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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带着三只袋子继续前进，下午五点钟，到了区中心米纳。我已经到这里来侦察过。我在想：‘万一有人看出我们呢？’我们停好马车，自己走进了磨坊。门口有一个德国兵，另一个在机器房里。可是不需要通行证，准许进出。我们很有兴趣把机器房炸毁。这座两层楼的、辗压式的磨坊在给德寇机关做粮食加工。但也给农民磨面，每普特扣付四公斤，外加一个鸡蛋。
我们走进磨坊，闻了闻面粉，在脸上沾着点儿，特别是瓦尼亚，满脸都粘满了面粉。我走进机器房去，那里有两个德国人在工作，一看到我，他俩就讲了些什么。我从口袋里取出一大块面包来咬嚼，好像没有注意到他们。
机器房是可以进去的，但如果给爆炸了，回头就走不出来啦。只有一个办法——把炸药放在口袋里同归于尽。
我走到自己弟兄们跟前说：‘如果要炸磨坊，那就只有牺牲。’
他们没做声，在打主意，已经有人在疑心我们了。从磨坊院子里有个人直接对我们指指点点。
我决定：‘同志们，我们要逃开！’
我们乘车走开了大约六百公尺，路旁有一带小树林，听到有人追来，就拐进林子里去了。听到追得更近了，我们把冲锋枪端在手里，手榴弹放在口袋里，撇下了马匹就跑。
他们对马匹不感兴趣，开始对我们射击。而马什卡这匹马平安无事地自顾自走。这时天色已经转黑，并且下起雨来。我们大概已经跑了一公里。射击停止了。马什卡怎样了？我们跳上大路，伏在路基边的沟里。真见鬼，马什卡在走呢。它在树林子里拖车不方便，就走上了村道。我们一看，什么人也没有，就坐着马什卡的车子走了。
虽然跑脱了跟踪的，可是这样任务却没有完成。你们要知道，用最恶劣的话来咒骂自己，这是多么难受！但这样也不轻松啊。我们想：怎么办呢？
我们在查巴罗夫卡村问：‘这里到铁路远不远？’原来只有三公里。有了个主意！到铁路上去——不管怎样要带着成果回去。
离桥梁大约三十公尺的地方，有一座砖头造的大岗棚。那里有警卫队，后来我们知道是十八个人。靠近桥梁的两边有两个木头的亭子，里面有哨兵。他们每过两小时换一次班。桥梁又高有大，假如能把它炸毁，一切往来就断绝了。
为了要看清楚一切，我们向桥梁爬得更近一些。手掌和膝盖都给泥土弄得黑黑的。洗了洗手，准备了几根木棍，以便使炸药固定在桥身上。雨下得愈来愈大了。马在草地上走着。我们把车子放在小树底下……时光在行进着，等到天色一片漆黑，雨还是不停。我们虽然湿透了，可是下雨甚至对我们更有利——天色更黑暗。
我们开始准备炸药。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来了一些挖马铃薯的姑娘。
我们走近去，姑娘们问道：‘你们不想和我们认识认识吗？’
‘不，干么呀。我们是修建工作队，要修理这座桥梁。’
我们开始帮姑娘们的忙。雨停了。我们燃起了一堆篝火，烤些马铃薯来吃。这里离桥大约一公里，而我们应该好好知道一下钢梁形式是怎样的。我们没有好多炸药，应该爆破接联的部分。所以要使炸药紧贴着适当的结合处——那时爆炸力会更强烈。
这样我们就爬去了。那里是一带高高的土墩。应该在哨兵的鼻子底下溜过去，然后比软体虫更没有声息地用膝盖顺着桥梁爬去。
使任务发生困难的原因是在桥梁上不能擦火柴，应该用烟卷儿来点导火线。而桥梁是长长的，烟卷儿会烧尽。我们三个全准备好手卷烟。一个人抽完了，就让另一个人接着火，然后给第三个人。可是黄花烟是那么坏，是大粒子的，走动的时候，就从卷儿里散出来。抽起来也非常不方便——两手不得空，不可能休息休息，你很容易咳嗽起来。
终于爬到了桥中心。我跪在桥梁的边沿上，连身子也悬空在水面上了。摸索着把炸药绑在桥梁上大铆钉最多的地方。弟兄们卫护着我，并且轮流抽着烟。
我把炸药绑定，安上雷管，从弟兄手里拿烟卷儿把导火线点着了，命令他们：‘好了，走吧！’
弟兄们往回爬，我想要起身……却起不来，支不起腿来，在该死的钢板上麻木了。我被工作吸引得没有感觉到这点。这样的情况可真糟！弟兄们已经爬远了，不能叫他们回来。牺牲吧，就一个人牺牲好了。这样的一幕苦恼的景象。你们要知道，当想到要同这个地雷、这座桥梁一块儿炸毁的时候，神经系统是怎样在起作用啊！
如果把导火线和雷管拉开——就不会爆炸了，但那时全部的劳动就白费了。不，我竭力设法站起身来，或者哪怕是这样爬着走也行。我用全力来摩擦两条腿，没有工夫想到导火线。腿儿慢慢地开始动得了，我撑起身来，接着脚也能走了。我站起就跑，只觉得一会儿就要爆炸。我膝盖发抖，可是仍然跑着。觉得终于到了桥头。脑袋向下，顺着土墩翻下去。我刚滚下，那里就炸开了，气浪把我冲倒了。
四周又打枪，又放火箭。我们跑了大约八百公尺，没有去找马。
走着走着，过了三、四个小时才在一个小农庄里停下来。
我们敲了敲门，出来了一个老太婆。真是位再好不过的老太婆。
我们松了口气，吃了顿饭，问道：‘怎么样？’
‘现在开始爆炸了，夜里爆炸得真厉害——炉子都震动了。’
她说的时候看来是那么骄傲，好像在说：‘可要记住我们哪！’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奖励。我们很高兴地听了老太婆的话。我们象跟亲人一样跟她告别了，虽说她当然无法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她只能猜到我们是谁。
青年的游击队员同志们，我对你们讲的是我死亡之中的一次。而我有过二十二次死亡。我自己所觉察到的是这些，而我脑袋的四周又有多少子弹在乱窜啊！
从这里可以作出怎么样的结论呢？作为年青的小伙子，你们当然可能不知道革命以前劳动人民的歌曲。有一首歌词是这样开始的：同志们，勇敢地齐步走！在战报中振作精神！这是两句很正确的歌词。我们正是在勇敢的战斗中坚强起来的。我们变得越坚强，死亡就越难了结我们；不论是偶然的死亡，或者特意给我们预定的死亡。这是我的生活经验和游击斗争教导我的。
还有另一个结论。这里有我们很多青年同志在学习怎样悄悄地接近铁道，怎样在轨道下面掘洞、安放弹药等等。但这些都是笑话，因为在这里没有真正的危险，也没有为自己生命的惊慌。我们要跟你们一起实际去袭击火车。我们要偷偷爬近，可是为了要以后站起来射击。爆破手和敷雷手的主要武器就是勇敢！而勇敢是这样的东西，在理论是很简单的，而在实际上却比随便什么技术的新东西更复杂。
我不反对机器，当我们的社会主义机器是为了人民的时候。但是当所有的机器只是敌人的、当从树背后看到火车在胜利地咝咝发响，运送着对付我们军队和苏联人民的子弹或者残暴万分的法西斯匪徒，在这种情况下，我宁可自己躺在那里，只要能阻挡它、消灭它！
你们中间有几个人不久就要和我一起到铁道上去了。我们会带着小箱的炸药。可是要知道：打从我刚才对你们讲过的第一次事件开始，我一次也没有把炸药带回营地里来。你们要记住这件事。我们也带着小心谨慎，但就是小心谨慎也只能领着我们向前去完成目的。达到了目的，完成了任务，那时我们才是人，那时我们才会唱着凯歌回家！”
大家很注意、很尊重地倾听着巴利茨基的讲话。当他结束时，大家都沉思起来。接着请谢明·吉洪诺夫斯基演奏手风琴。他没有推却。他是劳动组合里的人，好打诨，很快乐，从来也不推却什么。虽然他属于经济工作队，但在战斗中不仅从事收集战利品。
他立刻拉起了俄罗斯舞曲，开始叫人出来跳舞：“喂，姑娘们，小伙子们，谁来跳……嗨，如果我不爱惜靴子的话，我自己也来跳了。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给您拉个波尔卡舞曲吧……”
但是大家没有跳舞的情绪。谢明明白了这一点，把手风琴放在一边。
“我也可以来讲个故事吗？”
“请呀，请呀，谢明·米哈依洛维奇！”
“那么我就给你们讲一讲。这个故事和巴利茨基讲的似乎是没有联系的。也许有联系吧？”他带着那种冲动的样子，那样狡猾地向巴利茨基那面瞅了一眼，使得大家都笑起来了，而巴利茨基本人却指着他威胁道：“你别过分厉害地批评我这方面啊。谢明，你得记住！”
谢明把手一挥就开腔道：“这里的小伙子们谈过形形色色的事儿了。只是没有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鬼’这个问题。有没有鬼呢？有些人会说，这个问题不迫切。那么我来对你们讲个寓言吧。
有一天傍晚，我躺在我们司令部附近帐篷附近的干草上。我闭着一只眼睛在睡觉，而另一只眼睛却按照没有明文规定的游击定的规章在瞧着四周。我的一只眼睛看到，从星星那一边，从天上走近来一个又象是穿着皮袄的看守人，又象是在圣诞前夜化装得象个教会执事似的三岁小牛。那个人影儿向着我一路直奔过来，正好落在我的头边，蹲着开始盘问，简直象在填写登记表：‘您是吉洪诺夫斯基吗？……是从科留可夫卡来的谢明·米哈依洛维奇·吉洪诺夫斯基吗？……在民警局里服务过吗？’
我在想：噢，这是怎么回事，从空中来的，也不亮亮身份证，哪儿来这么一个检查员。我想把小伙子们叫来，但是舌头好像是长长了。这个蓬头的家伙笑了。他说：‘我是鬼。现在我使您，吉洪诺夫斯基公民，陷于这样的状态之下，一直到我们谈妥为止。’
‘可是我不相信您这个鬼。鬼也好，神也好，天使也好，我都不相信！’
那鬼呢，紧凑着我的耳朵边，呼着热气，开始说这样的话：‘谢明，我是被派遣到您这儿来的，有任务要了解三个问题。由于希特勒是我们魔王的老弟，所以他，也就是说魔王，对希特勒的军队展开战术上的成就自得其乐。而你们游击队员在这方面很妨害他。你们不穿制服，鬼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过不了一个月，你们的人便越来越多。这样一来就产生了第一个问题：你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往下听。另一个问题（这时鬼就把手伸进自己的毛皮的什么地方，摸出一张纸来核对一下）：什么是游击队的大胆精神，怎样和它战斗？而第三个问题（鬼又看了看自己的那张纸）：你们游击队在追求什么，你们认为什么是幸福？谢明？您回答了我这三个问题，就可以要求随便什么奖赏。’
我想：‘嘿，你这个该死的间谍。难道你真的认为我会回答你的这些问题吗？你就是来剐我、烙我，我也一句话都不会对你说的。你根本就不是鬼，而是敌人侦察队的新利器！’我是这样在想，而脑海里违反着自己的意志在回答他的问题。舌头一动也没动，而只是在默想。
‘我们是从民间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