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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印度的印地语作家把自己的创作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描写了人民最关心的社会问题。诗人、剧作家帕勒登杜？哈里什？钱德拉（1850…1885），为文学反映社会的迫切问题作了不懈的努力。他写的笑剧《按吠陀杀生不算杀生》（1873），开创了近代印地语戏剧的道路。他在《印度惨状》（1880）和《蓝色的女神》（1881）等著名剧本中，力求恢复民族传统，以表现新的社会内容。他的诗歌，富有时代气息。在诗篇《巴拉特—杜尔大沙》中，他以生动的生活画面，强烈的愤恨情绪，谴责了英国殖民者强加在人民头上的灾难。另一位印地语民族诗人迈提里谢苍？古伯德（1886…1964），在他的名篇《印度之声》里，直接号召人民起来，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他还写有《色彩的破灭》（1910）等叙事长诗。他的叙事长诗故事性强，并采用日常用语抒写，在推广标准印地语方面，有很大的功绩。
乌尔都语文学中，也拥有许多优秀的作家，诗人迦利布（1797…1869），在印度人民中享有崇高的荣誉，民间还流传着关于他反抗王公贵族的故事。作品有《迦利布诗集》等，他的诗作，反映了印度现实的黑暗，表现了诗人对1857…1859年民族大起义的切身感受。还有一位抒情诗人是勃拉志纳拉扬？恰克巴斯特（1882…1926），他的诗集《祖国的早晨》，用民族的传统形式表现了现实斗争的内容。诗人用口语写作，在民间大受欢迎。用乌尔都语写作的还有小说家沙尔夏尔（1846…1902），他的长篇小说《自由幻想的故事》（1878）描绘了勒克瑙社会多方面的生活和矛盾，作品充满了幽默和讽刺。他为印度小说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此外，在南印度的泰米尔语文学中，出现了诗人苏布拉马尼亚？布哈拉提（1882…1921），他是泰米尔最早的爱国诗人之一。他精通印地文，梵文和英文，但他却继承了二千多年来泰米尔文学的传统，用流行的民间语言进行创作。他的诗篇充满了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愤怒和谴责，满怀对祖国的热爱。他号召同胞们从迷梦中觉醒，改变自己的奴隶地位。他的诗得到了人民的普遍欢迎。他还写散文、小说，被认为是泰米尔短篇小说的奠基人。他的短篇小说想象丰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在印度近代文学史上，泰戈尔具有独特的地位。他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反映了印度人民觉醒的过程，也充分体现了印度近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主要倾向，为印度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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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泰戈尔
一、生平与创作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近代伟大诗人和作家。他出生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祖父德瓦尔卡纳特·泰戈尔（1794…1846）是印度启蒙运动思想家罗姆·莫汗·罗易的密友。父亲戴本德拉纳特·泰戈尔（1817…1905）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宗教的改革者。泰戈尔的家庭是当时加尔各答知识界的中心，经常讨论社会政治问题，诵读新的文艺创作，演出戏剧。泰戈尔在这种家庭环境影响下，从小就爱好文艺和关心社会问题。他从童年时代就开始作诗，写剧本，十六岁那年发表了第一首长诗《诗人的故事》，得到读者的好评。1878年，泰戈尔按照父兄的意愿到英国学习法律。但他对法律不感兴趣，便在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和西方音乐。不久，英国的社会使他失望，他没等大学毕业，就于1880年提前回国。
从1890年开始直到1901年，他大部分时间住在谢里达父亲的庄园里。这时，他广泛地接触农村社会，亲眼看到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英国殖民统治者的专横暴虐。他同情农民的处境，并对农村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探索，企图寻求解决的办法。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以故事诗和短篇小说最为突出。
泰戈尔这时期的短篇小说，广泛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末叶半封建、殖民地的印度社会现实。有不少作品是以反对殖民主义统治为主题的。在《太阳与乌云》（1894）中，作者愤怒地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横行霸道，欺压人民的罪行。在《加冕》（1898）中，作者通过主人公拿彭杜？塞卡尔的形象，批判了洋奴思想，提出了民族自尊的问题。但泰戈尔这时期的多数作品是以反对封建主义为主题的。小说集中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和种姓制度。《河边的台阶》（1884）、《还债》（1891）、《是活着，还是死了！》（1892）《弃绝》（1893）《素芭》（1893）《献祭》（1898）和《摩诃摩耶》（1892）等小说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受苦受难的底层妇女，作品表现了她们在封建婚姻制度下的种种不幸。在《摩诃摩耶》中，写一个二十四岁的姑娘摩诃摩耶正和青年罗耆波热诚相爱，但她的家庭强迫她同一个垂死的老婆罗门在火葬场上举行婚礼。婚后第二天，她就成了寡妇，又被迫和她丈夫一起火葬，只是突然出现狂风暴雨，才没被烧死，可是美丽的脸庞上已有烧伤的疤痕。她逃到了情人家里，要他发誓永不拉开她的面幕。后来，在一个月夜，他终于看到了她的脸，她没有回答一个字，头也不回地出走了。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愤怒地谴责了封建包办婚姻的危害和寡妇殉葬制度的野蛮。
泰戈尔早期的短篇小说，都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涉及到当时印度社会的一些重要问题。虽不能提出解决的办法，但对促进民族的觉醒，反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具有积极意义。在艺术上，泰戈尔的这些短篇小说，吸收了孟加拉民间艺人的某些技巧，结构单纯，语言精炼，形象生动，具有抒情与叙事相结合的清新朴素的艺术风格。
1901年，泰戈尔为进行民族传统教育，离开谢里达庄园，到圣地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学校。他亲自授课，教导年轻的一代要珍视和了解印度的民族文化。这所学校后来在1921年发展成为印度著名的国际大学。
1905年，印度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泰戈尔来到了加尔各答，积极参加印度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唱着自己写的爱国歌曲参加示威游行，公开发表演说，痛斥英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还给因参加反帝示威而被开除的大学生讲课。
1907年，由于泰戈尔对运动中的不少重大问题有不同看法，所以他就回到圣地尼克坦从事民族教育和农村的改造工作。
二十世纪初到二十年代，这是泰戈尔一生创作中最丰富也是最重要的时期。这时，他着力于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创作，这些作品广泛地反映了印度现实中最迫切的社会问题。著名的长篇小说有《小砂子》（1903）、《沉船》（1906）、《戈拉》（1910）、《家庭与世界》（1916）、《最后一首诗》（1929）等，中篇小说有《四个人》（1916）等。在小说创作中，以长篇《沉船》和《戈拉》最为著名。
《沉船》是泰戈尔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的情节曲折生动，富有悬念。主要人物是青年大学生罗梅西，作者通过对他的曲折复杂的恋爱和婚姻故事的描述，揭示了封建婚姻制度与争取婚姻自主的青年男女之间的矛盾。小说批判了包办婚姻的危害，赞助青年们的自由恋爱。同时，作者通过罗姆西的形象，揭示了印度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提出青年男女如果不坚决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是得不到真正的恋爱自由和婚姻幸福的。
这一时期泰戈尔还写了不少著名的诗。1913年，他的著名的诗集《吉檀迦利》在英国出版，引起西方的注意，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他是第一个得到这项奖金的东方作家。后来他把这笔奖金赠给国际大学，抵制了当时英国殖民者以津贴为名而控制这所大学的企图。
这时期，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斗争的曲折变化，泰戈尔思想上的矛盾也开始明显地暴露出来。一方面，他强烈地要求印度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另一方面，他又害怕“极端派”采取暴力斗争的手段，他想通过宗教、哲学、伦理道德等途径来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泰戈尔在自己的创作中着力宣扬“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强调人格的真理。泰戈尔在《诗人的宗教》一文中说：“诗与艺术所养成的是人的虔诚的信仰，这种信仰使人与万物化成一体，这种信仰的最后真理就是人格的真理。这种信仰是一种宗教而且能使人直接理解的，并不是一种供分析认辩的玄学学说”。也就是说，他所信仰的神在于万物之中，人与万物都是神的表象，他否认超自然的神的存在，而最后归结为人格的真理。泰戈尔宣扬“泛神论”是对“一神教”的反对，也是对当时印度各教派的不和表示了不满，认为这些阻碍了民族解放运动。他宣扬“泛神论”的思想，也是与反对不合理的种姓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泰戈尔的“泛神论”，有其唯物论的积极因素，在当时半封建、殖民地的印度，表现了诗人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但是，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也明显地表现了唯心主义的观点。他追求人和神的融合与和谐，表达了脱离现实的神秘朦胧的思想情绪。由于他把信仰最后归结为人格的真理，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就有忏悔式的追求心灵的纯洁和道德自我完善的说教，这只能导致人们逃避现实斗争、产生消极的思想倾向。
泰戈尔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的，1919年，当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旁遮普的阿姆里察屠杀手无寸铁的印度人民时，遭到印度人民的强烈反抗，因此掀起了第二次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在斗争的高潮中，泰戈尔愤怒地写信给英国总督，声明放弃1915年英王授予他的男爵称号，表示抗议，以声援印度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
泰戈尔不倦地追求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寻求印度民族的出路。他在1916年到过日本和美国，1920…1921年去过英国、法国、丹麦、瑞典、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等国。他在国外作过关于印度的演讲，反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政策和奴役政策。
1924年，他曾来我国访问，对当时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认为“在亚洲，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他对未来充满信心，说：“现在仍然持续着的这个时代，必须被描绘成人类文明中最黑暗的时代，但是，我并不失望，有如早晨的鸟甚至当黎明还处在朦胧中时，它就高唱，宣布朝阳的升起，我的心也宣布伟大的未来将要来临，它已经来到我们身旁。我们必须准备去迎接这个新时代”。后来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时，他又几次公开对日本法西斯进行严词谴责。
他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怀有崇高的敬意。1930年，他已经七十岁高龄还到苏联作了两星期的访问，获得深刻的印象。他回国后积极号召印度人民起来推翻殖民统治。
二十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是泰戈尔创作的后期。这时由于印度工人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不断扩大，亚非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帝斗争高涨，特别是诗人访问苏联以后，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他认识到自己不少观点的错误性。他在1932年写的《问》一诗中，批判自己“饶恕一切人，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