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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军官都救不了你。’翻译员转讲给少校听，而自己却在笑。谢尔曼认真地听着，然后摇摇头说：‘不。’而翻译员这个坏蛋又给他讲了些什么。我听得‘共产党员’这个词儿。我想，这下子完了。少校又摇头，还给翻译员解释了好久。他对我说：‘我们德国人（过不了几天就把自己列为德国人了，而且那么自尊自大地说话），我们德国人主要的是秩序。有命令。按命令规定次序——第一步要收拾犹太人和共产党员，其次轮到一切和游击队有联系的人，第三步是共产党员的家属，第四步是红军军官的家属。你们在第三批名单里，警察违反了这个次序，因此受了处分。’
在这次谈话以后，我就该立刻溜掉；应该抱着孩子，把母牛套上橇车，连夜搬到别的村子里的亲戚那儿去才对。然而我指望谢尔曼少校是开玩笑，指望他真的对我好。我还是照旧给他做饭洗衣，每天晚上用海绵橡皮给他擦身。但是一轮到要对付我的时期，谢尔曼少校就成了石头一般，什么也不听了。伪警搬我的箱子，拖我的母牛的小猪，西夫抓住我的领子，用高统靴踢我的孩子。我不知道他怎么没有把我打死……”
她住了口。现在她那双干巴巴的眼睛尽向着一边瞧。我吃惊地发现这个女人的脸上的深思的特征。她的嘴唇微微抽动着，好象想要讲出什么不习惯的东西，表示出新的、不明白的想头。
但是沉默了不一会后，她又说出了不论对她自己，或是对我们都没有用的话：“您瞧，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这就是德寇的高贵品质，法西斯强盗的高贵品质……”
“好吧，看来说完了吧？”我说，“或许还想说些什么？一般说来，您比起许多其他的人来还幸运些。您还活噢，您的孩子暂时也还是整个儿的。”
“难道说这还算得是生活吗？我上谢明诺夫卡一家亲戚那里去了，我的姨妈住在那里，我们俩的性情好比水火——合不来。后来我就上霍尔梅区去，转上嫂子那儿去了。”
“性情也合不来吗？”
“也是性情问题，”她同意地说，又叹了口气。“我需要男人，孩子们需要爸爸。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把他还给我们吧，可怜可怜孤儿们。他是不适合参加红军的，由于胃病，医生给过他免役证。而现在他离开老婆跑到森林里来了，想要打仗……”
这时她已经不是以前那么哭哭啼啼地说下去，连眼泪也没有了。
“但是您要明白，”我想给她解释一下，“您的丈夫不在这里。他为了省委的任务出去了。总之，您要考虑一下，您讲的是些什么东西。现在激烈的战争正在进行……”
她突然脱口说了出来：“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现在完全明白了，游击队员都是好人，德国人没有好的，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儿女们的敌人——我现在已经受过教训了。你们和德寇斗争，消灭他们，这一点我是全心全意地拥护的，我对任何人也是这样鼓动的……但是我呢，我该做啥？我靠什么来生活？我现在有什么用呢？我马里亚·彼特罗夫娜曾经是一家之主，丈夫和儿女的主人；我有过权柄，有过力量。现在怎么样呢？力量我还有，这就是，”她伸出两只手来，捏紧拳头，使得手腕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力量是有的，但是我再也不是生活的主人了……”
德鲁日宁对我眨了眨眼，问道：“那么您爱苏维埃政权吗？”
“我怎能不爱苏维埃政权呢，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房子呀，花园呀，家畜呀——我们什么都有。我的库兹马本人就是执委会的委员，我们靠他来养家活口，成长发展，生儿育女……我怎能不爱苏维埃政权呢。”
“原来您看重苏维埃政权只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您的生活轻松一些；你们有了房子、有了母牛、有了花园；您丈夫有了巩固的地位，有了工资相当好的工作，是不是？应不应该这样理解呢？”德鲁日宁又问道。
她用惊奇的、甚至似乎是恐惧的眼光对他瞅了一眼。
德鲁日宁接着说：“倘若德寇把您所有的财产都留给您，孩子们也吃得饱饱的，丈夫也回到了您那里——在经济方面帮助您，那么您也会爱上德寇的政权了，应不应该这样理解呢？”
“停止吧，德鲁日宁同志，”我说。“谈话该结束了，还有别的事呢。一切看来都很清楚了。马里亚·彼特罗夫娜，您住在哪儿，住在霍尔梅吗？”
她点了点头。
“您丈夫知道这位亲戚的地址吗？嗯，这就很好。等他完成了任务回来时，我们把一切都告诉他。如果环境许可的话，他会到您那儿作一天客的。”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德鲁日宁的话大概很够她受的。
“要是没有孩子，”她慢吞吞地说，“我会到你们这儿来参加游击队……”
“我们不会收您的，”德鲁日宁说。
“这是我比方说，到你们这儿来，”马里亚·彼特罗夫娜接着说。“这是我关于德国的政权问题给您的回答。您起初完全猜透了我的性格，就是对我说来没有比做主人更使我幸福的了。我现在确切地感到，有了德国人，有了敌人，谁也谈不上做主人，德国人不会派西夫，也不会叫警察，而会叫德国人的头目来当我们的村长，但是照人们的讲法，连这个头目也不会被派到乌克兰来当主人的。在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回来以前，我们是活不下去的。这点真理我不是一下子明白的，而是经过破产和被侮辱才明白的，我想您在得到司令员的职位以前，大概也同样碰过钉子吧？”
我忍不住笑了。她伶牙俐齿地回答德鲁日宁。不能说她的话没有逻辑。一发现我的微笑，马里亚·彼特罗夫娜振起了一点精神，挺直了肩膀转入反攻了：
“你们在说，库尔科的老婆是不自觉的；说她除了房子、自己的孩子和家畜，什么也看不到；在政治上很软弱，只喜欢家务。那么，那个共产党人库尔科教了自己的爱人多少呢？在家里不是他教我，而是我教他。在执委会里，在会议上，在区委会里，你们都是党员，可是回到家里便说：‘老婆，给我吃饭，给我补一补衬衫，孩子吃饱了没有？为什么小猪长得不好？’我的库尔科到处夸奖：‘你瞧，我的马里亚真是个好主妇！’他没有看见我怎样在十五年中把自己的心灵沉浸在家务里……现在我再也没有家务了，我的两只手解开了，我的心象烈火样反对德寇。我想，这次找对到了库尔科，要叫他教我怎样生活下去。他是个党员，他在政治上是强有力的。在战争期间还有什么生活？在战争时期到处是政治。你们不准我来见库尔科，并且还撵我走。”她把手一摇，不做声了。
我们和马里亚·彼特罗夫娜的谈话，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下了个命令，从粮食仓库里发给她的孩子们一些面粉和食糖，叫人把她领到哨所上去。可是在告别的时候，我又问她是不是同意随身带两三百张传单到霍尔梅区。
“在那里木材工厂的左边有一所炸毁的房子，楼梯下面有个坑。您把传单放在那里，我们的人会去拿的。”
“您是在考验我吗？”她猜度到了。“呶，即使为了这一点，我也要感谢您的……把传单给我吧。请您留心留心，是不是也可以给我的大女儿找个适当工作？她十四岁了，是个少先队员……”
她走了以后，我们还争论了好久：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可不可以相信她，贪得无厌到昏愦糊涂的婆娘，在这种时候真会有这样的改变吗。纵使她由于自己全部体验的印象，极端痛恨了德寇，是否也应该把她吸收进地下活动和游击斗争里来。
我们决定，无论如何，试试总是应该的。她也许不是很好的，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但毕竟是苏维埃人。在战争和沦陷的影响之下，这种人的政治意识清醒过来的有的是。来到我们这里的人是多种多样的。但他们是到我们这儿，到我们的旗帜之下来的。我们应该接受他们，武装他们，把他们引向战斗。
在这里我再谈一下，马里亚·彼特罗夫娜·库尔科没有哄骗我们。不能说她工作很积极，但当我们需要通过她和人们取得联系，或是给某人转一封信或者一批传单时，马里亚·彼特罗夫娜没有拒绝过。事实上我们也不能要求她多大的积极性。她不住在自己家里。再说凭着她那很难相处的性情，能长久地住在亲戚家里倒也是了不起的事儿呢。她住在霍尔梅只是为了有机会对我们帮点忙。她不能给我们做很多的事，因为她跟孩子们维持生活也不容易。
地下省委和区委有许多这种不太积极但很忠实的助手。
我们的侦察员、通信员以及突围的新来的人们详细叙述了各自目击的野兽行为和恐怖手段。但是我们只关心德寇怎样主宰一切、运用什么经济上的奴役方法，我们的人员之报道了他们自己从占领者发行的报纸和传单上捡拾来的表面消息。
在初期，关于德寇及其帮凶匈牙利人本人的内心精神世界、思想、情绪，我们知道得更少。对游击队员说来，法西斯分子是没有灵魂的东西。他在考虑什么，幻想什么，有什么样的信仰——是不是全体都是一样的呢？他们的外貌、衣服、表情和语言，全都引起游击队员的反感。我们的翻译员们在审问俘虏时，故意用生硬的语言跟他们说话，使语言也不与他们相似。
在萨凡基作战时，我们截获了德军参谋军官阿弗古斯特·丘里夫的一只手提箱。箱子里放着一些计划、地图和各种各样的公务札记。在一本蓝皮封面的大照相簿里保存着许多照片：一个穿着花边衣服的胖太太；几个穿着燕尾服的男子；几个眼睛懒洋洋的苗条少女；几群穿着白色透明外衣的儿童；还有照相簿的主人自己从一岁到三十岁的照片；最末一张照片是他搂着新娘的脸，微笑得简直甜蜜蜜的。所有这些嘴脸都整整齐齐地插在照相簿的页子里，并且用纱纸盖着。此外，底下还有一堆没有贴上去的前线的照片：丘里夫正在把绞索套上一个波兰农妇的脖子；丘里夫正在射击一个双手被绑的人的后脑壳；丘里夫正和一群军官站在希特勒画像面前干杯……而在一张放大的纪念照上：丘里夫在十五个朋友的圈子里作乐。他年纪最大，其余的人都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从大量的酒和多样的菜看来，他们都是些军官。这些‘朋友们’本身都是一丝不挂。人人在相片中装着某种做作的、恶形恶状的姿态。我们早已知道德寇的军官们醉心于淫乱图片；但这已经不单是淫乱图片了。法西斯军官们的心灵，他们整个丑恶的本质，都在这张相片文件里暴露无遗了；顺便说说，这张相片到现在还保存在我这里。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马依达尼克和奥斯威辛，也不知道法西斯匪徒们已经发明了杀人汽车。可是我们见过被扫荡队烧光的村庄，也见过被撕成碎块的儿童。
在十二月上旬，我们的一小队侦察员在森林里碰到一具女尸。这是马露霞·丘赫诺——科留可夫卡炼糖厂的女工、共产党员和地下工作者。
科留可夫卡支队的游击队员们为了联络，常常利用她的住宅。她被卖国贼——后来科留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