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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找老领导索字，他还是一概拒绝。
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一次，万里到大连的一个小岛上参观，看到岛上那种艰苦的环境，看到守在小岛上的工作人员那种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他主动向工作人员要来纸笔……
万里最反感的就是“扰民”，在任时他就喜欢轻车简从下基层，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的做法极不赞成，退休后更是这样，有时到下面去，当地的主要领导都要来看望他，这让他很不安，他说：“你们都很忙，我现在是个闲人，不要因为看我影响工作。”
万里喜欢和大家一起打网球，喜欢和全家人一起去吃饭，共享天伦。
四
走进万里家中，家具是旧的，床也是旧的，沙发还是那种过去机关里常见的，套着灰布套的那种。
在中国人的心中，家永远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边涛，原名边其馨，山东长清人，也是师范毕业。1937年边涛就参加了抗日部队。1940年，20岁的边涛和中共山东运西地委书记万里结婚，此后，两人携手走过了63年的风雨历程。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2003年10月23日，边涛去世了，87岁的万里难抑悲情，他久久地站在妻子的床前，一边流泪，一边自语：“你走了，我怎么办呀？！”匆匆赶到万家吊唁的李瑞环同志见此情景，也不禁为之动容。
在万家，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孩子们要轮流在家陪着万里，主要是怕万里寂寞。
万里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早8点，中午12点，晚6点是规定的吃饭时间。
五
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中心位于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9号，和著名的体操中心、登山协会在一起。万里的长子万伯翱退休前是人力资源中心的主任，他现在还担任着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委员等职务，因而，我采访他时，他的办公室还在这座灰色的大楼里。
外界都说万伯翱有名声，人缘好。进门时，保安问我找谁，我说：“找老万。”话音刚落，年轻的保安和旁边一个不年轻的妇女异口同声：“四楼，最里的一间。”
我在他办公室坐了不到半小时，先后就来了三位慕名求书的，其中两位来自河北，一位是体委机关的，万伯翱签名送书，很随和。可能是由于长期坚持户外运动的结果，万伯翱显得黑、瘦，但很精神。
万里对孩子们有两个基本的要求：一是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二是要自立自强。万伯翱对此体会尤深。
万伯翱从小活泼好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上小学时不懂事，是捣蛋大王，讨人嫌。想打人就打人，想骂人就骂人。”
如今，提起万伯翱，人们记得的不是他当过什么“官”，而是记得他写过什么“文”。
国学大师陈寅恪诗说“自由公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因为，要写好文章，不仅要有爱，而且，更要有天下为公的责任心。万伯翱二者兼得，因而，文章自然不同凡响。
著名作家苏叔阳把万伯翱称为“阳光男孩”，说他：“坦荡、诚恳，没有架子。”
作家曹禺说：“伯翱不像一般高干子弟那样剑拔弩张，张牙舞爪。当然，那些人可能更有本领，但我始终还是喜欢伯翱这种具有中国淳朴民风的类型。”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说：“万老大很不容易，他把自己《四十春秋》的稿费46000元都捐给了中华文学基金会，他达到了一个无我的境界。高干子弟的毛病在他身上竟然没有，这是很可贵的。这和万里教子有方有关系。”
贺龙元帅生前曾说：“万伯翱是干部子弟的榜样。”
如果让我来评价万伯翱，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本色的人，一个大方之人。
对孩子们的选择，万里不置可否，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利用他的影响牟利。退休后，孩子们经常想带他到外面走走，散散心。有时请他到外面参加活动，万里一定要问清楚，谁请的？谁参加？如果有陌生人他就不会去。即便是老朋友、老熟人在一起，他还要告诫别人说：“你们要警惕，他们几个已经下海经商了，不要被他们利用。”惟恐孩子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做什么事情。
万叔鹏说，我们家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习惯，我们也从没有想让他帮助我们做什么。
六
女儿万叔鹏是个清晰而透明的人，讲话快人快语，做事雷厉风行。
万叔鹏说，父亲是个很执著的人，在政治上，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认准的事情决不退缩。有一次，我和妈妈说他不懂得随风而变，是“二杆子”，他生气地说：“原则问题不能让步，这怎么是‘二杆子’呢？”在生活上，他不喜欢搞排场，凑热闹，有时固执得让人很尴尬。记得他还在当副总理的时候，一次到外地视察工作，一下车，当地领导把他迎进了一家餐厅，准备宴请他。结果他当时就火了，一言不发，拂袖而去。
“文革”开始后不久，万里就被打倒并被关进北京万寿路的一所特监。万叔鹏也由一个革命干部子女，一下子变成了黑帮子弟，学校里到处都贴上了“打倒”、“批判”她的标语，她被限制自由，被造反派关押起来。这时，身陷囹圄的父亲给她写了封信，万叔鹏说：“信中的大部分内容我已记不很清了，但是，有两句话我始终没忘，爸爸说：‘我相信你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坚信，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女儿。’他的这番话，给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坚持下来了。”
七
勤俭持家，这是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治家理念。万里一家三代同堂，奶奶像传统的中国家庭妇女一样操持着家务，带孩子，缝洗衣服。
万里一生淡泊名利，知足常乐，当代几位大画家像李苦惮、蒋兆和、李可染的住房问题，都是万里帮助解决的，但他从未向他们伸手要过一幅作品。孩子们记得20世纪60年代，他自己屋里挂的倒是水刻木印的仿制徐悲鸿和齐白石的作品。
在中南海，万里家中有两个名气很大的东西，一个是院子里的小菜园，另一个是院子里的三棵香椿树。
父亲被“四人帮”迫害关押了两三年，直到周总理主持了四届人大，小平同志在中央主持工作时，才将年富力强，渴望为人民工作的他，任命为铁道部长。那时真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976年春批邓时，老爷子第二次被打倒，老奶奶担惊受怕也去世了。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父母调到安徽工作，那里的住处没有了香椿树，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父母又调回北京工作，中南海新院子里又神奇地出现了几棵香椿树（有两棵可能是妈妈请人专门移过来的），从此，每年春天全家又恢复吃香椿和腌制香椿芽咸菜的传统小高潮。
李德生履历
李德生，1916年生，河南省新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任师交通队员、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129师任连长、营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及二野旅长、师长。抗美援朝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副军长。1954年任12军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次年任军长，被授予少将军衔。1960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1968年起历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国防大学政治委员。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
武略文韬传家风
一
一本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李德生回忆录》，洋洋31万字，详尽记录了将军辉煌的人生。从一个无家可归的山村放牛娃，到成长为人民军队的少将、上将；从一字不识的文盲，到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国防大学政治委员。
李德生将军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充满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我们一口气读完这本大书，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是一位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百战百胜的大将军！也是一位宅心仁厚、德高望重、信念坚定的共产党人！
李德生与夫人曹云莲相濡以沫，忠贞不贰。他们共生育了六个子女，组成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而今，子女们不仅继承了两位老人所追求的革命事业，从文从武，各有所成，而且，也把他们那种爱国爱党、敬业笃学、朴实敦厚的将门家风承继了下来。
李德生戎马一生，经历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战斗，红军时期的“八庙垭战斗”，抗日战争时的“百团大战”和著名的“响堂铺战斗”，解放战争时期的“千里跃进大别山”，“刀劈三关战襄樊”，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以及解放后他组织创造的“郭兴福教学法”，对国防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预备役部队建设等，这些闪光的业绩，构成了他军事生涯的光辉历程……
“文革”期间，李德生坐镇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他以自己的大智大勇，成功地制止了芜湖的武斗，稳定了安徽的局势，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同样，在处理林彪叛逃事件中，他协助周总理运筹帷幄，处变不惊，稳定了大局。这中间他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和坚定的信念，令人钦佩。
李德生说：“贯穿我60年斗争历史的基本信念，是共产主义思想。”
“当战士时，张国焘路线开除我党籍，我三过雪山草地，靠什么，靠理想；当党中央副主席，江青点名批判我，我没有被压服，靠的还是理想。”
二
李和平是李德生的长子，和李德生一样，他也是军人出身，打过仗，负过伤。
我们在李和平办公室外间的小会客室里见到了他，李和平中等身材，腰板笔直，讲话很有节奏。谈起父亲对他的影响，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不及他的万分之一。”
李和平没能走进大学课堂，他遵从父愿，穿上军装，走进了部队这个特殊的大学，开始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为革命军队中的一名战士。
但是，读书的梦想却一直埋藏在心底。李和平回忆说：“恢复高考以后，我很想上大学，那时在部队上大学，也还比较容易。”
为此，李德生专门打电话给李和平所在部队的领导说：“李和平不能去，他应该在基层好好锻炼，不能搞特殊化。”
李和平说：“其实，那根本算不上是搞特殊化，当时许多人并不想去读书上大学，一是当时基层的学习意识并不很强，不像现在。就像我当兵时一样，那时没有人想去当兵，只是后来到‘文革’期间，因为有个上山下乡问题，所以大家都想去当兵。二是你要上学了，回来以后你的位置就可能没有了，所以大家对上学并不很热心。”
李和平在基层一干就是十几年。
“我觉得社会上可能有些人对干部子弟有些偏见。在前线，真正的高级干部子弟，不管平时他表现的怎样，或者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个别的甚至还有像《高山下的花环》中描写的那样，但绝大部分的人，在当时是挺身而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