％；到1950年，联邦所得税已占到总税收额的51％。
向大众收税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公众普遍愿意为战争贡献力量。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争动员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需要使用再分配性质的税收体制来获得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他们国家的安全受到了威胁，而且罗斯福政府的宣传机制也用在了说服新的纳税人方面，让他们相信自己应该纳税。财政部、国内税收局和作战新闻处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这种宣传遍布媒体，遍及全国。在宣传中，他们又搬出了威尔逊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起到有效作用的爱国主义和公民义务这些工具。在这个过程中，罗斯福政府认识到以大众为基础的所得税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要取决于自愿的合作。所得税的成功进而再度证明了民主政府的筹资能力。
与赢得中产阶级支持的宣传同样重要的是新税收的结构。普遍的税收减免（比如降低家庭按揭贷款的利息，减免州和地方税收）使新的税收体系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此外，与许多公司偏爱和支持的国家销售税相比，中产阶级纳税人更喜欢所得税。而且，对萧条卷土重来的恐惧使公众对这种有利于公司，使公司享受特权的税收更为宽容。但是这种天真的宽容与新政支持者的激进可能有某些相似之处，它表明所有人都有责任进行自利的启蒙。最后，以同样的精神，许多新政的立法者把群众税视为确保财政收入、支持联邦社会公平计划的最佳途径。1943年，在工资薪金中预扣税款这种方法的引入也使税收增加不少。就像戴维·布林克利（David Brinkley）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写的那样，“国会和总统愉快地学到了汽车销售商很久以前就学会了的东西：分期付款的消费者会被诱导花更多的钱，因为他们看到的不是总的债务，而只是每个月的偿付款。”
在对1943年《税收法》中提出的预扣税款方法的辩论中，国会在征税哲学上战胜了罗斯福。罗斯福注意到，由于预扣税款方法的逐步采用，这个法案将免除一整年的税收义务，他认为这种义务的免除带来的最大利益被富人所占有。因此他宣布，这一法案“不是一个税收法案，而是一个税收救济法案，它不是向需要救济的人提供救济，而是向贪婪的人提供救济”。他否决了这一法案，但是国会否决了总统对税收法案的否决权，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耻辱的失败使罗斯福接受了群众所得税，不再进行争论，新的税收体系实质上也结束了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公司和累进论的倡导者之间关于“敲富人竹杠”的所得税的争论。
两党转流执政的政府：1946—198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与大萧条时期非常相似，这一经验使两党舆论一致，支持罗斯福政府制定的国家政策的根本转变。哈里·S·杜鲁门的政府（1945—1953）虽然没能制定全国健康保险计划，但却能够保持新政时期的项目。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1953—1961）在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方面特别重要；这个政府在有计划地维护新政的传统方面得到了两党的支持。艾森豪威尔甚至还启动了一项大型新建公路计划，建成了庞大的州际公路体系，并且大大扩展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范围。新政式的社会计划最为剧烈的扩展发生在约翰·F·肯尼迪政府时期（1961—1963），尤其是在林登·B·约翰逊政府时期（1963—1969），他们发动的反贫困战争包含了医疗保险计划（这是联邦政府的第一个卫生保险计划）和附加社会保险（Supplementary Social Insurance，SSI）计划，SSI从普通财政收入来源中向残疾人提供保险基金。理查德·M·尼克松政府（1969—1974）和杰拉尔德·R·福特政府（1974—1977）遵循了艾森豪威尔的方式，保持了他们所继承的社会和经济项目。尼克松进一步扩大了白宫对预算的控制，将预算局更名为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赋予它广泛的职权以协助总统构造和监督联邦计划。尼克松、福特和杰米·卡特政府（1977—1981）还扩大了联邦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管制范围。
大萧条时代的危机（7）
在国际方面，联邦政府吸取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为防止萧条和战争而采取的狭隘的国家主义对外政策的教训。为了填补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国际经济权力真空，联邦政府采取政策，由美国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贸易的金融仲裁人。在1948—1951年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恢复中的欧洲经济注入了130亿美元。在新政时期的《互惠贸易协定法》（1934年颁布）的授权下，美国加入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并且领导削减国际间贸易壁垒。在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构建的货币体制中，美国政府开始扮演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直到1971年为止，美国一直将美元价值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以维持国际流通中能够有大量的美元，从而有利于国际经济的稳定，为做到这一点，美国甚至不惜以限制国内开支为代价。
在美国国内的财政政策方面，凯恩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制度化。群众所得税使战时的赤字仍能受控，但尽管如此，赤字还是比从前要大得多。巨额赤字和迅速的经济扩张结合在一起，使许多美国人转而相信巨额赤字不仅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扩张，也是保持和平时期的繁荣所必需的。他们认为只有和平时期的赤字才能避免重蹈大萧条的覆辙。在这些转变了观念的人中，相当一部分是以经济发展委员会为代表的商人们，他们逐渐把长期的赤字视为在不破坏投资体系的情况下驯服商业周期的好办法。事实上，凯恩斯主义已经完全压倒了公司自由主义及其对社会秩序的追求。
由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培育的凯恩斯主义舆论的一个结果是国会在1946年通过了《就业法》。这是联邦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认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财政政策的含义。《就业法》正式地反映了罗斯福的财政政策的改革影响。与罗斯福的财政政策的真正意图一样，该法案的内容也有局限。它是含糊的，没有对充分就业做出保证；它将反周期政策仅仅限制在与其他经济目标相一致的情况下才采用；它没有特别说明什么是适当的政策。但是，这个法案把握住了罗斯福的财政政策中的三个重要因素。第一，它宣布联邦政府的核心职责是对就业进行管理。第二，通过成立经济顾问委员会，要求它每年发表一份发展报告（《总统经济报告》），这个法案使总统和公众都接受了应该由专家和独立人士来担任经济顾问这样一种观念。第三，它将新政的核心目标正式地具体化了：制定和评价财政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到人的价值。
战后时期，作为普通税主要来源的群众所得税、为社会保险而征收的递减的工薪税以及维持赤字开支的收入共同构成了联邦政府筹资的主要手段。此间，民主党和共和党从19世纪初以来第一次在国家财政政策的实质性因素方面达成了一致。两党之间尽管还存在一些重大分歧，但它们在以下几方面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保护公司金融结构的独立性；财政政策的目的在于保持经济稳定；要为国防开支提供一个弹性的收入源泉；继续用新政的“保险费”方法为社会保障体系筹集资金；避免采用国家销售税。作为最后一项政策的部分结果，美国的税收收入在国民产出中的比重比任何其他工业国都要小（见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党派偏见的消解无疑有助于两党在财政政策上达成一致。但两党在税收政策上仍有分歧；这是民主党改变政策方向的结果。在战后时期，民主党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税收是征收阶层财富的工具这样的观念。尽管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都支持税收改革，比如征收遗产继承资本收益税，但他们也主张减税，这让人回想起安德鲁·梅隆说过的话。1964年，约翰逊要求减税以“增加国民收入和联邦的财政收入”，因而国会在面临巨额赤字时大幅度削减税收，国会对此表示支持。这样，民主党员帮助共和党完成了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工作——促成两党的一致，并避免征收再分配性质的税收。
两党政策主张的一致性的局势是在公共财政面临的压力比较小的时代出现的，并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导致这种轻松局面的政策几乎是无形的，把两党在政策上的争辩远远地抛开了。在几乎没有公众反对，而且在两党都同意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始终在提高社会保障税税率。雇主和雇员的税率结合起来在1950年是，在1960年是，在1970年是，在1980年达到；从时间上来看，20世纪70年代之后到90年代提高到了。高税率（同时社会保障税的税基也在扩大）使得社会保障税从20世纪40年代还不到GNP的1％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末超过GNP的7％。在这些基金的支持下，社会保障开支从1946年的亿美元（在GNP中的比重不足1％）增加到1979年的1 050亿美元（约为GNP的）。
大萧条时代的危机（8）
长期的通货膨胀的作用不太明显，20世纪40年代末通货膨胀达到第一个高峰，然后在20世纪60年代又卷土重来，并且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都一直伴随着通货膨胀。加速的通货膨胀以两种方式为联邦财政提供了便利。
第一，通货膨胀向未偿付债务和政府债券的持有人强加了一笔很大的税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那几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联邦债务在GNP和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非常高（见表）。战后不可预期的物价加速上涨使债务的实际利率降到很低的水平——甚至为负。由于低利率，也由于比较轻松的税收压力，联邦政府的利息支付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在20世纪40年代降到了14％以下，然后不断下降，直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都维持在10％以下。
第二，加速的通货膨胀意味着家庭成员达到较高级别的纳税标准的速度比实际收入的增长要快。事实上，个人所得税的分级标准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率。这种通货膨胀推动的弹性意味着联邦政府可以经常对那些不会从政治角度损害税收增加的新计划做出善意的回应。
联邦政府高度富有弹性的财政收入体制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