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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处理好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有一点心胸，愿意在创造利润的同时多承担一份责任；有一点境界，不因眼前的困境而失去对世界和未来的把握；有一点哲学的修养，能够全面，系统和辩证地把握好救亡和启蒙的平衡，在复杂纷纭的环境中，能够牢牢抓住主要矛盾；有一点文化的根基，从而能够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看清自己和对手，不因对手的强大和领先而自卑或盲目效仿，也不因自己过去或局部的辉煌而自大轻狂。处于救亡和启蒙两难中落后了的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浮躁短视的聪明，而是冷静深邃的智慧。
如果说当初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还更多的是书生意气，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在指手画脚坐而论道的话，随着2001财年的结束，命运即将把我推到一个亲自真刀真枪地解决一个具体的两难问题的位置上去。
2001年软件业务单独运作，起步的滋味还没有品尝充分，还没有摸索清楚有效的发展途径，这个业务在过去积累下来的问题，便显露出来。并引发了现实的生存危机。
我的职场十年（三十二）
作者： 谢耘 ｜ 2005年04月22日09时24分
【内容提要】在残缺不全、喜忧参半的经历中，珍惜那些有价值的片刻而去尽心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努力从这些经历中去感悟一些道理，与同样用心做事的朋友们分享，在尽心尽力的同时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是否还算是尽到了做人的本分呢 ？
我离开清华大学走上社会的这10年的后一段时间，当我开始进入企业的高层管理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许多企业政治的问题。我对权力一直相对比较超脱，信奉靠自己诚实劳动去谋生的原则，所以一直不太关注企业政治的事情。这不是因为清高，而是我生性喜欢简单的东西。但是，当我看到一些年轻的员工，也热衷于效仿甚至玩弄企业政治，并且向我“请教”的时候，我便费了点儿时间对此做了一些简单的分析，以便给他人一个负责任的回答。
中国传统政治与现代企业管理
我们常说，每一个中国人几乎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家。可见传统的中国政治对我们影响的程度。这种影响，一度通过权力的干涉，而被迫中断。但是，随着文革的结束，展示乃至卖弄中国传统政治的文学艺术作品，又铺天盖地而来，带着“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得意与张狂。帝王将相之间发生的陈年旧事，被不厌其烦地从发了霉的历史角落里翻腾出来。其中不只有曾经发生的史实，更有现代人充满想像的发扬光大，使得原本就人精之间的博弈，变得更加风云迭起，惊心动魄。
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政治的身影。这参与者，不只有传统的一代“旧人”，也有开放以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新人类”。在企业当中，我们更可以相当明显地看到，中国传统政治在企业管理和文化上的印记。
我们在无意当中继承了这种历史遗产，是好是坏？是祸是福？全面地论述，恐怕要用一部专著。但是这中间最为关键问题的解析，也许并不需要长篇大论。
中国的传统政治，产生于我们这个有着5000年文字历史的古国。与这个国家政权的生存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的历史上，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清朝末期，中国的帝王们，在大部分的时间内，是没有外患的，也没有来自大自然的根本性挑战。中国在几千年里，不存在与其它国家竞争的问题，也没有发展快慢的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皇土”，我就是世界，我的发展也罢，倒退也罢，成功也罢，毁灭也罢，都是整个世界所自然发生的事情，就像日出日落一样。因为没有横向的对比尺度，所以这发生的一切，没有对错，也没有好坏。
中国帝王们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内部。来自朝内百官的图谋不轨，以及黎民百姓的揭竿而起。如果我们的帝王，是真命天子，能够做到内圣而外王，他固然会凭借自己的道德和智慧，恩泽子民，而保证天下太平。但是，圣人终归稀有。所以，我们的帝王很大一部分心思，不得不用在了如何利用各种诱惑，派系之间的矛盾，权力上的制衡等计谋，来保证重臣们没有能力或意愿来颠覆自己的地位。不断地导演着奴才，人才和蠢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宫廷闹剧；用孝道，知足常乐等文化因素以及社会体制等手段，培养大众逆来顺受的品质，来消除庶民们更多的期望，从而在根本上抑制其揭竿而起的念头．国家的效益和效率，以及文明的进步，基本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
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在分析一度遥遥领先于世界它国的中国科学技术，没有能够推动社会革命性进步的时候指出，其主要的原因正是在于中国的统治者们，其管理导向是抑制社会变革的发生，以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
我们当然可以从道德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大加鞭挞，尽管假如我们黄袍加身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表现得更加无耻。将心比心，中国帝王们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实用的角度，我们还是要问：我们是否应该按照他们的思路来管理我们的现代企业？
我们现代企业，在目前的条件下，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是什么？无疑是在外部竞争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市场经济下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企业要想生存和发展，就不能以低于社会平均效率的水平，来进行为社会需要的价值创造活动。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像我们历史上大部分的帝王那样，关起门来玩儿自己的权力游戏。
如一位知名的教授曾经讲过的一个比喻：我们自己投入地在井底玩儿着自己的游戏，突然，井盖儿被市场之手给盖上了——游戏结束了。不是因为我们玩儿游戏的技能不好，我们自己确实玩儿得很出色，几千年的积累，我们的技能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但是，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决定了我们必败的命运——世道变了。
在这个企业生存的大前提下，每一个企业，都要殚精竭虑地去想办法把自己企业的状态，调整到最优，以获得超过社会平均效率的组织效能，从而在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获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权力。
没有来自内部对你的权利的挑战，决不意味着这个企业就是一个优秀或者能够长期生存的企业；优秀的企业，在于让企业的要素，包括人，发挥出其可能的最大效益。这决不是中国传统政治所关心的核心问题。
所以，即使从整个企业功利的角度来看，我们都不应该在企业中，简单而盲目地重复我们中国传统的政治游戏。当然，如果我们只是抱着自己眼前的利益，那就另当别论了。
当我们试图在效仿我们帝王的那些理念和做法的时候，我们必须问自己：这些理念和做法，能够发挥出我们期望效果的那些前提条件，是否存在？或者说，在目前的前提条件下，这些理念和做法，在实际上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是在智力上而非道德上，对我们提出的一个挑战。
或许，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解，在现代企业中，个人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之间的协同关系，尤其是从长远和整体上来看。
不幸的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无意识地在效仿我们的先人。这就是文化的作用。我们常常会看到，企业管理者在乐此不疲地不断对企业进行重组，其桌面上的理由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组织效能去面对市场。但是，实际的效果却远非如此，甚至是背道而驰。排除掉其它的因素，我们是否还是能够看到帝王政治的阴影？
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活动，是超越自己的前提。能够不断超越自我和环境，才可称为“优秀”。
10年来，从军工到民品，从产品到服务，从开发到企业战略，从几个人的队伍，到几百人的公司，从国企到外企再到民企，我的经历不可谓不丰富。但是，几件重大的事情，均半途而废。这使得我的经验，有了致命的缺陷。
正如作为一个学生，抛开偶然因素不谈，就对知识的掌握和相关的能力培养上来看，95分与85分是有本质差别的，而这种差别，通常绝非是85分者可以体会到的。从良好到优秀之间10分的差距，意味着一段关键经历的短缺。而这种短缺，是无法依靠臆想与推断来弥补的。这10分的差别，有时还不仅在于对知识的理解和相关的能力上，也会体现出人性的不同。10年的工作，尽管混得了一些虚名，但是总体上看，我认为自己只能达60至70分。
近十几年来的经历，让我多了许多无奈，少了一些顽强与执著。面对各种变故，是竭力争取，还是顺其自然，乃至退让妥协，没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可以帮助我们来选择。在这些方面，我或许还多了一些宿命的意识。当然，这种变化也可以用宽容，豁达，或超脱来包装或解释。不过这样的解释多少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
经历多了以后，对人对事都有了一些与以前不同的看法。我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境界，来对待周围所发生的一切。而不是简单地变得圆滑和世故。
境界
1999年，我在联想主持掌上电脑的开发。为了缓解工作的巨大压力，自小就对自然科学有着特别的爱好的我，买了一本湖南出版社出版的科普读物《黑洞》。
当我读到讲解相对论的时空观的章节，特别是看到其中一张解释不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时空图的时候，猛然间，科学的理论，佛教的观点以及我自己实践的感悟，汇聚成了一个让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想法——我可以借用科学的术语，给境界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境界在我原来的认识当中，是一种带有伦理色彩的修养。我们常用“崇高”来形容境界。
但是看了相对论那张图，我猛然发现，其实，境界准确地讲应该是我们在看一个具体的问题（事件）的时候，所参考的相关事件分布的时空的范围。它在本质上反映了人把跨越时空的不同事件联系在一起来分析的能力。
其实，在汉文中，何谓“境”与“界”？境，指的是一个区域；界，则是标定一个范围的边缘。所以，从语义的角度来分析，“境界”讲的无非是一种时空的范围。境界不应该论高低，而应该讲大小。
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任何事情和问题，在时间和空间四维坐标系中，都有一个确定的位置。在相对论中，把发生的任何事情，均称作一个“事件”。在这四维的时空坐标系中，不同的事件之间，不是毫无关系的。新的事件的产生和发展，与过去已经发生的许多事件的影响有关，而且还会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