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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的野草沙沙地响着，正在这时候，乌云好象故意作对似地把月亮遮住了。我在沟底又爬了一会儿，又开了枪。我发觉水沟比我想象的要深些，底面有水，两边长满了密密实实的荆棘，以致在黑暗里什么也分辨不出。况且我又气花了眼睛。我不顾一切地往里钻，给荆棘缠住了。他大概已经靠近水面爬走了。
“我要等到早晨，等到天亮，看你跑得了，你这个坏蛋！”我在黑暗中疯狂地喊道。可是等我稍稍冷静下来时，我这是办不到的。
我爬出了水沟。乌云还遮住月亮；天开始下毛毛雨。但是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看得见一点东西，大路的轮廓也辨别得出了。我又拿着手枪在桥边站了十分中光景。喔，你可以想象我怎样咒骂自己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只得向前走去。
他随后再没有向我开枪，这件事使我想到他已经被打伤了，甚至是致命伤也说不定。我对谁也没有说起过这件事，搞得太蠢了。我至今还很惭愧：眼看着一个明目张胆的卖国贼从我面前溜掉。
我怀着抑郁的、非常愤怒的心情在草原上走。雨越下越大，潮湿的风扑打着我的脸。但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当天夜里我还会碰上一件相当不愉快的事情。
早上四点钟光景，我从屋后的菜园，进入马洛·捷维察区的列夫基村，敲了一下博契科对我指点过的那座房屋的窗户。
门里有一男一女方的两种声音在相骂。那女的声音是坚决而气焰很高，男的声音是激怒而刺耳。他们没有立刻听到我的敲门声。
“唉，你这个蠢货！”女的喊道。“你原就是个蠢货，现在仍旧是个蠢货。你脑袋里装的是什么呀？哼，你为什么不作声？对我说，你脑袋里装着什么东西，臭粪呢还是锯屑？”
男的宁愿把这个直截了当地提出的问题当作耳边风：“马露辛卡，你瞧瞧这件事的根由吧，具体地……”
我敲得更响了。这一对吵架的人立刻不作声了，接着传来了一阵叽叽喳喳的耳语，然后象在移动一件沉重的东西。
不久，女人声音竭力装得挺温和地问：“谁呀？库尔科病在床上哩。”
“开门！女当家的，开门。快一些，自己人！告诉库斯马·伊凡诺维奇，他的老朋友费多尔·奥尔洛夫来了。”
费多尔·奥尔洛夫是我地下党里的诨名。凡是被留在本省做秘密工作的人都知道。
女当家的走开了，显然，是跟男的商量去了。
不久她便回来开门，没有和我打招呼，便指了指火炉那边：“就躺在那边！”
库斯马·库尔科躺在炉台上，除了下巴，浑身裹在被里。他的妻子把小油灯举高了一些，几乎碰到我脸上。
“我知道是费多罗夫，”库尔科说。“果真是，费多罗夫，我和爱人老是等着德国人，所以拟定了一个秘密计划：我‘害了’伤寒病。据说，德国人不让任何人住进有人生过伤寒的房子，总是想法回避。”
“一点不错，”我认真地回答。“他们把所有生过伤寒、肺结核、赤痢和其他有传染性疾病的房子都钉上木板，周围堆上稻草，连里面的一切东西都烧光。”
我不知道库尔科是不是相信我，他好象被蜜蜂刺了一针似的，从炉台上刷地跳了下来，很快地穿上裤子和衬衫，在桌边坐下来，默默地瞧着我。他的妻子也不作声，但是我发觉她脸上却隐现着相当恶毒的微笑。
我这时已经暖和了一些，开始不慌不忙地打量这间屋子。主人们的行动举止有些儿古怪。在进行谈话以前，我要知道自己在和怎样的人打交道。我可以说是按正式程序认识库尔科的。我曾在切尔尼多夫的各种省级会议上时常遇到他，当我访问马洛·捷维察区时也和他交谈过。他是一个普通的行政人员。他的外表也是相当平凡的：中等身材，中等体重，后脑壳还秃了一块；穿着也跟大家一样。他遵照地下区委的指示，从区中心迁居在列夫基村。他住的这所房子，不是他父母的，便是他岳父母的。
尽管房间里的灯光如何暗淡，我从许多征象上还是可以看得出，主人们要不是在分家产，便是在准备搬走。一只大皮箱塞得满满的，连关都关不上。几件新的羊皮短大衣，放在几张拼在一起的靠椅上。十只新水桶，一只套一只地搁在屋角里，而在它旁边，东一堆西一堆地摊着马具和缰 。一只装满洗衣肥皂的木箱，已被匆忙地斜推到长沙发底下。几件儿童大衣，杂乱无章地堆在大床上。这一切里面出类拔萃的，是从床底下突然伸出头来的一只咩咩叫的绵羊。
我请求男主人说：“那么，库尔科同志，请您告诉我，您出了什么事，工作进行得怎样？德国人在哪里？总而言之，一切事情……”
“这里列夫基有一批人，”库尔科相当含糊地开始说，“有些是新来的，其余是本区的共产党员。我们在逐步准备……这种工作是新的，可以这么说，还在组织的阶段。我们打算召集一次扩大会议。”
他的妻子打断了他的话：“你少说些废话吧，库斯马。扩大会议，尽是些会议！这么说，你还要我们在这里呆下去吗？难道说，我们比别人傻吗？噢，你对我瞪着眼睛干么？清清楚楚对我说：库斯马，他是不是你的朋友？（最后的这句话是对我说的。）你干么不作声？”
库尔科茫然眨着眼睛。
“朋友，是朋友！”我对女主人说。“您尽可放心。”
“好，既然是朋友，那么让我们来谈一谈吧。现在您，我真的不知道怎样称呼您袄，可能是个没有家庭的单身汉，可是我的男人却有一大堆儿女。他可能被吊死，那么让他至少预先给我们打算一下。假如您是他的朋友——那么请给他空洞的脑瓜搬点东西进去，因为我们在这里谈天的时候，德国人可能来……”
“当然应该藏过，”我说。“为什么你们把这些东西摊得一地？我看这里面还有集体农庄的财产呢。德国鬼子可能真的突如其来……”
“费多罗夫同志，这一点我还会不懂吗！”库尔科举起两臂大叫。“我们刚从地板下面把这些东西拖出来。这里一试就知道是空的。”他在地板上蹬蹬脚。“德国人又不是傻子。他们在地板上跳跳，就会说：‘过来，把它揭开来！”
“这就是我们反复争论了两星期的事情，”他的妻子又开始说。“我们一会儿把这些东西藏起，一会儿又把它们拖出来……您知道这个下流坯要什么？他说：让我们把它拿到村子那头爹爹去吧……要是德国人把你抓住了，那么我可以到公公那里去要……他要把一切东西都拿走。我什么也不会给你爹的！”
“可是我父亲要比你老实一百倍。”
参加家庭的口角并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我站起身来，戴上了便帽。库尔科也学着我的样穿起衣服来。
但是他的妻子一把拉住了他的袖子说：“我哪儿也不让你去，休想！你还没有在区苏维埃里呆够吗？现在你又出去了？”
“库尔科同志，请您告诉我，现在我能到谁那里去？能在哪里找到一些头脑清楚的人？”
他竭力想挣脱他妻子的手，喃喃地说了些含糊不清的话。我懊丧地走了出去，砰地把门关上。
冷冰冰的风吹袭着我。我想：“好，我又落难了，库尔科和他的老婆真该死。现在我怎么办呢？碰到人家便敲门吗？还是象以前那样找个干草堆呢？……”我已经转过街角，想到菜园后面去找个干草堆，这时候库尔科的屋门又打开了，主人挣脱了她，带来的是惊哭和恐吓。
“真是个鬼婆娘！”他吃力地喘着气叫道。“走吧，奥尔洛夫同志。我带您到一些正常的人家去。您瞧，我是个废料。唉，唉，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只要您能叫我怎么办就好了……”
我们一起走了不下半小时工夫，我们向前走时，库尔科抱怨自己的命运说，和他那位老婆在一起，从来就没有幸福。
“您等着瞧吧，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您会认清她的性格的。记住我的话，明天她会跑到伪村长那里去说：省委书记在这里。”
“千真万确的，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说，“虽然她是我的老婆。我和她共同生活了十五年了，她是个毒辣的婆娘！她什么事都做得出。”
“您怎么和她一起生活的呢？”
“我哪有过生活，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只有受罪。”
月亮下去了，我们在黑漆漆的暗地里慢慢地走着，冷风差点儿把我们吹倒。
“听着，库尔科，”我在暗地里里说，“您把我一送到目的地，您懂地我说的话吗？”
“懂得，奥尔洛夫同志！”
“那么，您把我一送到秘密接头地点，马上就回家，叫您的妻子别声张。”
“我还是不回家的好，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不，您要回家！您应该到家里去，照我嘱咐您的话去干！”
“是，奥尔洛夫同志。”
“她知道我们上哪里去吗？”
“知道！”
“那么她知道所有属于地下组织的成员吗？”
“不完全知道，不过，知道得也不少。”
“您可完全知道？”
“我也不完全知道。”
“请您告诉我，当您在德寇的后方留下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您要面临些什么任务？”
“噢，当然想过。就是现在我也明白了。我疏散过我的家眷，亲自让她和孩子们坐上马车。好，她坐了车子大约走了三十公里，兜个圈儿便转回来了……‘该死！’我对她说，‘什么事把你带回来了？滚开，你想上哪里就上哪里。我有工作要做。’但是她固执得不得了，一动也不动。德军正在这时候包围了列夫基，前线也转移了。唉，在这里我还能干什么？”
库尔科的声音是可怜的：似乎因为烦闷苦恼和一筹莫展而快要哭了。然而，我并不可怜他。
“您认识这一带的路吗？”我问。“请您解说明白，我怎样去找那个秘密住所，您本人不必远送了。我给您的命令是：随您怎样去干，可是必须迫使您的玛露辛卡不做声。别让她有一分钟不在您的眼前，要看住他！”
库尔科又咕哝了几句，后来还是回转去了。
我等到他的脚步声消失以后，就回过身来，转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去。
我沿着收割后的庄稼地径直走过田野，走了大约两小时，拂晓时分发现到了西斯基村。我很幸运，那里没有德寇。
当地下省委在切尔尼多夫我的办公室里开会，讨论万一本省被德寇占领的情况时，我脑子里有一个理想的组织方案：在每一个村庄，无论如何在大多数的村庄里，都要有地下支部，抵抗小组，所有的区一律要有游击队和党的区委会；要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以及万一他们被捕后的几个接替人；在支队、区委和支部之间要经常保持联系；省委指导区委，区委知道基层组织；人员要时常进行会议。自然，必须严格保守秘密。
甚至后来，在雅勃隆诺夫卡会议以后，在波略丁的混乱以后，在很多天的单身流浪以后，我还有这样的想法：只要一到达切尔尼多夫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