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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紧，”她垂下了眼睛喃喃地说了一句。
“司令员同志，你说我这些女孩子漂不漂亮？让我来介绍一下吧，这一个是我的大姑娘纳斯嘉，已经念完了九年纪。这是老二巴莎，才十八岁，但已经是集体农庄的生产小队长。还有这个舒拉·阿历山德拉·齐莫菲耶夫娜，她母亲的宝贝，还有她的朋友罗兹卡……”
“爹，”小姑娘开始抗议了，“别开玩笑了……”
“什么，难道我们是来哭的吗？亲爱的舒拉，这里的人全是快快活活的。你们这里有手风琴吗？司令员同志，我的三个姑娘都是唱歌大家呢……噢，怎么样，你把她们代替我的儿子收下来好吗？此外，也请你顺便收下这头母牛。老伴儿和我会活下去的。”
我没有立刻就给答复。老头儿着急了。
“司令员同志，你别看她们不哼声，我的姑娘都是挺强健的。”
我们把三个姑娘都编进了队伍。两个大的不久就掌握了一切。她们出去侦察，并且和男子一起作战。她们三个原来全都是优秀的女歌手，舒拉成了领唱者。但她仍不能克服自己的羞怯，一个矫柔的姑娘。当战士们开始当着她讲述游击队员的、有点儿粗鲁的经历时，她便站起来跑到树林里去了。最初我们派舒拉做护士，她没有拒绝，但并不高兴。她很想参加战斗。这个脸蛋儿又圆又红的小姑娘经常肩上挂着红十字卫生包。这只挂包总是装的满满的。
“舒拉，你挂包里放着些什么呀？它太重了吧！”
她顿时会红着脸，眼睛看着一边，轻轻地答道：“那些是子弹呀！”
舒拉终于达到了目的：领到了一支步枪。在第一次作战中，指挥员已经下了退却的命令——因为德寇的兵力大五倍，游击队有被包围的危险——舒拉没有和别的战士们一起爬去，仍旧继续从树椿背后打掩护。
“过来，舒拉，到这里来！”指挥员大声叫了。“你在等什么啊？”
她和战士们会合在一起后辨解说：“谁也没有喊过我啊。指挥员叫‘弟兄们，撤退，’而我又不是弟兄，我是个姑娘哪……”
我们的支队还没开往远处时，托夫斯东诺克老头常来探望女儿；他和她们见面以后，也跑来看我。他时常带着礼物来的：几只鸡蛋，一烟袋黄花烟。可以说，我变成靠他供给烟草……老头儿总是详详细细地向我打听女儿们的行为和战斗品质。
“老爹，好象你不是把女儿交给支队，而是交给学校。”
“那当然，”他沉静地答道，“让她们学习学习吧！”
大约在同时，有个六十五岁的老头儿参加了支队。他叫谢敏·阿罗诺维奇·列文，是个非党的乡村小学教员。
他在邻近的一些村子和树林里跋涉了两个星期，总是找寻往游击队去的路。当他最后发现游击队的小路而进入支队时，他又饿又乏，看来顶好是躺下来吃了歇，歇了再吃的了。他虽然头发花白，瘦骨嶙嶙，但是个精神抖擞的人，在第二天就要求工作了。
他被派到厨房里去帮助炊事员。他削了两三天马铃薯，便去找中队指挥员：“带我去作战，让我去打一仗吧……说我老，我丝毫也不反对，但是请您试试看……”
他也达到了目的，参加了好几次战斗。
我记得，当我们到三十多公里外的谢明诺夫卡去作战时，老头儿徒步走完全程。我们向他提议道：“坐着橇车走吧，要知道您到底不是年青人，没有人会指责您的。”
“别管我，我不比你们差！”他几乎带着愤激回答。“我有什么特权呢？你们既然承认我是战士，那就允许我受同样的待遇吧。”
只是等他消灭了六个敌人以后，列文才同意转到军需部门去。
我们有几十个上了年纪的助手。他们并没有完全入队。就是我们也没有渴望吸收他们，拉他们到森林里来。他们在故乡能够给我们以更大的帮助，既象侦察员，也象通信员；他们的住家时常用来做秘密住所。
在霍尔梅区的巴利亚塞村，有一个叫乌里扬·谢雷依的机智的老爷爷。那时他已经七十六岁了。
他现在还活着，时常把自己打游击的冒险故事讲给村子和曾孙们听。
他三次落入德寇和伪警的手里，每次都遭到残酷无情的毒打。他直着喉咙大哭大叫：“你们最好去问问老乡们吧！”他在司令部里嚎叫道：“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我这把年纪难道还能当游击队员，我这点儿气力怎能……我从未见过那些绿林强盗。”乌里扬这样真诚地大骂游击队。
伪警和德寇都相信了，便把他释放了。
第二天他又到森林里联系游击队了。
我记得有一回他极其怨毒地走进司令部来，直气得浑身发抖：“你们这里的秩序怎么搞的！只是侮弄老头儿。既有约定，就得履行，要不你算是什么军人呢？……”
原来他在生巴拉贝的气。他们曾约定，乌里扬在下午两点钟到森林边上来，并且要吹着牧笛。
“我不是个小伙子，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我在雪地里重甸甸地拖着几只麻袋。我尽吹着牧笛，雪没到了胸膛，可是什么人也不来。我带了八公斤的洋葱和两公斤的黄花烟，弄得满身大汗。很容易着凉伤风……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请你下令申斥他们一顿……”
“不过，也许有正当的原因吧？”
“好那么你调查调查吧，那是你有权过问的事。”
巴拉贝的人员那天正在建筑地下室，由于斧声的缘故，没有听见笛声，乌里扬打听到这一点，才同意从轻发落。
“不管怎么着，他是应该记住的。我带给你的烟草你可一撮也别给他。”
就在同区的彼列柳勃村，我们秘密接头地点的女房东是个八十岁的集体农庄女庄员玛利亚·伊利尼奇娜·瓦什科，也是我们的侦察员。她很少到森林里来，但我们有几十个人在她家里住过，她替他们弄吃食，洗衣服。她家的地窖是我们的传单库，从远处村庄来的人常到她那里去取传单。
我记住了一件后来在别的地方也重复出现的事情。在作战以后，我们坐了几辆橇车驶过被德寇烧毁了的托波列夫基村。那个时候我们不知怎的百感交集起来了。村子里幸免焚毁的房子不过五所。事实上就是这五所房子也都被熏黑了，而且有些地方被烧焦了，到处矗立着一个个烟囱，猫儿蜷缩着身子，躺在冷冰冰的炉子上。有几个小孩子和老太婆从一些黑洞子里爬了出来。突然从同一的洞里又跳出了几个姑娘和年青的妇人，对我们挥手微笑。而我们的弟兄们拉起了手风琴，声音虽然不齐，但是嘹亮地唱着歌。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马儿跑得飞快。
从一间完整无恙的房子里跑出来一个只穿一件军装上服、年纪大约二十五岁的小伙子。跟着他后面出现了一个妇女。
“你上哪儿去？回来！”
但是小伙子抓住了我们橇车的车杆儿，跟马匹一起跑起来了。
“允许我……”他喘着气说。“我有武器。”他又很生气地对着扯他上衣的老婆喊了一声：“别管我！”
他一面跑，一面用几句话叙述了自己的军历。
“司令员同志，我曾被动员参军，但是没有来得及到部队里，德寇突然……请允许我加入吧，我有武器。”
我点了点头，小伙子跑进屋里去了，并且在我们最后的一辆橇车还没有驶过时，挟着棉被，一只手提着步枪，一只手拿着两颗手榴弹又出现了。他跑着跳进了橇车。他的老婆还追了我们几分钟，又是威胁，又是央求，可是丈夫却扭转头去避开她，跟自己的新同志们一起唱起歌来。
这个人是奥斯马奇科，后来是最好的迫击炮手之一。以后几乎在我们经过的每一座村庄里总有什么人请求参加我们的队伍。
有一天，值日员对我报告，哨所上来了四个孩子。他们都穿着白色的伪装罩衫，皮靴统里塞着几把刀子和汤匙，好象是真正的战士。
我要求把他们带到司令部来。他们果真在短外衣上面裹着被单和包布。
最大的是十四岁，把一只手放到帽沿上报告道：“我们是十足的孤儿，到您这儿来听候处理……”
最小的孩子，瘦瘦的，但学着大孩子的模样立在那里，直打冷战。不知是冷还是拼命想大哭的缘故，他鼻子下面挂着长长的、绿幽幽的一条鼻涕。
小队“指挥员”注意到我的眼风，便跳到那小家伙身边，拿包布角把他的鼻子认真抹了一下，接着又挺着身子继续报告：“我们是从科留可夫卡区·伊凡诺夫卡村来的十足的孤儿：赫洛普扬纽克·格里戈里·格拉西莫维奇，一九二六年生的；我的弟弟，赫洛普扬纽克·尼古拉依·格拉西莫维奇，一九三零年生的；而这个是他的朋友，亚历山大·米亚夫科，生在同一年；还有米哈依尔·米亚夫科，六岁的不到学龄的孩子……
我中止了“指挥员”的报告，把四个人全都拉进了地下室，安排他们坐好以后，吩咐拿热茶来。
地下室里挤满了人。大家争先恐后地向孩子们提了一大堆问题。
他们急急忙忙地吃着，转动着头，可是并不回答这些问题，时时望望年长的一个。年长的一个心慌意乱起来。作报告本来已经不可能，并且没有准备说故事。
“指挥员”比自己的“士兵”先放声大哭起来。真的，他跑到森林里去，在那边紧挨着一棵松树尽情地哭了一场。
孩子们的经历是骇人听闻的。科留科夫卡的伪警察局局长莫罗兹和伪警察朱博夫杀害了普拉斯科夫雅·叶菲莫夫娜·赫洛普扬纽克，她丈夫是共产党员、红军中士。他们拿走了屋子里一切值钱的东西，没有碰着孩子，也许是因为懒得追他们。孩子们直到天亮才回家。
他们亲手在自己的菜园里挖了一个浅浅的墓穴，没有成年人的帮助，也没有请谁参加葬仪，亲自用冰冻的泥土和白雪掩埋了母亲的遗体。他们邻近没有亲戚，兄弟俩便开始自谋生活，不多的一点儿面粉和马铃薯的存粮已经快完了。以后怎样生活下去呢？上哪儿去呢？
一天晚上，我们的一小队游击队冲进了这个村子。孩子们在观战。他们亲眼看见了那杀死自己母亲的凶手之一的伪警朱博夫的死。他们看到了游击队员们怎样放火烧了伪村长的住宅。后来，他们跟集体农庄的成年人混在一起，跑到被游击队打开的谷仓。孩子们奔到家里去了十次，搬了几桶麦子。并且就这样在撒满在房间地板上的麦子上面睡着了。
早晨他们才知道游击队退出了村子。就在当天，他们的邻居纳塔利亚·伊凡诺夫娜·米亚夫科被警察局捉去了，没有从那儿回来。于是又留下了两个孤儿：舒拉和米沙。接着又从邻村索菲夫卡传来了那样的消息，那里的伪警不仅杀害成年人，而且也杀害儿童。
那时候，格里沙召集了这几个幼小的不幸的伙伴，对他们作了一次简短的发言：“让我们到游击队去吧，要不我们就会被枪杀的。”
孩子们极有打算地准备了自己的出路。他们每人在包裹里放了两套衬衣，一些食盐；又倒了一些小麦，拿了一只煎锅、几把小刀、一些针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