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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他作序的请求，尽管他是吴伟业实实在在的授业之师。风波起来后，对李明睿的愤怒更应给予理解，可他却很不高兴，和李明睿因怨生隙。
周延儒因为要笼络张溥等复社名士，对他恩礼备至，因此他才可能进入翰林院。此时，作为一个刚刚进入政坛的新进士，不管民间的声望多高，张溥聪明的做法应当是摆清自己的位置，好好在翰林院历练，依靠首辅这棵大树，等待机会。
可张溥太过于狂傲。翰林院的规矩，新来的庶吉士见到馆长就如见严师，见到先进翰苑的前辈要称晚进，坐在一起开会时只能老老实实坐到角落里。这和现在军营里新兵见老兵，大学中新生见老生没什么区别。可张溥大约觉得自己名气比他们都大，根本不管这一套，替天子草拟诰命敕令时，也语气太大。同馆的翰林当然看不惯，向内阁告状。首辅周延儒替他好言委婉解释，而次辅温体仁恨乌及屋，就说：“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庶吉士本来就是照例培养的后备人才，能成才就留下来，不成才就离开呗，让张溥走人有什么难的？”
被内阁二把手批评了，一个新进士本来就应当自省，及时调整心态。可张溥正好相反，他搜集温体仁结交宫内太监，重用同乡等事情，草拟奏稿，让学生吴伟业上书参劾温体仁。吴伟业比他的老师脑瓜子清楚，知道自己刚刚进入朝班，去参劾一个内阁二把手实在太有风险，但师命难违，便折中了一下，将张溥的草稿有所增损，改成参劾温体仁的亲信兼同乡蔡奕琛——当时的一个员外郎。但这事的前因后果怎瞒得过官场老手温体仁？温体仁早准备重重惩处张溥，多亏周延儒拉了张溥一把。但张溥已经彻底得罪了内阁次辅温体仁这一派，再加上李明睿时时找他的茬，他没法呆下去了，崇祯五年（1632年）碰上葬亲，请假回家守制。
吴伟业作为张溥的门生，会元榜眼连捷，让天下读书人羡慕。士林盛传出自张溥门下的人必定能很快发达，这实际上是把一个品秩很低的官员放在火上烤。张溥还在京师的时候，远近的士子跑到他太仓的家里，向着北面遥拜，称弟子，请掌管复社名录的人加上自己的名字。等张溥告假回乡时，来拜见他请他收为弟子的更是络绎不绝。崇祯五年（1632年），张溥在苏州虎丘主持复社大会，自己任社长。《复社纪略》载当时的盛况：
“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丝织，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
本来守制三年，张溥还有机会东山再起，但他作为一个在籍守制的官员，这动静实在太大了。任何一个专制政权，对民间结社都是十分警惕的，对张溥这类民间意见领袖防范甚严，以在野之身，都能影响朝局，要是让他占据朝廷重要位置，那还得了。而崇祯六年（1633年），他仰仗的周延儒告老还乡，死对头温体仁升任首辅，张溥就更没希望重回官场了。
张溥闲居在家最后郁郁而终，是个悲剧。历史上张溥这类志大才高却终身不得志的文人还很多，苏辙对他哥哥苏轼的评价是：才高为累，道大难容。固然说出了一部分的真实原因，但还有一些原因没有说出来，就是这类大才子，眼高过人，对许多碌碌之辈、鼠蛇之徒瞧不起，不愿意引为同道，可官场上更多的却是这类人。在才气和志向上，张溥这种人可能高于那些鼠蛇之辈，可在从政的技术层面，张溥这类人往往是低能儿，远不如他们的政敌。从张溥初入官场的表现来看，他实在不适合从政，过早地被淘汰是很自然的事情。
钱谦益“强迫”黄宗羲当枪手（1）
钱谦益成名甚早，曾做过明朝的礼部侍郎，用黄宗羲的话来说，“主文章之坫者五十年”，俨然是晚明的文坛领袖。他和东林党及后来复社人士广有交往，崇祯元年（1628年）被阁臣温体仁参劾主持浙江乡试时有舞弊行为，故被罢官回家。李自成入北京后，福王南京称帝，他为了起复，依附为东林及复社人士所不齿的阮大铖、马士英，半生清名扫地；弘光朝倾覆后，他又投降了清朝，切切实实做了“贰臣”。
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的父亲，就是被阉党害死的东林党人之一、做过山东道监察御史的黄尊素，因此钱谦益可算黄宗羲的父执辈。
政权鼎革后，钱谦益的行为自然受到士林人士的非议，钱本人未尝不知，但覆巢之下，想活命有时候不得不做出痛苦而屈辱的选择，钱谦益的选择，在明末清初那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是有很多因素促成的，后人很难以“忠奸”进行简单的划分。黄宗羲尽管自己不忘旧朝，参加过抗清战争，失败后隐居著书，坚决不出仕，但他对钱谦益，一直抱有理解的尊重。
黄宗羲从崇祯登基不久父亲被平反昭雪后，数次参加乡试，但科场考运极差，接连落第。可他的文名却很早传开了，受到了钱谦益的赏识，两人过从甚密。
钱谦益罢官归田后，靠卖文补贴家用，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把他比喻成“谀墓”的韩愈，他自己也说“手穷欠钱债多，腹穷欠文债多。手穷尚可延挨，东涂西抹；腹穷不可撑补，为之奈何”。因为钱的文坛地位，给人写文章自然润笔很多，但毕竟年老后不可能永远是文思如潮，他方有“为之奈何”之叹，不得已便请枪手给自己写文章。
黄宗羲在《思旧录》中记载了他被钱谦益“强迫”当枪手的故事。
钱谦益迎娶柳如是后，两人住在半野堂，家有著名的藏书楼绛云楼，里面的藏书十分丰富，因此黄宗羲常来拜见钱谦益并在他家看书，钱谦益对黄也十分优待，约他为晚年看书的伴侣。有一次黄宗羲住在钱家，将要睡觉的时候，钱谦益提着灯笼来找黄宗羲，送他一些金银，说这是夫人柳如是的主意。钱、柳担心黄宗羲以后不来钱家陪他读书，柳如是爱怜天下才士的风采由此可见一斑。后来绛云楼毁于火灾，黄宗羲深以为憾。
此次梨洲先生访牧斋，当为顺治七年（1650年）。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考证此乃梨洲先生来延请牧斋去浙江金华，说服拥兵驻扎该地的马进宝反清复明。柳如是久怀复明之志，极力促成牧斋金华之行。此可为一说。钱降清后，确实有过不忘旧朝甚至为反清暗中筹划之举，黄毓琪起兵东南反清，顷刻败亡，钱谦益被牵连，幸得柳如是四处奔波，运动降清汉族新贵斡旋庇护，方得解脱；郑成功舰入长江，剑指金陵，陈寅恪认为钱、柳也为郑暗中出力。这些是否是定论先不予置评，但像钱谦益这样深荷前朝恩惠的文坛领袖，不在乎自己的清名是不可能的，希望暗中相助复明事业，事成后洗刷耻辱，完全可以理解。他最得意的弟子瞿式耜跟随永历帝漂泊西南，支撑残局，深受重用，对牧斋不能没有影响。
陈寅恪针对清修《四库全书》中有人指责钱谦益“首鼠两端，居心反复”，为其辩解道：“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钱以一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不得已降清，和拥有劲旅而主动开门迎贼的吴三桂还是有区别的。
钱谦益晚年患重病，黄宗羲前去探望，钱谦益对他说，一位姓顾的巡盐御史求文三篇，润笔千金。这三篇文章是盐台大人父亲的墓志铭和一本诗集一本庄子注解的序言，这主持盐政的大官有的是钱，当然要请最牛的文人才子来为自己的父亲吹捧，方能尽人子之孝道。钱自己身患重病，没法下笔，让人代为草拟，却文采欠佳，不合他意，也有损钱的名望，于是他恳求黄宗羲代笔。
黄宗羲踌躇半天，没答应做枪手。钱谦益将他引进自己的书房，竟然从外面反锁了，这一下黄宗羲为了早点出去，不得不当枪手。梨洲先生不愧是大才子，几个时辰就将三篇文章写好了。
文章甚合钱谦益的心意，钱将黄宗羲和自己的儿子叫到床边说，只有太冲（黄宗羲字太冲）先生深知我的心意，我死后的文字（即墓志铭等盖棺定论的文章）不托他人，一定得由太冲先生代劳。
钱谦益死后，钱的儿子将父亲的嘱托忘了，请了另一位人写评价钱的文章。黄宗羲如释重负地说：“使余得免于是非，幸也。”
由此可见，黄宗羲见识远甚于那些迂阔的腐儒，他能理解在乱世中一个文人不能死节而苟活甚至做新朝官员的选择，他没有拿着道德的棒子，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因此对钱依然尽子侄辈之礼；可是作为一个风骨凛然气节高拔的文人，他心中当然并不赞同钱谦益所为，因此他也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褒扬钱的品行。因此让他给钱谦益写死后盖棺定论的评价文字，实在太为难了。所以当钱家请别人时，他庆幸自己免于是非。黄宗羲是有强烈历史感的人，他著书立学，将留万世名，可不愿意让“谀墓”文字给自己带来污点。
失节夫宽容失贞妻（1）
关于明末名士和名妓之间的传奇故事很多，如冒璧疆与董小宛，侯方域和李香君，最有名的当是钱谦益和柳如是。原因不外乎三点：一是钱谦益是名士中的名士，柳如是为名妓中的名妓。二是钱能用迎娶正妻的礼仪纳柳入室，而钱正妻尚在，他们在一起皓首玉颜相守了二十年，并育有一女。而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明亡后两人不同的态度，一个名妓比一个做过崇祯朝礼部侍郎、弘光朝礼部尚书的文坛领袖更有气节。
国破之时，读书人比青楼女子还不知亡国之恨，持这个论点的人最容易举出的论据就是钱与柳。清代的文人笔记记载，1445年南明覆灭（乙酉之变），清朝豫王多铎率大军南下，柳如是劝钱谦益取义成仁，自杀殉国，钱谦益于是载酒湖上，而且还事先告诉许多亲友，他要效仿屈原大夫自沉以明志。他在船上流连犹豫了许久，用手探了探水，说“冷极奈何！”最后还是不敢死。而柳如是独自想跳进水里，被人拉住。——这一幕真像演戏，演员没按照剧本的要求演，本来主角应该做的事情让配角来做了，这叫抢戏。千古艰难唯一死，钱牧斋想苟活，不能对其太苛求。可还要把自杀当成行为艺术来表演，事先请好观众来观摩，求名之心若此，他最终不敢死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事后跪降多铎，受清廷之征，上北京做官就犹不可宽恕了。晚年钱谦益不得意，动不动就发牢骚说，要死要死。柳如是如此嘲笑她的丈夫，公不死于乙酉国亡之时，而要死于今日，岂不是太晚了？
明末倒有一个名士真的学了回屈原，他就是东林党的创始人之一，官至左都御史（明代最高监察官员，称“总宪”）的高攀龙，明天启年间，魏忠贤等阉党人士欲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派缇骑去无锡逮已罢官在家的高攀龙。高攀龙得知逮捕者就要来到的消息后，在书房里留下一封遗书，悄悄地投进旁边的池塘而死。遗书中说：
“臣虽削夺（削籍为民），旧系大臣，大臣一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
所谓读书人不如妓女，是因为二者身份反差太大。明朝养士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