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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师儒也有能够精通前代的法律意图并用来教育民众的，那是他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多方面的才能。他不必向皇上陈述，不必希望宰相、太史、大夫加以采纳，也不必要求民众相信。向皇上陈述的，希望宰相采纳的，要求民众相信的，那一定要以述说本朝的法律制度，研读本朝的书为准则。
周代的师儒衰废之后，便从一个源头中产生出许多学派，流传着许多著作，传播着许多言论。各人都坚持自己的主张，要当朝的君民加以采用，这是周代末世政治教化的过失。虽然如此，那些主张也还是来源于本朝的先王时代。所以司徒之官的后代继承者儒家学派，史官的后代继承者是道家学派老子，清庙之官的后代继承者是墨家学派墨子，行人之官的后代继承者是纵横家鬼谷子，礼官的后代继承者是名家学派邓析和公孙龙，理官的后代继承者是法家学派申不害和韩非。
周代以前的师儒，在盛世时代，他们在朝廷当官的，就学礼学乐，不当官而在民间的，就在乡学里用功，学习礼仪，著书作文。总之，他们不当官就读书学习，当了官就宣传教令条文，在民间就熟记先王留下的传统，在朝廷就效忠于当朝的国王。所以民众不敢与师儒并列，国家也很信赖这样的读书人。到了衰世时代，在朝当官的自己不了解先王留下的法律制度，而在乡学的还能够根据所学到的知识发表议论，他们根据残缺不全的古书，撰述自己学派的独立的见解，还可以用于安邦治国。孔子说：“多么美好的典章制度啊，我赞成周朝的。”又说：“我不再梦见周公了。”至于夏礼商礼，只是取来记下以免遗忘罢了。象孔子这样的大儒而不赞扬前代的贤明帝王，这是怕轻蔑了本朝而犯罪。
至于周代和西汉，都是根据祖先的道德和技艺方面的成就，设立官员负责世代相传，或设负责教化的官员，上自训解《易经》、《尚书》的内容和阐述各家学派的学说，下到造车、制陶、医、卜、星、祝和管仓之类，都使他们各干祖传的行业，从事家传的工作以谋生。使这些人各有生路，这虽然是盛世帝王的用心，但一代帝王的主要意图并不在这里。
后来的师儒就不是这样。皇上尊重他们，但皇上统治民众的方法他们不懂；民众尊重他们，但民众服从皇上统治的道理他们也不懂。他们小时不拿锄头种田，长大不学习当官的本领，古书正史，常见的也读得不多，对于当代文学的德功，他们瞪着眼睛一无所知。这些人，上不与皇上相处，下不与民众相处。读书有读书人的圈子，儒生有儒生的圈子。他们不懂王道、霸道治国的不同传统，也不懂重文重质的不同风尚。其中那些惑乱人心的家伙，还引古刺今，气焰十分嚣张呢。这样，就使国家道德观念不统一，风尚教化不相同，皇上的治国措施无法贯彻到下面，民众的痛苦无法反映上去。国家供养了读书人，读书人却不为国家效劳。危险呀，危险呀！终归会使国家遭受祸害的，不就是这些读书人吗？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官僚大地主顽固派竭力推崇朱理学，并且厉行高压与利诱相结合的文化政策，使许多知识分子走上了“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鲁迅：《无声的中国》）这样一条脱离现实政治斗争的道路。一些反动儒生更宣传复古倒退，主张开历史倒车，“援古以刺今”，甚嚣尘上。针对这个情况，龚自珍写了这篇文章，专论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他列举历史事实，从学术的起源、学派的形成、学术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等方面论证学术与政治的统一性，说明在任何时候，学术总是为治理国服务的，鲜明地提出了“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论断和“诵本朝之法，读本朝之书”的厚今薄古的政治主张。文章最后还指出，国家培养了读书人，而读书具却不懂治理国家，不能为国家效劳，这样，国家将十分危险。龚自珍这种尊法反儒、主张学术要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反映了当时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儒法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而他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新风气，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