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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这里思忖着，终于想到了我所以被邀请到这里来，是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让我这个曾在大洋之上漂流的不幸的旅客懂得一点你们这个团体的性质和规模，让我懂得，世界上除了我以外，还有别的一些人正在做有益于社会的事，从而对我有所启迪。另一个原因是你们之所以邀请我，是为了通过对照来告诉我，教育如果得法，会有多大的成效。
尊敬的主席先生刚才说，曾在巴黎博览会上获得赞扬的有关学校的图片已经送往俄国，俄国政府对此深表感谢——这对我来说，倒是非常诧异的事。
因为还只是一个钟点以前，我在报上读到一段新闻，一开头便说：“俄国准备实行节约。”我倒是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我当即想，要是俄国实行节约，能把眼下派到满洲去的3 万军队召回国，让他们在和平生活中安居乐业，那对俄国来说是多大的好事。
我还想，这也是德国应该毫不拖延地干的事，法国以及其它在中国派有军队的国家都该跟着干。
为什么不让中国摆脱那些外国人，他们尽在她的土地上捣乱。如果他们都能回到老家去，中国这个国家将是中国人多么美好的地方啊！既然我们并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人自己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那便是谢天谢地的事。
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我把俄国的电讯再看了一下，这样，我对世界和平的梦想便消失了。电讯上说，保持军队所需的巨额费用使得节约非实行不可，因而政府决定，为了维持这个军队，便必须削减公立学校的经费。而我们则认为，国家的伟大来自公立学校。
试看历史怎样在全世界范围年重演，这是多么奇怪。我记得，当我还是密西西比河上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曾有同样的事发生过。有一个镇子也主张停办公立学校，因为那太费钱了。有一位老农站出来说了话，说他们要是把学校停办的话，他们不会省下什么钱。因为每关闭一所学校，就得多修造一座监狱。
这如同把一条狗身上的尾巴用作饲料来喂养这条狗，它肥不了。我看，
支持学校要比支持监狱强。
你们这个协会的活动，与沙皇和他的全体臣民比起来，显得具有更高的智慧，这倒不是过奖的话，而是说的我们的心里话。（李仲华1995：233—235）
评述：
通常对于即兴演讲的人，大多习惯就事论事，并针对其核心问题作进一步论述，最后总结陈词，这未免落入俗套，显得过于平淡、过于普通化了。
而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的即兴演讲却打破了这一模式，成为演讲中的佼佼者。他素来以讽刺、幽默见长，他的演讲更是如此，并成为众多人效仿的典范。难怪他被称为一代幽默大师。
当马克。吐温被应邀参加纽约勃。克莱博物馆公共教育协会的一次会议时，他针对教育发表了一篇《我也是义和团》的即兴演讲。奇怪的是他并非是先人为主，就事论事，只是缓缓道来，在看似轻松的话题下却暗藏玄机。
譬如几句谦虚的客套话之后，他便顺手牵来“尊敬的主席先生刚才说，曾在巴黎博览会上获得赞扬的有关学校的图片已送往俄国，俄国政府对此深表感谢，而我倒是非常诧异”，引出话题，并用讽刺的口吻谴责了俄、法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他指出“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在此他宣称“我也是义和团”，并“主张把侵略者赶出中国”，以此从侧面热情赞扬了义和团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这里沙俄的“主张节约”与“关心扩军”形成鲜明对比，使得主题不断深化。原来沙俄装模作样的重视教育，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其虚伪的本质，马克。吐温于是毫不留情，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保持军队所需的巨额费用，必须削减公立学校的费用”，这无疑是把沙俄的丑陋行径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以提醒人们不要被一些表象所迷惑。
演讲者看似在谈论一些与主题无关的话题实则却处处切中要害，使得整个演讲迂回包抄、层层递进、对比鲜明。最高明之处在于演讲者比喻“这如同把一条狗身上的尾巴用作饲料来喂养这条狗，它肥不了”。他认为“支持学校要比支持监狱强。”
当然，演讲者最后还是不失时机地赞扬了关心教育者“具有最高的智慧”，以此来结束了这场深刻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演讲。
五、我坚信这是印度唯一的生路
＇印＇甘地（1920 年8 月20 日）
不合作主义是什么，你们已经听过很多了，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提倡不合作主义呢？我认为我们现在必须走上这条路。我们国家目前有两件事情：第一件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反英运动问题。这个问题，在印度的回教中心正进行得如火如茶。英国首相，在经过周详的思虑后，在英国的名下信誓旦旦，也免不了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英国答应充实回教印度实力的诺言已经破产，而回教的伟大信仰也岌岌可危。回教徒立誓——我认为他们的想法太对了——只要英国的诺言一旦不兑现，要他们全心全意效忠英国国会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假使虔诫的回教徒在效忠英国国会、或效忠自己的教义和先知之间作个选择的话，他们是不需要再作考虑了——他们早
就决定了。回教徒坦白直言地敬告世界人士，假使英国首相和英国国会不兑现他们所许下的诺言，假使他们不尊重信仰回教的印度70 万居民的心声，要他们像信奉回教一样地效忠英国，那可问题大了。因此，现在是印度人民下定决心的时候了。他们是否要附和回教徒同胞们的任务，假使他们附和的话，他们就有百年难逢的极好机会，他们可以不显示出他们的善意、友情和温暖，并证实了他们长久以来就在说的回教徒是印度的难兄难弟这句话。假使印度把它与它的回教兄弟的天然关系看得比它与英国国会的关系还重要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告诉你们，即使你们认为回教的声言是正确的，他们的声言是由于亲身体验而来的，而虔诚的宗教信仰则是促发他们作此声明的原因，那么只要他们公正的立场仍然不变，他们力争的手段仍然公正和值得敬佩，并且不会危害到印度的话，你们就该完全彻底地帮助回教徒。这些是印度的回教徒有术于印度的；然后当回教徒看到他们有希望获得印度提供的支持，他们就能使他们在世界上所处的立场和方式再加修饰，他们就决意去接受印度的援手。然后印度就可和回教徒携手结成统一战线，以对付全欧洲的基督教势力，并向他们表明，印度虽是弱小的国家，但印度仍有能力去保护它的自尊，印度仍然知道如何为它的宗教和它的自尊而做出牺牲。
反英运动就是由此而引发的，可是你们也要知道芬加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单看事件给予印度的伤害，使得印度在过去一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事情都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当然，我也知道我们曾有过1857 年的穆蒂尼事件。不管印度在穆蒂尼事件中遭到了怎样的艰难，印度在通过劳拉持立法中仍旧是饱尝侮辱，而且当印度史无前例地批准劳拉特立法后，才有了穆蒂尼事件，事件的原因是因为你们若想从策划芬加事件的英国国会获得公道，你们就必须想尽办法，用尽手段，才能得到你们所要的公道。至于印度在反英运动和芬加事件中究竟做了什么反应，要以英国下议院、上议院、孟塔古女士和印度总督最为了解；你们只要知道在英国国会的上下议院的激烈辩论，孟塔古女士的行动和印度总督的行为，你们就可以完全明白英国是不愿给予印度所应该给予和所要求的公道了。我因此建议我方的主管人员必须找出一条能摆脱这一困境的生路，而且除非我们可与英国主管共管印度，除非我们有办法使英国的领袖们尊敬我们，那么，我们与他们不可能建立关系，也不会作友善的交往的。因此我要冒昧地建议用不合作主义，这是一种最好而且最可独断独行的方法。
曾有人告诉我说不合作主义是违反宪法的。我敢肯定它没有违反宪法。
相反的，我之所以提出不合作主义是为了正义和宗教上的教义；它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完全符合宪法规定的。一个最忠于英国的人也说过，它是在英国帮助下成功地完成了叛变，它甚至可以算是完全符合宪法的规定，他也举了若干的历史性示例引以为证，这些例子，我不否认是大大地证实了他所说的。我也不声称是否成功，是否符合宪法，我不相信所谓的叛变是合乎一般人所想的，也就是说，用暴力的手段来夺回正义。相反的，我的意思是，我得重复地对我的同胞申明，欧洲式的叛变，在我们印度绝不适用。
我的兄弟和朋友阿里都倾向暴力，我相信假使他有能力拔出刀来对付英帝国的话，我知道他必将有大智、大勇去进行对英帝国的作战。可是因为他相信作为一位真正的战士，暴力的手段绝不适用于印度，他同样接受我消极抵抗的想法，并发誓说只要我仍和他并肩作战，只要他仍然相信我的话，即使是对付一个单身的英国人或对付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都决不暗藏有横施
暴力的想法，我在这儿可以告诉你们，我的朋友现在还是信守着他的誓言，并将虔诚地信奉不渝，我可向各位保证，他必将全心全意遵守非暴力的不合作主义的计划，现在我也要求全印度一同来遵行这件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我可以告诉你们，在英属印度年，和我站在同一阵线上的，再也没有比阿里更好的人选了。当奋起拔刀的那一刻来临时，假使真的有那一刻，你们将会发现阿里已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