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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总是在人们的考虑中占有首要地位，许多掌握大权的人却是在想如何控制世界。
的确，我们生活在恐惧的世界中。今天人们的生活受到恐惧的腐蚀，而且因为恐惧而变得很痛苦。恐惧将来、恐惧氢弹，恐惧意识形态。这种恐惧也许是比危险本身更大的一种危险，因为恐惧使得人们采取愚蠢的行动、轻率的行动和危险的行动。
兄弟姊妹们，我恳求你们，你们在讨论中不要为这些恐惧所左右。因为恐惧是一种酸液，把人们的行动腐蚀得怪模怪样。请大家以希望和决心为指针，以理想为指针，并且以梦想为指针！
我们属于许多不同的国家，我们有许多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我们的民族特色、色彩或主旨——你们愿意怎样称呼它都可以——是不同的。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人类是由于这些东西以外的考虑而分裂或团结的。冲突并不起于肤色的不同，也不起于宗教的不同，而起于欲望的不同。
我深信，我们大家是由此表面上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更为重要的东西联合起来的。例如，我们是由我们对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的殖民主义的共同厌恶联合起来。我们是由于对种族主义的共同厌恶联合起来的。我们是由维护和稳定世界和平的共同决心联合起来的。这些不就是你们接受的邀请书中提到的那些目的吗？
我坦白地承认，对于这些目的，我不是漠不关心的，也不是为纯粹和个人无关的动机所驱使的。
怎么可能对殖民主义漠不关心呢？对于我们来说，殖民主义并不是很遥远的东西，我们知道它的全部残酷性。我们曾看到它对人类造成的巨大破坏，它所造成的贫困，以及它终于无可奈何地在历史的不可避免的前进下被赶出去时留下的痕迹。我国的人民和亚非两洲许多国家的人民都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曾亲历其境。
的确，我们还不能说，我们这些国家的全部地区都已经自由了。有些地区仍然在皮鞭下受苦，没有派代表到这里来的亚非两洲某些地区仍然在这种情况下受难。
是的，我们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现在还不是自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还不能认为现在已经达到目的的原因。只要祖国的一部分还不是自由的，任何民族都不能认为它是自由的。像和平一样，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半自由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正如半生半死的事情不存在一样。
我们时常听说：“殖民主义已经死亡了。”我们不要为这种话所欺骗，甚至为这种话所麻痹，我告诉你们，殖民主义并没有死亡。只要亚非广大地区还没有完全自由，我们怎么能说它已经死亡了呢？
我请你们不要仅仅想到印度尼西亚和我们在亚非两洲各个地区的兄弟们所知道的那种古典的殖民主义。殖民主义也有它的现代化的外衣，它可以表现为由一个国家之内的一个小小的然而是外国的集团进行经济控制、思想控制、实际的物质上的控制。它是一个狡猾的坚决的敌人，它以各种各样的伪装出现，它不轻易放弃它的赃物。不管殖民主义在何地、何时、如何出现，它总归是一个邪恶的东西，一个必须从世界上铲除的东西。
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诸位知道今天是这个斗争的一个著名纪念日吗？就在180 年前的今天，在1775 年4 月18 日，保罗。里维
尔在半夜骑着马穿过新英格兰的乡间，警告人们说：英国军队来了。美国独立战争——历史上第一次反殖民战争——已经开始了。关于这件午夜骑马奔驰的事，诗人朗弗洛写道：
一个反抗的而不是畏惧的呼唤，
一个黑暗中的声音，一阵敲门声，
一个将永远萦绕的声音。
是的，这个呼声将永远萦绕，正如在我们斗争的最艰苦的日子里使我们感到宽慰和安心的其它反殖民的话语将永远萦绕一样。但是请记住，180 年以前开始的斗争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在我们能够环顾我们自己的这个世界，说殖民主义已经死亡以前，这个斗争就没有完全取得胜利。
所以，在我谈到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时候，我并不是超然的。
在我谈到争取和平的斗争的时候，我也不是超然的。我们中间谁又能对和平采取超然态度呢？
就在不久以前，我们提出理由说，和平对我们是必要的，因为要在世界上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爆发战争的话，那就会危及我们不久以前以十分重大代价换得的宝贵的独立。
今天，景象更黑暗了，战争不仅意味着对我们的独立的威胁，还可能意味着文明、甚至是人类生命的毁灭。在世界上有这么一种已经解放出来的力量，没有人真正知道它有多么大的造成恶果的潜力。哪怕是在战争演习中，它的影响就很可能扩大成为某种不测的恐怖。
不久以前，我们还可以多少引以自慰的是，战争如果发生的话，说不定还能够以所谓“常规武器”即炸弹、坦克、大炮、人力等来解决，但是在今天，我们连那么一点点安慰也得不到了。因为事情已经很明显，将来必然要使用极端恐怖的武器，而且谁知道还发明了其他什么用非其所、穷凶极恶的科学技术新武器来祸害人类呢？
不要认为浩瀚大洋能保护我们。我们吃的食物、喝的水，就连我们呼吸的空气都能够染上数千里以外来的毒，而且即令我们自己侥幸逃过的话，我们的后代畸形的身体也可能留下标记，说明我们没有能控制已经在世界上解放出来的力量。
没有比维护和平更迫切的任务了。没有和平，我们的独立就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国家的复兴和建设也就没有什么意义，我们的革命就无法进行到底。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亚非人民所拥有的物质力量是很小的，就连他们的经济力量也是分散而薄弱的。我们不能迷恋强权政治，外交对我们说来也不是一件舞大棒的事情。我们的政治家大体上都不是有密集的喷气轰炸机队伍做后盾的。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能做许多事情。我们能把理智的声音贯注到世界事务中。我们能动员亚非一切精神力量、一切道义力量和一切政治力量来站在和平一边，是的，我们！我们亚非两洲有14 亿人民，这超出世界总人口的一半。我们能动员我称之为各国的道义暴力来维护和平。我们能在向其它洲的少数人表明，我们多数人是要和平而不要战争的，并且表明，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力量总是要投到和平方面去的。
这个斗争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我想大家都承认，邀请诸位到这里来的发起国的总理们的活动在结束印度支那战事方面，发挥了不是不重要的作用。
请看，亚非人民发出了声音，全世界都倾听着。这不是一个很小的胜利，也不是一个可忽视的先例。这五位总理没有进行威胁。他们没有发出最后通牒。他们没有动员军队。相反地，他们共同磋商，讨论问题，集合他们的意见，并汇集他们各自的政治才能，提出了健全而合理的建议，这些建议形成了解决印度支那长期斗争的基础。
我从那时起就经常自问道，为什么这五位总理获得成功，而其他具有长期外交经验的人却不成功，并且事实上曾让局势更加恶化下去，以致冲突有扩大的危险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是亚洲人呢？这也许是一部分答案，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他们门口了，战火的任何进一步扩大将会造成对他们自己住房的直接威胁。但是我认为，答案实际在于这一事实：这五位总理对问题采取了一种新的看法。他们并不是谋求自己国家的好处，他们没有实行强权政治的企图，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如何结束那里的战事并且进行而增加保持和平和稳定的可能性。
我的兄弟姊妹们，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自由亚洲的某些国家发言，世界各国倾听。他们所谈论的是同亚洲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他们这样做就表明，亚洲的事务是亚洲人民自己的事。亚洲的前途可以由遥远的其他民族来决定的日子现在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我们不能够、也不敢把我们的关心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大陆的事务。
今天，世界各国是相互依赖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自身孤立起来。光荣的孤立也许一度是可能的，但是情况再也不是这样了。全世界的事务也就是我们的事务，我们的将来有赖于一切国际问题——不论这些问题看来可能与我们多么无关——的获得解决。
当我环视这个大厅的时候，我的思想回到了亚洲各国人民所举行的另一次会议。1949 年初——从历史上说，还是在不久以前——我国在宣告独立后第二次从事于生死存亡的斗争。我们的国家被包围、围攻，我们广大的领土被占领，我们很大一部分领袖被监禁或放逐，我们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
问题不是在会场里决定，而是在战场上。当时我们的使节就是步抢、大炮、炸弹、手榴弹和竹枪。我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封锁。
就是在我们国家历史上这个悲惨而光辉的时刻，我们的好邻邦印度在新德里召开了一次亚非国家会议，来抗议对印度尼西亚的非正义行为并支援我们的斗争。精神上的封锁被打破了，我们的代表飞抵新德里，亲身体会了对我们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的巨大支持。亚非国家人民为援救一个处境危殆的亚洲兄弟而表现的这种团结一致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的亚洲和非洲邻邦的外交家、政治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