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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利用一切可能的、不管多么细微的机会去破坏敌人，伤害敌人。
这会儿妇女们还在堆庄稼……我在肩上披了一件短外衣，大踏步地走到地里去。
“谁命令你们打垛子的？”我问一个女人。
她们跑拢来，把我团团围着。
一个年青、壮健、个子不高的集体农庄女庄员，反问我道：“咱们不打怎么办呢，庄稼不是要烂了吗？”
“谁发的命令？”我激动地再问。
“工作队队长。”
“队长在哪里？”
大家指着最先回答我的年青女庄员。
真奇怪：没有一个人问我为什么干涉这些事情，谁也没问这一点；甚至没有人问我在这里干什么，也没有人对我的语气觉得奇怪。
女队长实事求是地解释说，她并没有接到什么人的命令，不过自己是个斯哈达诺夫工作者，才召集大家来干活的。
当我问她为谁保存粮食的时候，女队长明白我心上的意思了。她急得要命，眼眶里涌出了泪水。她说：“同志，您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我是个斯哈达诺夫工作者，到莫斯科去参加过集体农庄展览会。您怎能认为我现在是为德国人干活！……大伙儿不过是干活儿干惯了，手脚需要活动活动。”
我们交谈起来了。我劝她们把所有的庄稼按户分藏起来，悄悄地打好麦子，并且好好地藏起，埋在地窖里。
“不让德国鬼子有一粒麦子！明白吗？”
“明白啦，同志。”
妇女们告诉我，村里没有伪村长。只有一个代理——前集体农庄主席，名字叫什么博契科的。过去他是个党员，好象是因为破坏粮食收购而被开除党籍的。
“他是个好人，不欺侮人……”
“德国人呢？也不欺侮人吗？”
看来德寇还没有在村子里停留过，只是路过罢了。他们匆匆忙忙地抓走一些小鸡、小猪，还没收了五匹马。现在他们需要什么，就去找博契科。
我问：村里老乡多不多，是否还有些男子，他们在干什么。
女队长出乎意外地回答说：“他们在琢磨。坐在家里琢磨：今后该做些什么事。不论是我们自己人或是外地人，全在发愁，全在打主意……”
我们这一群人在村里引起了注意，又跑来了一个女人。接着又不知道从那里忽然出现了一批小孩子。我认为最聪明的办法莫如告别。我走开了约莫一百步路，这时女队长赶上了我。
“费多罗夫同志，”她气喘吁吁地说。“人们说您在号召大家参加游击队，可真有这回事吗？请您把我也带去吧！”
“我不是费多罗夫！”我尽可能使她相信地说。
“这我懂得，您现在不是费多罗夫，这儿没有人听得见。带我一起去吧。我是个斯哈达诺夫工作者，我参加过莫斯科农业展览会。我在这里再也待不下去了！”
不错，就秘密活动来说，事情无疑搞得很糟。出了一些什么事呢？裁缝已经认出了我（的确，西蒙年科的妈妈可能告诉他的），而现在又来了这位女队长；工作队里的人大概也不大相信面前的人是从战俘队里溜出来的。而‘战俘’本身也不错，一直到现在，他还随身带着自己的一切证件，而且还用命令的语气说话……
我这样自怨自艾地回到了我的清静的小房间。我心里却是一团高兴：如果她们知道我，而且认清了我，不但不把我交给德国人，反而细心地听我说话，可见人民是在等待党来说话，是在等待党来领导。
举起游击斗争的大旗的时候已经来到了。
西蒙年科陪着一个年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子走进房来。他身体生得很结实、衣着也不错。
西蒙年科在他向我伸出手来时说：“费多罗夫同志，这位是我的教父和朋友，集体农庄主席叶戈尔·叶夫杜霍维奇·博契科。”
我正想握握那只伸出来的手，但是一听见他的名字，便不由自主地缩了回来。原来他便是本地的总管，侵略者的宠信。我把手反叉在背后，相当不客气地仔细打量着他。
这是我初次不得不和卖国贼面对面地碰头。被开除党籍的，十分之九是个怠工的人。这正好是德寇招募来当走狗的任务。但是西蒙年科为什么带他到这里来，而且还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呢？真见鬼，这算是什么样的秘密活动啊？……我的双手不由得捏成了拳头，想要揍这个犹大。
但在博契科的目光中，既没有窘困的表情，也没有得意的神色。他坦白而直率地瞧着我。
“费多罗夫同志，”他说，“我知道您不信任我。这是对的。允许我报告一下吗？我接受助理村长的职务是得到党的地下区委批准的。不错，我已有一段时间是非党分子，可是正因为我被党开除，德国人才指派了我。我们的村长是由邻近的科列斯尼基村的富农兼任的，按照德寇的规则，我还没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因为我毕竟做过集体农庄主席，而且这个农庄还算是先进的呢。”
这么说，原来我搞错了。但这是个使人愉快的错误。博契科为人严肃认真，喜欢沉思、善于观察。然而他有一个大缺点：他自己是忠厚老实的，他认为所有的人也都忠厚老实，因此太容易信任人家。
“书记同志，我有许多刻不容缓的问题要向您求教，”博契科说。“区委来不及详细地指导我。我值得完全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了。而我的地位又是十分为难。我从来没有做过演员，也不太善于做作。再说这种角色也没有人写过。我自己竭力摸索。我不能把老乡们召来一起坦白地谈谈。书记同志，他们中间有些是坏蛋。
昨天就有这么一个家伙跑来问我：‘怎样报名参加警察部队？人们对我说，战区司令部正在招募警察，可是必须您这里写一封介绍信。’我能对那种家伙说些什么呢？给他一记耳光，也许他要误解，不给他吃耳光呢——也不行。好，我当然具体地为他效劳。我凑着他的耳朵说：‘啊哈，看你这个人，在从前苏维埃政权之下，你送上了要求加入共青团的申请书，现在呢，你又想谋警察干啦！’他回答我说：‘村长同志，我以前是想钻进共青团的组织呀。’‘我是你的什么同志？你应该称我为助理村长老爷！’于是我在他另一只耳朵上赏了一记耳光，同时合情合理地踢了他屁股一脚。
这个刚走，另一个又闯了进来。他是从普列鲁克来的，是我们村子里的富农萧柯季科的继承人。他说：‘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家父在一九三二年被苏维埃政府流放了，现在还放逐在西伯利亚。我以直接继承人的身份，可以做我家老爷的不动产的主子。请收下这封区长某某先生写给您的信。他命令您帮助我。’他的‘不动产’就是现在图书馆和托儿所的房子，差不多正是村里的两座最好的房子。我该怎样对付这个无耻的家伙呢？他谈吐文雅，措词也委婉，敲他一下脖子吧？没有适当的借口。”
博契科住口了。
“但我必须说，他并不是第一个人，”他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已经有四个富农和两个富农的帮凶来过了。他们要求道：‘把集体农庄庄员们赶出去。您有权过问这件事的。德国人有一条法律说：我们可以收回一切。’我让这位‘知识分子’住进了阅览室的房子，还告诉他，我要把图书馆的全部图书都送给他作为赔偿损失。我劝他把这些书好好地保存起来。这么着他就连政治文献，连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也藏起来了。这就是富农的天性！什么都积贮。好，让他积贮吧。我们的军队一回来，我们就把它收回来。然而还有些别的富农眼热集体农庄庄员们的房子，我就暂时哄哄他们。老百姓对他们恨透了，‘暗地里’把一个富农打成残废。他自然淌着眼泪跑来了。我说：‘现在我有什么办法呢？老百姓不觉悟。我目前还没有警察部队。等待一下，到德国人的秩序巩固了再说吧……’我要说，书记同志，富农们回来倒是件好事呢。老百姓因此会更恨德国人了。普列鲁克的村长已经问过我：‘你们的供应力怎么样，村里还有多少粮食、多少猪？你偷偷地把它们登记以下，假如你评定得过低——那你就完蛋！’好，那么我怎样来登记呢？走进一所农舍，要是主人是自己人，是苏维埃人，我就问：“有铁铲吗？您为什么不挖个坑呢？记住，一切都得藏好。首先要把粮食藏好。应该把牛、羊和猪都宰了，腌起来，深埋在地里。‘这里的一个女教徒已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她在第一批德国人——一批脚踏车兵——刚到村上的时候，就带着面包和盐出去迎接他们。她头上缠着一块浆硬的白头巾，低低地鞠躬。两天以后，摩托车部队来了。这些人抢去了她的小猪。哈，邻居们就讥笑老太婆啦！现在她成了一位宣传员，到处拿这样的话咒骂德国人：‘这批土匪，暴徒，把我剩下的小猪都抢去啦！把一切都藏起来吧，我的好乡邻，撒旦亲自来啦！’书记同志，对于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我也多少通晓一些，并且相信不会动摇。虽说我现在的职位是够人家讥刺的。不管我对老乡们怎么说，不管我为他们工作得多努力，许多人都认为我是个刽子手。唯一的安慰是历史会给我一个评价的……”博契科带着苦笑说。“老天爷不使我的身体受损害，我的手脚都很健，头也不痛，但是我的心却在痛，书记同志……唉，为什么专说自己的事呢。我是什么人，我是干什么的？”
在这些自暴自弃的问题中，我感觉到有一种委屈的音调。
博契科被询问了好久以后才说，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区委把他开除党籍的决议。可是实际上博契科没有对我说明被开除党籍的原因。
“现在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说。“我心里照旧是个布尔什维克。等打完了仗，我们再来判定我是否合格，我反党的过失是否可以原谅。现在，我这个被开除了党籍的人，能够给党带来极大的帮助……然而，最好还是来谈谈我们目前的事情……”
“第一个问题是：把集体农庄怎么办？那就是说，怎样处理它的财产？能够分的，我们早已分给人家了。例如所有的牲口、品种种子、小的用具器材。但是我们还有些打谷机、碾米机和播种机。毁了吧？我们下不了手。第二个，是干部问题。最近几年来，这些人都已成为才干十分不同的人。我们又有拖拉机手，又有农田工作队队长，还有保持记录的女挤奶工。他们在小小的、自己个人的农场上没有发挥技能的余地，反而感到苦闷。根据德寇的法令，并未要求完全瓜分劳动组合的农场。而且据说，料想不至于颁布这种法令。他们保留下了一些公社，以便更容易榨取。但是我们在公社里干活，马马虎虎、吊儿啷当。然而人们习惯认真地、诚心诚意地工作了。居然有这样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我去找一位女拖拉机手——注意到窗子里有灯光。她正和女友们坐成一圈。我想，她们一定是在算命。可是不，我看见一本书。我便问：‘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