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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碧玉”，而对男孩子则没有什么特殊的定义，总归也差不太多了。大学的生活很轻松，也很绚烂，象所有我这个年龄和经历的男孩子一样，我也赶赶这样那样的时髦：跳跳舞，虽然跳得不怎么样；踢踢球，尽管踢得也不好；追追女孩子，当然一个也没追上。……但生活还是让我很满足，很惬意，直到我大四那年寒假前的那个让我永远悔恨的夜晚。
那是一个很平常的冬夜，很厚的雪裹了北京城。期末考试已经全部结束了，再有两天我们就该放寒假了，晚饭过后，我和同宿舍的几个同学到学校溜冰场滑夜场，其中一个同学还带了一个刚交的校外的女朋友。我们滑得很开心，我还不时地在大家面前卖弄一番我的冰上技巧，其实我也滑得不怎么样，不过比起那几个南方的同学来，我就显得很出众了。正当我们滑得尽兴的时候，忽然场外来了几个很张狂的年轻人，一进场就气势汹汹地直奔我们而来，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接着在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我那个带着女朋友的同学和他的女友打翻在地了。当然我和其他的同学绝对不能坐视不管，我脱下冰鞋，舞动着冲了上去，然后我看到一片热汽腾腾的血光，听到几声凄厉的哀号，有人倒在明镜般的冰面上，我手中的冰鞋上冷冷的冰刀上滴下血来。……
十五天之后，我从区公安分局拘留所中出来之后才知道，原来我那个同学抢了别人的女朋友，那女孩子原来的男友是个社会上的待业青年，一气之下带人来找我的同学算帐，我的冰刀让他的同伴头上足足地缝了二十针。寒假过后，我回了一趟学校，不是去上课，我搬走了宿舍中的行李，学校布告栏中昭彰地贴着开除我学籍的公告。
父母苦了脸，仿佛着了霜打，蔫蔫的，哥姐们把遗憾写在脸上，伤感地对我没完没了的叹息，好象在悼念一个死者。我忽然感到彻骨的冷，虽然春已经绿了京城灰色的街。
“你可怎么办哪！”
母亲每天都会把这句话唠叨上一万遍，而且是一万遍地带着哭腔。
“咱们家可是一百多年才出了一个大学生啊！”
父亲把我爷爷的老年痴呆症的遗传基因提前显现出来，浑着一双网着眼屎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从早到晚只会说这一句话。
“早知道我就不接爸的班，让给你！”
我最小的姐姐满脸歉意地对我说，恨得我差点儿把一腔的泼骂全摔在她脸上。
我开始满北京城疯了似地乱撞，认识的，不认识的单位；熟悉的，不熟悉的朋友，只要能给我找份儿差事，让我能自食其力地养活自己，能不再每天面对那些谴责、惋叹和怜悯，让我干什么都成。终于我的一个“发小儿”给我谋了个活儿，到一家小旅行社当导游，虽然我大学没毕业，但英语水平却还凑合，连比划带说，应付几个老外也还绰绰有余。导游这工作在八十年代后期的北京可以说是个肥差了，不是说工资有多高，主要是这工作“外快”多，你把旅游团带到哪家饭店就餐，哪家商店购物，人家不得给你回扣啊！再说，象我工作的这家小旅行社，本来管理就不严格，老板、雇员都是能捞就捞，得骗就骗，这样的旅行社当时在北京绝不在少数，人家都管它们叫“野鸡社”。头一个月上班还不摸门，人家给回扣的时候象是怕扎了手，一个劲儿地往后缩，不过，人们不是常说吗，学好不容易，学坏可快着呢，何况有谁还怕钱多了扎手呢？上班第二个月，我把一条“万宝路”甩给我那让嫂子管制得只能抽两毛一包的“北海”的大哥时，他一个劲儿地跟我嘀咕，是不是我抢了银行什么的。
大约是我在二十二岁以前太顺，把运气都用完了，自打被学校开除后，倒霉的事儿就没完没了。导游的差事刚让我活得象个人了，就又遇上麻烦了。为规范和整顿北京的旅游市场，旅游局动了真格的，拿我们这些“野鸡社”开刀了。面对着一纸停业整顿通知书，老板二话没说，拍拍屁股走人，欠了我们大半个月工资，还晾了一个二十多人的欧洲团队。看着那些对我叽哩哇啦乱叫的洋鬼子，我还气不打一处来呢，丢下一句“FUCK YOU！”转身也开溜了。
整顿旅游市场之后，想再干导游可就不行了，因为我还没有正规的导游证，原来的老板曾经许诺给我办一个，可还没等他把申请表替我交上去，就关门大吉了。没有导游证，正规的旅行社是万万不敢用我的，这刚直起的腰板儿又塌下来了，心里只能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当初没存下点钱，天天纠集着一般狐朋狗友胡吃海塞，把挣的钱都造了个精光，如今连我大哥还不如，想抽根儿烟，还得蹭他的。
我终于又不得不面对父母和哥姐们苦大仇深的脸了。
2
车外的雨小了，我把车窗拉开一道逢，一阵湿润的夜的气息倏然间袭进我的肺腑，说不出的清爽。
身边的东北汉子仍然沉睡在浓重的鼾声中，嘴角晶莹地荡着一个悠悠的涎丝。
我把喝干了的啤酒瓶从窗逢中塞出去，遥远地传来一声破碎。
“下海南做啥营生？”
东北汉子不依不饶地追问着我。
天知道我下海南是要做什么！
我现在心中膨胀着天大的理想，脑子里却空得没有半点主意。
四月的北京满城飘着讨厌的柳絮，一个劲地往人的鼻子眼儿里钻，一定是缺心眼、少智慧的人当初想起来在城市中栽种柳树这样招人烦的树种。
我一只脚蹬在马路涯子上，停下自行车，专注地对付着鼻腔中那团团缠绵不休的白絮。
这是我离开旅行社后的第三个星期了，工作还没有着落。那些国营或者集体的单位，一听说我是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的，就把一脸残余的阶级斗争摆在我面前，凭你怎么求爷爷，告奶奶，就只有干巴利落脆的两个字等着你：“不行！”。我操！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刑满释放的人再犯罪了，真的，再这么下去，谁也保不齐明儿我就去砸银行了。
当然我没有胆量，也绝没有那样的疯狂去砸银行或者从事什么其它违法的活动，我只能怀里揣着那薄薄的墨绿色塑料封套的“待业证”遥世界乱撞，把各种让人窝火的脸色看个遍，临走的时候，还要感受人家戳点你脊梁的寒。
路边报摊上的大妈正声嘶力竭地吆喝着买晚报，只听见她反复宣讲着什么“海南建省”，“中央开发大特区”。我的心在这一刹那抽动了一下，“特区”两个字让我想起我我那个当年永远拖着两条黄黄的粘稠的鼻涕的小学同学，那小子小时候除了会调皮捣蛋，可以说是一无所长，别说上大学了，就连高中都没考上，可去年我在街上碰见他时，却是一派西装革履，神气非常的样子，一聊才知道，他八四年跑到深圳去了，趁着大好时机狠狠地捞了一票，如今的名片上什么“经理”、“董事”的印了一大串头衔，风光得不成。
“我呀，就是去得早，赶上机会了！”
连他自己都这么说。
是啊，什么事都是赶早不赶晚，先下手为强吗！
大妈卖给我的晚报头版头条地报道了中央决定在海南建立省级行政区划，把海南省建设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经济特区。
这该不是我的机会来了吧！
我只觉得血往脸上涌，捧着报纸站在马路边上哆嗦了老半天。
什么叫天无绝人之路啊！今天我相信了。
“就这么着，你就南下啦？”
东北汉子津津有味儿地听着我的讲述。
我喝了口酒，看看他仍然不满足的神情，大约这对于这个自称在北大荒摸爬滚打了八年，然后又当过采油工人，倒腾过各色买卖的汉子来说，是过于简单了。不过我是绝不会把临行前，我大哥背着我大嫂，将自己业余时间给人家做木匠活积攒下来的一千块钱塞给我的事告诉他的。这年头，见财起意的人多着呢！再说，为了这一千块钱，我差点在大哥面前掉下泪来，他焦黄的指间夹着的是一分钱一根的烟哪！
“有啥目标不？”
东北汉子一副古道热肠的样子。
我摇摇头。
我是真的没有任何目标就南下的。在北京的时候，只想着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幻想着那么广袤的一方土地上充满着无限的机遇，凭我这样的智商，凭我如此的年轻，不愁不能闯出一番事业，至于到海南干什么，却从来没有认真的想过。我相信在第一批涌向海南的人们之中，象我这样盲目的绝不在少数，几乎所有人都抱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赶在别人面前抢先登陆那座美丽而神秘的岛屿，先拥有那让人一夜暴富的机遇，似乎只要你到了海南，一切的一切就都自然而然地属于你了。很少有人会冷静地思考自己的未来，不是他们漠视未来，而是未来在他们的心中早已是绚烂得出乎想象了。
父母在听说我准备只身南下海南岛的时候，几乎惊吓得把舌头掉到地上，两颗苍白的脑袋摇晃得让我直眼晕。倒是我那位一向老实得近乎木讷的大哥难得地做了一回主，鼓励我出去闯荡一番。
“说不定他还真能干出点儿名堂来呢！”
大哥摆出了长子架势，让父母犹豫着不再开口了。
“兄弟，干出一番事业来，让咱爸妈脸上也有点儿光！”
大哥用他那双永远呲着木刺的大手搬了我的肩，把两道火热的目光射在我脸上，让我浑身热热的不自在。
上火车的时候，家里的人一个都没来给我送行，大约是都怕他们的泪会淹没了我独行的勇气吧。平素的狐群狗党和儿时的伙伴到是来了不少，一个个都兴奋得不成，仿佛即将远行去开疆辟业的不是我，倒是他们。望着那一张张赤红的脸和满溢的钦羡，我忽然生出几分自豪，不管怎么说，从今天开始我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上苍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给了我这个机会，剩下的就是看我如何去把握了。
“我会回来的！”
火车开动时我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对送行的人们喊着，对他们，其实更多的是给自己显露一份豪迈的勇气。虽然心中充满了希冀，但那一刹那我却还是战栗地抖了。这是一条怎样的路呢？它的尽头和归期都是同样的苍茫。
我就这样随着亢奋和满怀希望的人流踏上了那条传说中通往黄金海岸的漫漫长路。
“你也忒莽撞点儿啦！”
东北汉子多少带出点悲天悯人的神情。
“这样儿吧，到了海口，要是一时半会儿地找不到出路，兄弟你就来找老哥我！”
说着，他摸出纸和笔，七扭八歪地给我写着地址和电话。
“照这个地址就能找到我，要不就打电话也成。”
我接过纸来，看了看，原来他叫“马大庆”。
“‘马大庆’就是我，”
东北汉子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
“我爸是建设大庆油田那会儿从甘肃调到东北的，正好我就在那年降生，为了纪念开发大油田，老头儿就给我起名叫了个‘大庆’，俗气是俗气了点儿，可也挺有意义，是不？”
我忙不迭地点着头，这倒真没什么奇怪的，我们那条胡同里，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叫“文革”就有七、八个，再加上什么“红卫”、“卫东”之类的，少说也有小二十人。估计要是现在我有孩子，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