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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慎中为文，早年受“前七子”的影响，标榜秦汉，“徒知掇摭割裂以為多闻，模效依仿以为近古”（《遵岩集。再上顧未齋》）。二十八岁以后，始悟高谈秦汉、鄙薄唐宋的非是，认可唐宋大家欧阳修、曾巩等的作文手法，不受古人形式羁绊，言能达意。认为“学问文章如宋诸名公，皆已原本六经，軼绝兩汉”（《与汪直齋书》）；“学六經史籍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韩、欧、曾、苏诸名家”（《寄道原弟书九》）。这就和李、王等盲目尊古、不读唐以后书的偏頗狹隘的论调不同。
他似乎看到秦汉文和唐宋文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在唐宋文中，他特別推尊曾巩，认为曾文“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该之蔽亦已少矣”（《曾南丰文粹序》）。
王慎中公开反对复古派的文学理论，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倡导文崇唐宋，主张意定词立，文从字顺。他要求文章能“道其中之所欲言”，“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即写出真精神，這就和以抄袭类比为能的擬古主义者有根本的区別。 王慎中写文章，先反复沉思，立意遣词，博而有条理，深而无穿凿，成章列队，琅琅上口。受他影响的有唐顺之，唐顺之初不服其说，久乃变而从之，天下并称“毗陵唐，晋江王”，与唐顺之、归有光并称明代三大散文家。
唐宋派的重要人物除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外，还有第坤。他们给复古派以严重打击，给明代文坛增加几分生气。 唐顺之称王慎中为“二百年来中兴之文”。
但即使理论上如此之正确有力，文章表现得生意盎然，其主张仍然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嘉靖中继起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 ”，就是这一流人物。他们变本加厉，又把复古运动余波，搅起一阵浪花。而攻击王慎中之主张最力的，正是王慎中出任山东提学佥事时识拔的山东秀才李攀龙。
尚书蒋德璟《读遵岩先生集》评论得很明白。他说：
“欧阳公 （欧阳修） 识苏子瞻，置第二，子瞻推重欧公不啻口。吾乡王道思（王慎中）先生，识李于鳞（李攀龙）先生，置第一，而于鳞讥毁亦不啻口。论者以此定二人优劣，非也。使于鳞之文果胜道思，如子瞻出永叔一头地，即毁之于师见薄，而于文示公犹未为过。今举世厌于鳞文，即元美（王世贞 ）奉之最亲而晚年已有异议，大约如《史》、《汉》语，辅以赘牙而己，非真《史》、《汉》也。即元美戈猎五车，于今故亡所不综；辨史才高，而六经之学似亦惘惘。故学元美者，入门甚便，去古弥远。道思先生尝云：学马（司马迁）莫如欧（欧阳修），学班（班固）莫如曾 （曾巩），吾正是学马、班，岂学欧、曾哉。第其所学，非今人所谓学。今人何尝学马、班，止是每篇中抄得四五句《史》、《汉》，余皆举子对策与写柬寒温之套，而曰学马、班，亦可笑也。此语直为七子传神。然元美渊富故不易及，亦自成其元美。故余尝私论：明文以金华（宋濂）、北地（李梦阳）、晋江（王慎中）、太仓（王世贞）为四大家。而为晋江者，非沉酣经术，酿深力厚，独立间架，未易下手，政恐逗入第套、寒温蹊径耳。若于鳞不足论也！” （《明文海。卷132。述》）
王慎中的诗也风味隽永，因文的成就而相对逊色。
中国科学院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评论说，前后七子的成就不高，大部分作品一般化，形式上的古色古香掩盖不了内容的苍白空虚。唐宋派对复古派的文风之弊深恶痛绝，批评十分尖锐 ，具有深刻的揭露意义。但是唐宋派仍摆脱不了道学思想的某些影响，当时的人对道学思想论调不感兴趣，因此战斗力受到一定的局限。又说，复古派大都有诗有文，而唐宋派偏重教文，在诗的方面无所建树，所以始终未能形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
清。学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认为：“评明人诗者不及王道思，然道思五言，文理精密，足以嗣响颜（颜延之）、谢（谢灵运）。”
清代另一位评诗权威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中也说：“（王慎中）五言古诗亦窥颜、谢堂庑，无一浅语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