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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已不知多少次被“全部枪毙”！ 有时侯，区的工作人员为了消灭自己的形迹，自己散布关于自己的谣言，说组织已经瓦解，成员已经星散，一切活动都已停止。
省委打听到，在布达村或者米纳镇里，有些房屋的墙上经常出现传单，那儿有一座德寇的弹药库被抛到九霄云外。
然而根据我们的情报，那里不应该有我们派去的地下工作人员。这么说，原来新的小组已经组成，我们方面的人增多了。
通信员到那里去后回来报告说：看来，那里都是我们的老相识——他们从邻区转过来的，随身带着打字机和存纸迁移过来了。
然而，一些新的抵抗小组当然仍在出现。
这里应该顺便说明一下，抵抗小组这个名称是从哪里来的。在战前，我们知道有工厂和乡村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支部，换句话说，基层组织；我们知道有区委会、省委会和中央委员会。这一切由党章和团章确定下来的组织系统，在地下活动中也保存下来了。但是你瞧，来到乡村里找安身之处的还有一些突围的人员和脱逃的俘虏。他们中间也有些积极的人，既有党员，也有团员。他们愿意斗争，他们相遇、交谈、并且吸收乡村中的拥护者武装起来。这种战斗的、爱国主义的友谊联盟，我们叫它抵抗小组。
当然，我们是不会回避这些小组的，倒是力图用言语和行动来帮助他们。我们要求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走在前面，以自己的榜样来鼓舞小组的其他成员。
党的省委在地下活动中留下了成千上万的党员，把他们分散在敌人占领的广大领土上。省委——有时甚至区委——在沦陷的条件下无法知道每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地址。这些地址时常变更。虽说如此，组织还是存在的。
种子散开了，它们就开始生长了。
在游击队保持活动的那些地区里，地下工作者比其他人员的活动条件要好一点。中央委员会事先预见到这一点，所以早在沦陷以前，便同时命令既组织地下支部和区委，也组织游击队。它们互相协助，互相补充。地下工作者收集了武器，转交给游击队；进行于游击队有利的情报工作。当他们有暴露和逮捕的危险时，随时能投奔到森林里来找游击队。
一九四二年初，有科留可夫卡、霍尔梅和谢明诺夫卡这三个地下区委依靠省支队在霍尔梅区的各森林里活动。它们的书记柯罗特科夫、库罗契卡、吉洪诺夫斯基，以及区委委员们都在支队里担任了军职；但同时也领导了自己区里的地下活动小组。
这些地区的地下工作者的活动是勇敢、活跃和千变万化的。
地下工作者马茨科设法在科留可夫卡饭店里当了一名厨子。他真是位出色的烹调大师。伪市长巴拉诺夫斯基、伪区警察局长莫罗兹和德寇司令官们几乎天天大吃大喝，总是叫马茨科去炸呀、烤呀、煎呀。这些当地的首长喝够了便滔滔不绝地喋喋不休，马茨科把听到的一切都牢记在心。他经常卖国贼和侵略者的行政和讨伐的计划转告地下工作者，再通过他们传到我们游击队。
对游击队来说，科留可夫卡伪警的扫荡没有一次是出乎意外的。结果因伪警察局长莫罗兹本人被游击队打死而宣告收场。
科留可夫卡的地下工作者们在区印刷所偷出铅字来交给游击队员们。我们第一座印刷所的存在应归功于他们。
除了侦察工作、鼓动工作和收集武器之外，科留可夫卡当地人对原先是炼糖厂职工的红军官兵的妻子们组织了广泛的食物帮助。
他们是这样干的。我们的几个弟兄，打扮成庄稼人模样，带了二十袋面粉去赶星期日的市集。
那时候，市场上实物交换替代了现金买卖。城里人拿出床单、灯台、桌椅，农民们拿肉类、面粉和马铃薯来向他们交换。工人和职员家属的手里还保留着一些现金。在丈夫参军时她们收到了一笔解雇金和解雇津贴，这些现金便留在家里了。在炼糖厂关闭时，工人和职员又提前收到了三个月的工资。
且说两三辆装面粉的车子突然在市集上出现了。顾客们一刹那间便排好了队。但是“管事大叔们”却宣布说，他们不收任何实物。他们不是来交换而是来出卖面粉的，可是只收苏联货币。人们急忙七冲八跌奔回去拿钱了。因为炼糖厂的居住区就坐落在市集附近，所以炼糖厂的职工比别的职工先取钱回来。
地下工作者给每个人的面粉不超过十公斤，并且遵照战前的国定价格出售。好极了，地下工作者每次抛售面粉时，带面粉来的农民们也开始收取现金。推测顿时在周围传开了：“如果苏联货币值钱，那么说德国人很快就要完蛋了。”
地下工作者究竟从哪里把这批面粉弄来的呢？最初是在游击队的根据地里，后来是从远方的磨坊里运来的。当然，游击队已经预先肃清了这些磨坊的德寇警卫队。 在一九四一年的九月、十月和十一月三个月中，科留可夫卡区的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员把四万九千多公斤的面粉、一千六百多公斤的肉类和其他食品转交给了军属。
可惜，这些“供应”工作因为冬令的到来而不得不停止。我们的地窖也空了，游击队员变得愈来愈多。我们从德寇那里缴获的食品，甚至已不够供应本身了。
霍尔梅的共青团组织“生活这样开始”日益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还在本书的第一部里我就提到过它的发端。现在这个组织的共青团地下工作者常常为宣传资料到森林里来找我们。
他们也到党的省委会去商量商量，但更多的是和党的地下区委和共青团委的领导人——伊凡·马德扬诺维奇·库罗契卡和彼特尔·舒齐科碰头。
乌克兰共青团霍尔梅区委第一书记舒齐科是最“老”的游击队员之一。他同伊凡·库罗契卡早在沦陷以前就组成了歼敌团。
往后这个团几乎整个地并进了游击队。那时，舒齐科也进了森林，成了侦察员。但是和霍尔梅方面并没有失掉联系。共青团地下区委总的领导还是由他来负责。
舒齐科很了解农村青年。他同第二书记捷尼先柯同志一起事先选拔了乡村地下工作小组的领导人员，拟定了一系列秘密住所。在霍尔梅、在波戈列察、在巴勃里克农庄、在琴奇基、在科济洛夫卡的共青团员和青年们在整个沦陷时期中积极活动。可宝贵的是在霍尔梅区里，乡村小组的一些领导者不顾严格的秘密活动，彼此之间都有联系，并且经常到我们森林里来。他们是按照省委总的计划工作的。
“生活这样开始”小组是最大的、最活动的一个小组。这个组织的委员会由九人组成，这九个人是：科利亚·耶列明科、舒拉·奥麦年科、菲尼亚·奥努科娃、菲佳·列兹尼琴科、卡嘉·季雅琴科、列昂尼德·特卡琴科、菲尼亚·谢夫佐娃、纳佳·加利茨尼卡亚和纳斯佳·列兹尼琴科。这是司令部。本区中心和附近各村的好几十个共青团员都隶属于这个司令部。
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德寇占领了霍尔梅几天以后，他们在第一次大会上已经拟定了行动纲领。
在这第一次会议的记录里记载了“生活这样开始”组织的基本任务：
甲、在居民中间进行群众鼓动工作。
乙、发动人民起来跟敌人作斗争，组织对德寇一切措施的破坏工作。
丙、为游击队组织后备队。
丁、在居民中为游击队收集和拿出武器弹药。
就在这个相当广泛的会议上，以公开的民主方式选出了我在上面提到的委员会组织。按照秘密工作的条件，这个组织当然是不应该成立的。
尽管如此，这个组织毕竟活动了半年多，做了许多工作。
按照党区委的指示，共青团员们给游击队找到了两架收音机和全套蓄电池。此外又给自己弄到了一架收音机。萨沙·奥麦年科找到了一架损坏的打字机，基辅工业学院的大学生菲佳·列兹尼琴科把它修好了。
他们经常印出象报纸一样带有苏联情报部通报和霍尔梅区的生活新闻的传单，按时地照固定的地址送去。那里的人又把它抄写多份，继续往远处传播。在几个月中印刷、抄写和分发了一万五千多份这样的报纸——传单。
到十月革命第二十四周年纪念日，小伙子们给游击队员收集了十八颗手榴弹、八支步枪、五千发子弹和四支手枪作为礼物。
一九四一年十月七日早晨，霍尔梅区居民看见了所有的高楼大厦上和半毁的了望塔上都插着红旗。这些红旗挂了好几天。十月革命纪念日是在兴奋热烈的快乐情绪中度过的。
秘密警察部队得知这件事，突然闯到区中心来了。但是当时德寇还没有组织起伪政权，也没有建立起间谍网，“盖世太保”人员没有能够找到十月革命示威的发起人。
十六岁的九年纪学生琳娜·特卡琴科，领导了一个侦察组。她和游击队安排成功了一种有效的接力联络方法。在到支队来的路上的每个村子里，琳娜都有自己的弟兄，他们一接到密码书写的消息，便立刻动身，把它转交给下一个村子的通信员。当我们在霍尔梅区附近驻扎的时候，年青的地下工作者总知道我们在哪里。
最近，霍尔梅区共青团通过我们接到了西南战线司令部布置的任务：侦察敌方的交通线。虽然他们中间一个军人都没有，却也出色地执行了这个工作。
正月初，卡嘉·季雅琴科和菲尼亚·谢夫佐娃到支队来找我们。她们带来了恶劣的消息：‘盖世太保’的特务人员已经探出地下活动小组某些人的踪迹。他们决定暂时逃到森林里来。但是伪警在路上拦截了年青人。卡嘉和菲尼亚逃跑了，委员会的其余委员都被逮捕了。
然而过了几天，通信员报告说，弟兄们已自行设法脱身了。他们是被区里和村里的伪警扣留的。共青团员们给释放了，可是要他们回到固定居住的地方去。就在这里，他们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回去以后，甚至没有等过一个星期，又开始继续原先的工作了。
同时，一些扫荡队和庞大的兵团占领了游击队营地四周的所有村落和农庄。无论是从我们这里出去，或是到我们这里来，都变得不可能了。无论如何，我们的侦察员们的企图已好久没有成果。
不久我们便被迫撤出这个住惯了的地方，转入叶林诺森林。直到三月中旬，党省委的通信员才能常到霍尔梅去。他们带来了骇人听闻的消息：‘生活这样开始’这个组织不存在了。委员会全体被捕。三月四日，七个人中间有五个人被枪毙了。又过了几天，纳佳·加利尼茨卡亚也被枪毙了；第七个委员阿纳斯塔西亚·列兹尼琴科在审问时显得犹豫畏缩。‘盖世太保’把她释放了。我们很清楚，‘盖世太保’是不会那么轻易释放什么人的……阿纳斯塔西亚和她的两个女友——马里亚·奥努科娃和阿列克桑德拉·科斯特罗玛，过去是组织的普通成员，现在只在伪警或德寇的伴随之下才在乡村的街道上出现。过了一段时期，这三个人都“自愿地”到德国工作去了。
我们的侦察员查明了马·奥努科娃和阿·科斯特罗马都不是霍尔梅当地的姑娘，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