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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西叔叔自己赶车。拉车的只有一匹老红马。
那天也在下雪，我站在院子里，看着他们的马车离去，走远。雪，飘飘扬扬，很快就覆盖上了他们的车辙。
第三部：阿茹
第一节
十八岁那年，我在花灯牧场中学毕业。在过完年后的春季，我接阿爸的班，正式转成红色的户口本，进入旗歌舞团。我正式成了旗镇人。我没有成为当年羡慕的旗镇上的小流氓，而是当了旗歌舞团的演员。我阿爸这么多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杳无音信。我每天都在心里盼望着出现奇迹，可奇迹到现在还是没有出现。我能够顺利接班进入旗镇，也全靠拉西叔叔的照顾。拉西叔叔现在是旗歌舞团的革委会主任。
我被正式安排住进了阿爸的房间，也就是说单位正式把这套宿舍分配给了我。拉西叔叔说，就住在这里吧，你阿爸当活佛的时候，两岁半就住进了这套房子里，你看不见，我知道他会在这里保佑你。过几天给你安排一份具体工作，跳舞不行了，你年龄太大，骨头硬得像忙牛。拉西叔叔攥了一下我的左手腕，好像对我的身子骨还很满意。他说：你阿爸不在，就别学长调了，学件乐器吧，不行我来教你马头琴。
拉西叔叔是查干庙里的乐师出身，不但精通拉马头琴，还会作曲。他和阿爸刚进歌舞团的时候，干劲冲天，激情满怀。拉西叔叔曾精心对马头琴进行过改造，经过多次艰辛尝试，将牛皮蒙面的传统马头琴音箱，改为蟒皮蒙面，使马头琴的音域变得宽广开阔，声音的层次也丰富多彩，被记者写表扬文章，登上《内蒙古日报》蒙文版。
现在旗镇里不搞批斗会了，歌舞团又开始正规排练、演出。拉西叔叔被任命为歌舞团的革委会主任，花达玛说主任就是从前的团长。就像阿爸从前把查干庙里的喇嘛拉回歌舞团一样，他把歌舞团因为挨批斗、打内人党而离开的演员，只要还活着的，几乎都从草原各个角落找了回来。
拉西叔叔现在领导歌舞团，有权力，也有精力，就对马头琴又进行了一次改造，把蟒皮面换成了梧桐木面。这次改造是被迫的，当然主要还是他有兴趣。当歌舞团接受旗里的任务，要排练演出时，从库房里拿出来的马头琴，因蟒皮面受潮，声音都已经不准了。换成了梧桐木面，不但音色坚实、纯净，也不怕潮湿了。这事儿被马头琴厂的厂长知道了，他很推崇拉西叔叔的梧桐木面马头琴，于是就投入了生产。现在，草原上使用的马头琴几乎都是梧桐木面的了。这次没记者采访，拉西叔叔也不想张扬，如果记者写了表扬稿，可能都会发表在《内蒙古日报》汉文版上。
马头琴的演奏形式，从诞生起，一片草地一种方法，都依演奏者个人的习惯，没有统一标准，束缚了马头琴对各类乐曲的规范演奏。为改变这一状况，拉西叔叔曾设想，统一草原各地演奏法。
现在有机会了，他就想多带几个徒弟，多出去演出，推广自己的演奏方法。
拉西叔叔走后，我把背包放在地上，在阿爸的房间里——现在已经正式成为我的房间——无所适从地一圈一圈绕着炉子走，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不知道是一种轻松，还是一种沉重，是一种喜悦，还是一种悲苦。
这几年阿爸的房间就这么空着，歌舞团没安排别人进来住，一是对阿爸的敬重，二是阿爸从前毕竟是庙里的活佛，拉西叔叔也是喇嘛出身，他们心里明白活佛住过的房间，别人是不敢居住的。我看得出来，他们口头都把毛主席当成人间惟一的活佛，其实他们心灵里都有自己的活佛。
我离开这里几年，房间里的一切都是老样子，只是多了一些尘埃。我还是照旧打扫卫生。
听见笑声，让在清静中流汗干活的我一惊。
我抬头，见正在被阳光晒化的冰顺着窗玻璃往下流淌，模糊的玻璃上，一个模糊庞大的人头，双手贴在玻璃上往屋子里看，边看边笑，露出一口白牙，形状恐怖，像是头颅上长了一双翅膀的巫师。
我打开门，伴着笑声，一个苗条的身影轻盈地飘了进来。
阳光明亮，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女孩。她挺直腰身站着，腰还没有我的腿粗，却很颀长。腿也长，人长得很协调，个子比我还高。
一身黑色的紧身衣贴在身上，两只脚错成八字站着，好像马上就要翩翩起舞。我有些慌乱地看着她，她的脖子细长，皮肤不是很白，眼珠纯净黑亮，很精致地梳一个髻盘在头顶，显得很有个性，很倔强，脸很细小，是真正的瓜子型，鼻子直挺挺的，两个圆圆的小鼻孔，呼气吸气，轻轻翕动，很有魅力。在我们小黄眼珠、大圆脸、高颧骨、蒜头鼻子、薄嘴唇的草原蒙古姑娘群里，这种美丽实属罕见。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她却大胆地用她的黑眼睛看我。她的眼睛一睁开，就露出了迷人的笑容，显得很生动。她嘴很大，一笑起来，上唇和鼻孔间堆起三条细嫩的处女纹来，露出了两排齐整细致的牙齿，靠右侧的一颗小虎牙，最是点睛之笔。
她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阿蒙，尼玛活佛——歌舞团原来长调老师的儿子。
这个声音很柔软，我有些紧张，还努力显得彬彬有礼，我说我可不知道你是谁。
她说，我知道你不知道我是谁，我叫阿茹，现在你就知道了吧，我阿爸是舞蹈队的王珏，我阿妈是唱歌的花达玛。
阿茹边跟我说话，边笑着就把自己的腿抬起来，把脚尖搬到头顶上，压到那个头发髻上；另一只脚，脚尖立在地上。后来我知道这是阿茹的习惯动作，走到哪里，她都会不由自主地抬起腿来。两条腿像玩具一样，被她任意造型。
她边说边笑，这笑声真要命。一个说话柔软的人，笑声却是很清脆。我自从见到她，就感到脑袋晕沉沉的，有点不太清楚。
阿茹说：你把这个屋子擦得好干净呵。
我说：我们牧场的家里比这还要干净，我阿妈是个很干净的人。
阿茹很好奇：你阿妈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吗？ 这一问让我怔住了一下，好像我从来都没有仔细地看过阿妈，虽然我是从她的身体里出来的，又每天和她牛活在一起．我真的不知道阿妈漂不漂亮，我甚至也不知道自己长得啥样。这个问题让我有点发傻。我说：我阿妈是一个好人。
阿茹说：我相信你阿妈是一个好人，要不活佛也不能娶她，活佛娶了她，她一定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才对。你是不好意思说自己的阿妈漂亮吗？ 我想不是不好意思说，是真的不知道，可我又不好意思说出来，我不知道阿妈漂不漂亮。我就有点脸红不吭声了。
阿茹充满好奇的黑眼睛，从我脸上扫过，见我摆在窗台上的两个柳条笼子，她说你还带来了蝈蝈笼子。很欢喜，就过去看。她看到的第一个笼子里的那两只金壳郎，是在牧场我抓给雅图的，结果让她给扔了，我就自己保存到现在。那年一直到冬天，我都不给金壳郎粪球吃，它俩就在笼子里饿死了，就成了两个金光闪闪的标本。
阿茹不认识，我说是屎壳郎，她不相信，她说她在姥姥家长大，也是草地里，见过屎壳郎，是黑色的，比这个小。
我就不说这是金屎壳郎了，我说这是金壳郎。
她说金壳郎就不是屎壳郎了吧？ 我说金壳郎是屎壳郎中的王爷。
她说那还是屎壳郎呀。
我没有办法，金壳郎也是屎壳郎这是我改变不了的事实。
阿茹不问了，一下子来了兴致，她说能不能给我一只。
我说行。打开笼子的门，结果一碰，有一只就断了翅膀，干了，太脆了。
我清理出那只坏的，关上门，提起笼子送给了阿茹：你拎回去吧，给你了。
阿茹很惋惜弄碎扔掉了的那一只。
我说没什么，夏天回去再抓。
笼子里剩的那一只，正是当初在牧场的家里，跑到柴火堆里的那一只。它曾让我惧怕的双眼已经很黯淡了，我似乎又看到了它当时苍白、虚弱的内心。一个金光闪闪的外壳，竟然是这么脆弱。
阿茹又好奇地看我的第二个笼子。
她说：带这么多泥球来，你很喜欢玩泥球，打弹弓吗？ 我说是粪球，金壳郎的食物。
阿茹还是不相信，我拿出一个，扔进正在旺火燃烧的炉膛里。我们打开炉盖子观看，粪球进去就燃了起来，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红球，然后是白色的灰球，被火舌舔了几下，就连灰烬都看不见了。
阿茹没像雅图那样，见我装了一笼子粪球儿大呼小叫。可能因为我说是金壳郎的食物，她觉得很正常，也许是她从小生活在草地她姥姥家，和生活在旗镇的雅图不同，对牛羊的粪便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我们生活在草地，一日三餐，哪顿饭能离开牛粪？ 没有牛粪，我们连一壶奶茶都烧不开。
阿茹拎着笼子走了，我看着笼子里剩下的粪球，浮想联翩，心头涌上了一种说不清的滋味。我想阿妈了，也想家乡的草原了。
临来之前，阿妈帮我收拾东西，竟然找出来一大筐粪球。这些都是我每年夏天捡来玩的，到冬天干了，阿妈就把这些粪球收藏在这个大柳条筐里。我长到了十八岁，竟然积攒了这么一大筐。
我从中挑出来了这么十几个装进了这个小笼子里，带到旗镇来了。其他的我就边数着数，边往炉火里扔。那一晚，我和阿妈几乎一夜都没睡，我们好像都有心事，但是也都没讲几句话，就是围着炉子默默地坐着。阿妈要说什么我心里明白，阿妈也就没说，我要说什么，阿妈也知道，我也没说。快天亮了，已经数到了三千多，粪球还没有数完，整个一夜都在烧粪球。炉膛的火里，是一个一个的白白的灰烬，很洁净。红红的火舌，在白灰中温情地向上舔着。屋里很温暖。三千个粪球，在炉膛里堆积成了无数个圈圈点点的痕迹，像句号，像问号，也像省略号。
我把一个作文本也带上了。里面一篇被老师评为优秀的作文，是我读中小学期间的最高荣誉。
在中学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老师让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最敬佩的人。我要写阿妈，阿妈不同意。我说同学们都写父母，阿爸我都不熟悉，长大了就没有见过，我最敬佩的就是阿妈。阿妈说写你舅姥爷吧。
舅姥爷已经在乌兰塔拉死了。在雅图回去的那个冬天，牧场要开庆祝会，让他选出一群肥羊赶到牧场屠宰，给参加会议的人改善生活。那年，长生天惩罚草原上的人们，降下了百年不遇的白灾。风雪呼啸，白毛风天气赶着牧群走是犯忌的。
场部骑马来传达音信的人说：越是这样的天气，越要喝酒，你可不要让革委会的酒桌上没有肉。
舅姥爷赶着羊群走了一天一夜，准时到达了正在敲锣打鼓的场部。当羊肉热气腾腾地在锅里被煮得烂熟的时候，又冻又累的舅姥爷全身寒冷僵硬地死去了。
舅姥爷被宣传成为了保护牧场的羊群，而英勇牺牲的英雄。我也这样把他当成英雄写了一篇作文。语文老师说我写得最好，给了我一个“优秀”，并在班级作为范文让我给同学们念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