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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与父亲同时代、年龄相仿的新闻界老前辈吴冷西伯伯、穆青叔叔先后辞世，自然规律迫使我与家人不得不面对现实。去冬今春，住在北京医院已一年多的父亲，身体状况眼看着不好，我的期盼和担心也在被迫发生着变化，从担心来不及守护他的晚年岁月，到担心发生意外赶不回他的身边。
不管如何担心，如何期盼，父亲终究驾鹤西去，永远离开了我们。3月15日，隆重肃穆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丙戌清明，我们全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祭奠了父亲。这之后，几位朋友嘱我写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可我迟迟未能成稿。
为什么写不成？我也在心里问自己。忙忙碌碌中，渐渐想明白了，就是因为这不敢回想又不能回避的3月3日。几个月了，我始终不肯面对父亲离去的现实，每一想起，不待动笔，便潸然泪下，不能自已，于是抱定鸵鸟政策，无视现实，不看照片，不去回想。眼下，正飞行在远赴欧洲考察的航程中，万米高空，十余小时，暂时脱离了实实在在的大地和实实在在的悲喜，就借此时机提笔吧，兴许，在回到纷扰的现实和繁忙的工作之前，我将可以完成对我敬爱的老父亲的书面忆念。
一
熟悉我们家的老朋友都知道，我的父亲李庄、母亲赵培蓝有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父亲是他那一家人、他那一辈人的长兄，抗战初期就离开家乡参加了革命，他的弟弟妹妹也相继到北京参加革命、读书、工作。我们一家，还有叔叔姑姑五家三代，戏称“老李家”的几十口人，都在北京工作生活。
我的姐姐哥哥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因为分别生在祖国解放的黎明和北平更名北京之前，而被父母起名李晨、李平。我出生于建国之后的“毛泽东时代”，故名为东东。我们的名字，已不再像父辈大家族那样按偏旁部首或以某某字排辈分（比如父亲一辈的名字都是单宇、草宇头，李菇、李蓁、李蒴、李茜、李芷……），而是反映了父母参加革命后所经历的大变迁的时代背景，且不落俗套，但兄弟姐妹的名字之间，就看不出字面联系了。
我的祖母属于封建大家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典型，不识字，没文化，连长子的生日也没记住。父亲只知道自己生于1918年夏，于是在参加革命后，就把党的生日作为自己的生日。
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可以用一部非常优秀的电视剧剧名概括——《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的事业，波澜壮阔。他们做父母的，无怨无悔、有国无家地把自己交给了党和人民；我们做子女的，也就被他们心甘情愿、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全托幼儿园和寄宿制学校。
我从3岁被送进《人民日报》幼儿园，7岁进入中直育英小学。十年时间，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到父母身边。客观地说，在同龄人中，我们兄弟姊妹的成长环境是比较好的，尤其是能进入著名的育英学校读书。但我的记忆里，尽管育英条件那么好，尽管我们十分珍视那样的学习环境，但童年少年时头脑中还是充满着两个字：想家。
我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大抵与中国一般家庭相仿，严父慈母。父亲工作责任重，职务高，理所当然地顾家少。我和姐姐哥哥对父亲都有敬畏感，说白了有时还有点儿怕他，不外乎因为他的严肃、严格有时甚至是严厉。父亲的战友和同事，包括他的弟弟妹妹，都觉得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除了对工作本身要求严格外，几乎从未见他生过气、发过火。但在家里就不尽然了。我们的家庭生活多数时间阳光灿烂，有时也会阴云密布，一般说没别的原因，唯一的可能就是父亲生气了。此时母亲带领全家，敛声闭气，蹑手蹑脚，格外小心，等着他消气。生气到消气的时间，因生气内容不同而或长或短，几小时、几天不等。我长大成人后，越来越理解了他的这种对同志和对亲人态度的不同，不外乎内外有别，责人宽责己严，责家人责子女严；另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频繁，政治环境紧张，一个常常处在风口浪尖且长期超负荷工作的大男人，纵然千锤百炼笑对人生，内心也不免会有紧张和恐惧，他的压抑、他的愤懑、他的疲惫，不朝老婆孩子发朝谁发呢？幸亏我有个通情达理、性格温婉的母亲，几十年来，承托着工作、丈夫、儿女这，一副副重担，以她内心的坚强与从容，成为家庭这艘航船停泊的港湾。
父亲对我们几个子女，不教便是教。我的印象里，他很少像母亲那样手把手地教过我什么，也没有像母亲那样利用寒暑假领着我们兄弟姐妹背唐诗宋词，读中外古典名著，因为他大忙了，和我们见面的时间太有限了——我们兄弟姐妹早上起床时，凌晨四五点从报社下夜班的父亲刚刚休息；而等我们下午游泳滑冰回来，他已经到报社去看文件，看稿子，开会，又接着上夜班了。
我儿时的记忆中，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在书房伏案写作，时不时站起来，双臂环抱胸前，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这样的时候为数不多，一定是因为某种原因，父亲偶尔倒班或是开会、采访后，在家里赶稿子。一次是在夏天的午后，淅淅沥沥下着雨，还有一次是夜深人静，满天星斗。我睡不着，悄悄爬起来，站在客厅兼书房的门口，看着父亲宽厚的背影遮住台灯橙色的光芒，我说我睡不着，可以在你这儿坐坐吗？父亲慈爱地摸摸我的头，笑着答应了。于是，我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看着他时而握笔疾书，时而颔首沉思，时而来回踱步。原来写作这样美好，原来写作这样辛苦——认真和努力：这两个词，新闻与写作这两件事，父亲就是这样教我的吧！
父亲在教育儿女上没有母亲付出的多，也没有母亲那样的好脾气，却以他的聪明智慧在我心目中落了个好形象。我们家的家庭口头新闻传播中就有这样一条，五十多年前的事，父女之间的。说的是父亲只在小女儿很小，还没有记忆的时候打过她一巴掌，而一辈子落了个文明教育的好名声。
建国之初，党政机关干部的生活费用，经历了从供给制转为包干制，而后再到工资制的过程。供给制、包干制，就是每人每月按行政级别配发多少小米、面粉、食油和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再就是少量的货币。那是在包干制阶段吧，父亲还沿袭着根据地时的生活习惯，抽烟挺厉害。一天，他高高兴兴地为自己从不离身的香烟买了个烟盒，就是一种把当时包装十分简易的纸烟盒套进去的塑料盒，其功能相当于今天的名片盒吧。五十年代初期，购买这种不是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的小件日用品，也算一项认真的支出。我当时刚两岁，正在床上玩耍，见到一个新“玩具”，自然欢喜。没玩儿一会儿，喜新厌旧，弃置一边，再一会儿，一屁股跌坐床上，刚好坐扁了烟盒。新买的东西不到半个时辰就成了废品，父亲顺手给了我一巴掌。本来就被烟盒硌疼了屁股，又挨了巴掌，我便哇哇大哭了一气。
不管这巴掌是真是假，是轻是重，这是父亲一辈子对我这个小女儿唯一的一巴掌，并且我还不记得——因为它发生在我还没有记忆的时候。其实，普天下哪有父母不打儿女几下的，可我的父亲，高高的个子，不小的脾气，却不论环境怎样变化，心情如何起伏，终生没给我留下什么压力或阴影。在我的心目中，父母十分慈爱，十分文明，从没动过我一指头；而家庭，则永远是我眷恋和依赖的大本营。我还把这种教育方式加以继承发扬，延续到我儿子身上，在他两岁之后，无论发生什么需要加强教育、响鼓重锤的事情，也从来是文斗不武斗，动口不动手。如是，儿子亦感到当妈的很是慈爱，很是宽容，而有敬无惧，快快乐乐地成长起来。
现在我才想起，几十年来，怎么从未想到问问父亲，他当年的这一“举措”是聪明还是无意。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样的感觉，使我的童年和少年十分阳光，心态十分清朗，我就这样一路走来，走过青年，走过中年，走过我大半人生的风风雨雨，不论顺境还是逆境，始终阳光，始终清朗……
二
距离和父亲告别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努力要求自己记住四个字，孝子不哭。3月15日，到北京医院为父亲起灵时，护送父亲的灵柩赴八宝山时，接待与感谢各界前来为父亲送行的领导同志朋友时，我都没有哭。当姐姐和我搀扶着母亲进入告别室，亲属们排成两行，肃立在父亲遗体前，我仍在心里默念：孝子不哭。但是当告别大厅里低缓地回响起被改编成哀乐的《在太行山上》，那一刻，我的一切心理准备、一切自我控制顷刻瓦解，热泪夺眶而出。透过泪水，望着我那“一声炮响上太行”，又“一肩行李下太行”的敬爱的老父亲，静静地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父亲的青春年华是在大行山度过的。战争年代的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条件十分艰苦，但在革命大家庭里，父亲意气昂扬，风华正茂。不少回忆父亲的文章中都写到，当年的李庄，身材高大，文质彬彬，从容不迫，平易谦和。在抗战初期就因发表了不少抗日将领访问记而“声名鹊起”。母亲的文章中则朴实率真地写到她初识父亲的印象。那是在1945年整风结束后的一次文艺演出场合。台上一高一矮两个人在表演，高个子说话磕磕绊绊，矮个子站得歪歪扭扭。母亲问她的太行联中的同学，这两人是谁？同学答，高个子是鼎鼎大名的李庄，矮个子是归国华侨杜展潮，都是《新华日报》记者。从那时起，父亲的影子就留在了母亲心中。
如果将一个人的才华从文学和艺术这样的角度来划分，父亲的才华应该主要在文学而非艺术方面。父亲读书极为刻苦，文学历史修养深厚，才思敏捷，文笔利落。但他不善言辞，连母亲都说他说话有点磕磕绊绊。他很少唱歌，至少我从小到大几乎没听他唱过歌；而他高兴起来不时哼唱的京剧段子，我又全然听不懂，当然这绝不是说他全唱跑了调，而是我一点儿都不懂京剧。如是，在他的艺术活动中，他有限的喜欢唱又能唱的歌曲，我能记得住、说得出的，就是《在太行山上》。
红日照追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气焰千万丈。
听吧！
母亲叫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
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
这样一首雄浑舒缓、豪情万丈的歌曲，通常会在阳光之下，以阳光的心情来唱，可我所经历的最难忘的一次，是和父亲母亲一起，夜半更深之时，在与别人共住的屋顶下，声音压得低低的，轻轻地、悲壮地唱了一遍又一遍。
那是在1976年初。当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十个年头。父亲正在经历他参加革命以来鲜有的痛苦感受。父亲的一生，为人正直，厚道持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