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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相当好的朋友，名叫陆放，他原来在县农业局工作，在1962年干部下放时和我一起下放回乡的。我俩人命运想同，故几十年来关系一直很好，平时经常有来有往，每当赶集相逢，总是要或小饮两钟，或聊天一时。因此，可谓情同手足。他有一个女儿，名字叫陆江花……”
高大川看到这里时，若有所思地抬起了头，沉思了一会后，摇了摇头，又低头继续往下看。
“江花嫁给了旁山县上萍乡陶家，那人名叫陶义，陶义的父亲原是铁道部铁路工程局的一个筑路工人，不幸在一次塌坊事故中牺牲了。陶义于1973年参加了解放军，部队驻在东北辽海市，因在部队表现不错，改为志愿兵。他们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孩，四年之后又生了一个男孩，因是第二胎，乡里说他是超计划生育，遭遇到了不同寻常的严厉处罚，部队将他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军籍，撤销志愿兵，押送回乡。家里的房子也被乡政府给扒毁了，所分土地也被乡政府收回，不仅超生儿的户口不让登记上户口，就连江花和小女孩原来的户口也被注销，弄得全家无法生存，走投无路。陶义回乡之后自己动手要把房屋顶给盖起来，还要到原有的土地上去耕种，这一与乡政府对着干的举动，更是激怒了乡政府的领导，进一步遭到乡政府的打击，关押了他好几天，还扬言要追究他的刑事。他一家人没有办法，只好逃离家乡，回到部队申诉。申诉不成又到北京上访，来回往返，经过几年努力，终于得到了解决，可没有想到，整他们的人，却给他埋下了一个隐患，在档案里面大做文章，使其难以找到工作，当被陶义发现后找回部队时，却又遭到了阻隔，并说他故意闹事，冲击部队，又把他打回到了原来“双开”的状况。于是，陶义不得不再次登上了上访的漫漫长路，这又是几年过去了，但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而且难度比原来更大了。至今，前后加起来已经上访了十二、三年，仍然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希望。
“陆放自从1962年下放回乡以来，他和我一样，一直在农村，生活主要是
靠种地，平时在村里兼作文书有点补贴，他爱人是个小学教师，在本地中心小学教书，有点工资也并不多。乡亲们都很同情陆江花和陶义一家人的遭遇，但无能为力，帮不上忙。我当然同情他们，他们的上访材料都是我帮他们写的。现在，他们感到绝望了，矛盾有激化的可能性，扬言要和整他的人玩命，或在北京做出点能引起领导重视的、有影响的事来。因此，陆放一再求我帮忙想想办法给予帮助，以免发生不良后果。我实在是难以推脱，再说我考虑到如果真要是矛盾激化了，闹出大事来，对国家对军队对他们自己都没有好处。我想来想去，就想到了你，因为你在北京工作，有条件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故决定向你开这个口。希望你看在我们的故交旧情上，体量体量我那个朋友家里的实际困难，帮他一把，就算是帮我的忙吧。
“大川，如果你答应帮忙的话，你就尽快给我回个信，好吗？就写到这里，
我盼着你的佳音。
祝全家好！
叶 鸣。
199７年 ２月 2４ 日”
高大川看完老姐夫的来信后，勾起了他的许多回忆，放下信纸，抬起了头，注目窗外，沉思起来，想起了他那多才多艺的姐姐，想起了当年他送亲到老姐夫家的情况，想起了在王家坝子一片村边竹林中他姐姐那座孤独的坟墓……。思想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老姐夫的信上来了，特别是他信中谈到的那个志愿兵陶义家的人，他有些纳闷，怎么他家里有个叫江花的人？正在这时，高大川的老伴进来了。问道：“谁来的信呀？”老伴的问话，打断了高大川的沉思，他回答说：“是老姐夫来的信。”“他从来不曾来过信，怎么现在会来信？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吧？”“是的，他要托我帮助办一件老大难的事情。”“什么老大难的事情呀？”
“他有一个非常相好的、和他一起下放回乡的朋友，名叫陆放，陆放的姑娘、女婿遭遇打击后，申诉上访了十多年了，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希望我能帮助解决一下。”“上访了十多年？什么事情那么难解决？”“超计划生育。”“超计划生育能有那么严重吗？”“他信上说，因为超生，男的被部队双开，撤销志愿兵，押送回乡，家里的房子被扒掉了，土地被收回了，不仅新生儿的户口报不上，就原有的爱人孩子的户口也被注销了，总之，什么都没有了，无家可归，无法生活，只好上访，而且这一上访就是十多年。”“真是够利害的！一个超生问题怎么整得这么凶狠呀？”“看来有的地方把党的政策给搞走样了啦！也可能是‘左’的流毒的影响还在起作用。”“拨乱反正，拨乱反正，拨到现在还这样搞，‘左’的流毒真够深的，怎么得了啊？”“我们党的好作风、好传统都被这一些人给破坏了。”
老伴哀叹着走出客厅去了……
老姐夫这封特别来信，着实勾起了高大川一个一个尘封多年的故事，让他又重新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岁月中。使他纳闷的是，姐夫的朋友家怎么会有江花这个人？难道说就是当年我遇到的那个明秀老师不成？如果说不是，怎么会那么巧，也有个叫江花的姑娘？如果说真是当年我遇到的那个明秀，真是在船上出生的那个江花，那真是太有意思了。根据信中所写的情况和年纪、地方等条件分析，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明秀和江花。
高大川想到这里，产生了一种急于想知道真像的心情，于是，便情不自禁地
坐到了写字台前，拿起笔来给他老姐夫写起回信来：
“老姐夫：全家好！我们全家都好，勿念。
您的来信，我已经收到，并仔细看过了。关于你朋友的女儿、女婿的事情，
很值得同情，我可以考虑按您的要求给予帮忙。但是，问题很复杂，时间又很长了，难度很大，可以说确确实实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因此，我需要好好研究。首先，必须先弄清楚情况，情况明，决心才大嘛。您让陶义先写一份材料寄给我，我看了材料后再说。材料一定要详实，必须要实事求是的写，不能有半点虚假的东西。写好后，寄来寄去不方便的话，可以让他直接寄给我，或送给我都可以，等我看过材料再说，好吗？就写到此，祝全家安好！”
大川手草。
199７年３月8日”第二节
高大川家的门铃叮咚，叮咚地响了起来。
老太太便去开门，她问道：“谁呀？”
门外传来陶义的声音：“这是高政委家吗？”“你是谁呀？”“我姓陶，是给高政委送材料来的。”
高大川听到说是姓陶的，便对老太太轻轻地说了一声，“可能是那个叫陶义的送材料来了，就说我不在家，你把材料收下就是了。”
老太太点了点头后，便慢慢地去开门。老太太走到门跟前又问：“你是谁呀？”
“我姓陶，名叫陶义，给高政委送材料来的。”
老太太慢慢地打开了门，陶义首先向老太太问道：“阿姨，您好！高政委在
家吗？”“你是……”“我叫陶义，是叶鸣让我给高政委送材料来的。”“啊！老高不在家，他去参加一个会去了。”“高政委不在家那就不进去了，请把这材料交给高政委就是了，他知道的。”
老太太也没有说请他进来坐一坐的客气话，便说了一声：“行，你把材料留
下吧，等老高回来我转交给他。”
“高政委看过之后，如有什么问题的话，请给我打电话。”陶义说着便将材
料交给了老伴。老太太伸手把材料接了过来后说道：“等老高看后有什么情况时，再和你联系，你把联系的方式留下吧。”
陶义把早已准备好了的写有电话号码的一张纸条交给了老太太，说道：“这是军总部大院传达室的电话，让他们转达上访的陶义就行。”
老太太问道：“他们会传达吗？”陶义回说：“没有问题，他们会传达给我的，他们都认识我。”老太太说：“那好吗，我就不留你了。”陶义说：“谢谢阿姨了。”说完就转身走了。
老伴关上门，进得客厅来，将一个大大的信封交给了高大川。
高大川问道：“他没有说怎么联系法？”老太太说道：“他给了一个电话，”
“他还有电话？”高大川纳闷地反问道。“是传达室达室的电话。”老太太说。“传达室的电话能找到他吗？”“他说能找到，他说传达室的那些人都认识他，让他们转达就可以。”
高大川打开信封取出材料，好家伙，厚厚的一大本材料，初步翻了一下便放
在写字台上，这么多只能是找较集中的时间来看它。
第二天，没有什么活动，吃完早饭后，他便认真地翻阅着陶义送来的一叠一
叠的材料。翻开了陶义的材料，一个兵的诉说就在高大川的眼前慢慢展开了……
高大川家的书房里，高大川坐在那里微微闭着眼睛，正在用手揉摸着眼睛，因为他一鼓作气看完陶义那厚厚的一大本材料之后，两只眼睛显得有点疲倦，自然地闭着眼睛，想轻松一下眼神。可是，陶义诉说的声音，却不断地在他的耳边回响着，他仿佛听到一个男孩落地的哭声，老人家的欢笑声，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吼叫声，还有那部队“双开”决定的宣读声、陶义和江花以及全家无奈的抱头痛哭声……这些声音在他脑海里共鸣，像是一部悲愤交响曲在他心中振荡。与这些声音相伴随着的一个个画面，像放电影片子一样，一张张不停地在他脑海里翻滚着。
高大川实在不愿意看见这些画面，更不愿意听到这些声音，他只好把疲劳的眼睛再慢慢地挣开，又端起了刚刚放下的茶杯，慢慢地喝了两口茶水，似乎是想借喝茶水来缓解一下沉重的心情。但是，无论怎么也抑制不住他心中那股不平之气，心潮总是像大海的波涛，不停地在他胸中涌动着……他不禁回到了难以忘记的“文化大革命”那激流滚滚的浪潮之中——那是１９６６年的春天，北京正展开了批判邓拓吴含廖沫沙“三家店”的斗争……军乐团院里，在清查“三家店”的流毒和影响，这时，高大川脑海里面浮现出了当年发生的几个场面：
领导正在和高大川等几个人谈话，那位领导说道：“现在的形势你们都知道了，邓拓、吴晗、廖沫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已经被擢穿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和他们划清界线。你们几个人都是吴含的学生，必须好好地检查自己，要自觉自愿地、彻底地与他划清界线，消除毒害，首先，应当把他们的所谓的著作，彻底清除掉，以表示与他们彻底划清界线的态度和决心。”
高大川在傍晚时分，正在大院外面野地里焚烧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著作，以及电视大学的教材、课本等东西，他手拿树枝慢慢地拨动着正在燃烧着的一堆书本，火苗在黑暗的夜色中闪动，忽明忽暗地照在他那张呆木的脸上。
他被派到河北省邢台地区沙河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邢台县大礼堂正在召开“社会主义教育动员大会”，礼堂里坐满了听报告的人，高大川也在其中，台上一个县委的领导正在作报告。突然间，那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