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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的融合。
第三，在罗特克诗中的自然还是精神的象征。爱默生在《论自然》第四章“论语言”中指出：“每一个自然事实都是某种精神事实的象征。自然界的每一个现象都对应于某种心情。”比如河流会使人想起一切事物的变化不居，溪流中投入石子产生的不断扩大的涟漪是影响力的美丽象征。罗特克深受爱默生思想的影响，在他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精神与自然对应，自然万物反映纯粹的精神。他诗中的动植物常被用作精神或心灵的象征。
罗特克还以温室植物象征精神。评论界一般都认为罗特克的第二部诗集《失去的儿子及其他》（1948）中的14首温室诗是他诗作中最有独创性的艺术成就，没有这些诗“美国20世纪的诗歌将会遭受很大的损失”。他自己也说，父亲的温室是他“整个生命的象征，一个子宫，一个地上的天堂”。罗特克从小在父亲的温室中长大，植物花卉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些诗中，诗人以细致的笔触展示了自己记忆中绚丽多姿的植物和它们的生命力，还用它们象征人的意识、精神和道德品格。如《花堆》中土堆顶上的郁金香象征奋力向上的纯粹精神。他那经常被引用的有关插枝的两首诗的第二首，在描写插枝的顽强生命力的同时还加进了道德评价：“什么样的圣人如此奋力，/要从砍断的枝条上获得新生？”此外，这些植物诗也可以看作诗歌的象征，诗也有自己的生命节奏和精神。
第四，罗特克的诗还有自然界一切生命形式都是相连的、生命和精神相通的浪漫主义特征。美国超验主义或浪漫主义的自然观是：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一切生命形式都是相通的。罗特克有很多诗表现了自然界的一切皆有灵性，生命在人、动物、植物甚至矿物之间循环贯通，精神在一切生命形式之上。他的第四部诗集《苏醒》（1953）中的那首同名主题诗，以一只循着盘旋楼梯一直往上爬行的蠕虫的意识为视角，表现了生命由低等形式向高级形式的进化过程，表现了精神在黑暗中或蒙昧中执著前行。此外，他还有多首诗表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这些动物有：蜥蜴、蛞蝓、蟾蜍、蛇、鸟、蝙蝠、鼬和蚂蟥等。
二
作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期的诗人，罗特克的诗不可避免地带有现代主义的特征。首先，罗特克的诗关注自我和潜意识，他有很多诗运用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用象征的手法表现了与父亲的情感关系，表现了自我和精神的成长过程。如诗集《失去的儿子及其他》中的组诗《失去的儿子》、诗《长巷》、《光明的田野》和《火的形状》以及其他诗集中的许多诗就是如此。这些诗采用意识流或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深入主人公的深层意识或前意识，探索其独特的心灵体验。另外，他的许多花卉植物的诗也用象征的手法表现了人的本能和潜意识。如《采集苔藓》表现了少年的性自恋。《温室》和《根窖》通过性和生殖的意象，既表现了生命的原始和神秘，又象征了人的潜意识。《兰花》中的“婴儿”、“嘴”、“唇”、“舌”、“手指”等既表现了婴儿本能的性冲动，又表现了人的前意识或集体无意识。
其次，罗特克诗的现代主义也表现在其反讽和复杂的智性因素上。《密执安的公路》描写了城市拥挤的车流对精神的折磨和带来的车祸，反衬浪漫主义所讴歌的田园生活的缺失。《田园诗》实际上是一首有关现代生活的反田园诗：寂静的夜常常被火车汽笛的嘶鸣打破，一个醉汉像蝙蝠一样摇摇晃晃地走过，沉浸在自言自语之中。诗的结尾暗示，枪击的报道和恐怖会侵扰主人公的梦境。《致妹妹》中大部分意象都是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典型意象，但最后一句却出人意料地采用弗洛伊德无意识的口误方式，把“保持你的心”，说成了“保持你的恨”，反映了主人公的潜意识，表现了现代生活的特征，具有很强的反讽色彩。
除了诗人的个性因素之外，罗特克诗的现代主义因素的产生主要是受20世纪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弗洛伊德和荣格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思想的影响。此外，现代生活中人们精神压力增大，产生焦虑悲观的情绪。
第三，现代社会中人与社会疏离，人与自然的直接交流被阻断，因此诗人有时只能转向温室或内心，使在意识和文化层上中断的人与自然的联系通过想象的方式在温室的植物花卉上和人的潜意识中得以恢复。
但尽管具有上述现代主义的特征，从本质上看罗特克的诗是浪漫主义的。综观其诗，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华斯华滋式的单纯的自然、中期掺有主观意识和潜意识的复杂自然、和后期在更高层次上复归单纯的物我交融的自然这样一条基本轨迹。
（林玉鹏：合肥工业大学外语系教授，邮政编码：230009）
记忆、想象、现实
佘 军
迄今为止，当代华裔美国女作家谭恩美共创作了五部长篇小说。在前四部长篇小说《喜福会》（1989）、《灶神娘娘》（1991）、《通灵女孩》（1995）和《正骨师的女儿》（2001）中，谭恩美将华裔女作家汤亭亭开创的华裔母女关系描写发挥到极致，并因此奠定了她在当代美国文学界的重要地位。谭恩美的成功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被众多学者和批评家们讨论、研究。2005年10月，谭恩美的新作《救鱼不溺死》（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在美国出版。该小说一反作者前四部小说的关注焦点和创作思路，将读者带到亚洲的中缅边境，并以浓墨重笔述说了一群美国游客在缅甸深山丛林中的意外经历，将宗教、政治、情感以及文化误解等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纳入探讨范围。不过，谭恩美的五部长篇小说自有其内在的系统性。其作品糅合了大量的记忆、想象和现实材料。在这些夹杂记忆、想象和现实的叙述中，谭恩美运用先抑后扬的渐进式创作策略，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创作“中国故事美国书”，向主流文化中心挺进。
一、记忆：
满足西方主流文化需求的出发点
谭恩美在作品中对华裔女性记忆中中国的描写是其声名鹊起乃至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小说以退为进文化创作策略的第一步。谭恩美的第一部小说《喜福会》虽然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末，但在出版当年连续9个月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这表明其作品在文化心理上大大地满足了美国主流文化读者的需求。中国大陆在长达三十年的经济、文化封闭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政策激起美国主流文化层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渴望。其后的三部长篇小说更是受到主流读者群的青睐。从其母亲以及其他中国女性的记忆深处，谭恩美在这四部小说中以女性主义的话语描绘出记忆中的一个个有关中国的文化意象：从传统中国家庭、婚姻到传统的中国饮食、迷信，再到中国近现代历史等等。在这些中国文化意象的描绘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谭恩美以一种女性主义的眼光审视和阐释中国文化，再现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女性所受的种种压迫和歧视，从而吸引了主流读者的关注。
首先，在传统中国家庭和婚姻文化的表述与转述上，谭恩美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将其母亲一代记忆深处的父权和夫权制中国意象充分展现给西方读者，满足他们的文化心理需求。美国学者玛丽·艾伦·斯诺吉拉思在其2004年出版的《谭恩美文学作品伴读》中对谭有这样的论述：“在与母亲的相处中，谭恩美形成了对中国传统、礼节和历史的一种个人主观性的理解。”谭恩美母亲的个人经历影响了谭恩美的整个创作。谭母移民美国是在痛苦经受传统中国婚姻和家庭对女性的种种限制和压迫后作出的选择。在谭的前四部作品中，随处可见中国女性痛苦承受传统婚姻和家庭的父权和夫权的记忆性的讲述。《喜福会》中的龚琳达回忆小时候经历的包办婚姻，同一部小说中，许安梅回忆其母丧夫后，受人欺骗等一系列不幸的人生经历。《灶神娘娘》中的江薇莉回忆年轻时受大婶安排，嫁给一个有着恶魔般性格并且虐待女性的男人——文富。《正骨师的女儿》中的刘露琳回忆生母宝姨悲惨的一生。对于这样的女性记忆，作家本人的女性主义观点早就反映在小说《喜福会》中：“那就是中国。那就是当时的人们所做的一切。她们没有选择。她们不能言说。她们无法逃脱。那就是她们的命运。”谭恩美将女性的痛苦归因于那个时代的中国父权和夫权，以此赢得了关注的目光。
其次，谭恩美在作品中以东方主义的视角表述了记忆中的传统中国饮食和迷信文化，进一步吸引了西方读者。有关中国饮食和迷信文化的描述，更生动体现了谭恩美作品有关中国文化诠释的真实性，更能激起西方读者对有着古老历史的中国的好奇，更容易衬托西方的文明与进步，从而可以印证美国主流文化的东方主义话语的正确性。事实上，美国对待中国的东方主义话语19世纪以来已日渐成型。19世纪后半期，大量的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从事开矿、筑路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在美的中国女性大多从事地位低下的洗衣、卖淫等工作。然而，在当时的经济危机中，美国主流社会认为，中国人抢走了美国白人的工作机会。中国人成了当时经济危机的替罪羊。美国国会1882年通过了一项排华法案，限制中国人移民美国的数量和阶级背景。中国人已然成为美国社会的“他者”。谭恩美在作品中通过对中国饮食和迷信的描述，从更具体的方面体现了中国在美国这样一个现代、文明、发达国家面前的“他者性”。例如，在《通灵女孩》中，李宽带着她的胞妹奥莉维娅和奥莉维娅的白人丈夫西蒙回到阔别已久的中国故乡，家乡的好友杜丽丽用一种特殊的“泡鼠酒”款待他们。喝过之后，奥莉维娅和西蒙才发现在盛酒的酒瓶瓶底有一只已经被浸泡了20多年的老鼠。他们“彼此看看对方，开始大笑，直到哽住，用手紧紧抚慰自己的胃部”，庆幸自己还活着。在该小说中，还有一幕李宽回忆杜云和大妈杀青蛙、烹饪青蛙的详细描写。这种对中国人杀青蛙如此之熟练程度的描写，说明青蛙是中国人的餐桌上常见的膳食。另外，还是在这部小说中，有中国人在市场上向奥莉维娅和西蒙兜售猫头鹰以作食物的描写。那位手持猫头鹰兜售的中国男子告诉他们，吃食猫头鹰可以“给你力量和雄心”，而且“对提高视力有好处”。奥莉维娅和西蒙买下了那只猫头鹰，然后把它给放了。在该小说中，谭恩美还通过奥莉维娅的眼睛，描述了大妈的遗体入棺前被穿戴服装的过程。大妈的头用纸掩着，上身着七件衣服，下身穿五条裤子，棺材旁还系着一只活公鸡。这样，大妈便可以顺利完成去阴曹地府的旅程。杜丽丽和李宽两人带有戏谑性的质疑指出了中国迷信的荒谬。谭恩美从细节上着手，对中国人的饮食和迷信进行了戏谑性的描述，这正是西方主流读者所期待的。
最后，谭恩美通过再现其作品中人物的经历和记忆，重述中国近现代史，进一步吸引了西方主流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