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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寺庙
小学二三年级，学校里组织春日出游，由老师带领着去参观古老寺庙。保国寺建在山上，需要拾级而上，彼时下雨天，漫漫清澈雨水从上面蔓延流淌下来，如同无数分岔的河流分支，令孩子们格外雀跃兴奋，涉水而上，嬉戏前行。大家看了庙宇之后，便在廊前的栏杆边坐下分吃彼此带着的面包或话梅，雨水和食物更令孩童们觉得欢欣，身后清冷肃穆的建筑，只是一个衬托年幼欢闹的背景。
数十年后，重回此地，看到寺庙大厅保留得近乎完美的纯木结构，颜色沉定，兀自端然，仰首观望良久。窗外雨声依旧淅沥。有人一凿一钻地雕琢出这屋脊，他们早已死去，手工被保留下来。物在，人依附其上的心血和精力，便也存留。假设它没有被重点保护，也被推倒，以至摧毁，那么，曾经无知无觉的孩童，将彻底失去对它的记忆。无人指导他们懂得这些木头的贵重。他们注定与它无法彼此理解。
走出门外，看到走廊的青石板上面有遗留的燕子粪迹，点点灰白，心里格外惆怅。
对一件事物的价值和体会，人需要经历数十年的百转千折，以心境的曲折作为质地，才能与它互相映衬。美好的，珍重的东西，一般也是脆弱和骄矜的。它不愿意使人轻易懂得。它宁可被毁灭。
7 记忆
记忆有时是这样真实。它是一条河流，不能从中间切断，有始有终，源源不断。
人的故乡，是他不能再回去的地方。我对故乡与亲人的回忆，就如同我与父亲习惯性保留着那些过期无用的票据和纸张，那些不会再发生的文字的记录，影像的存在，感情的幻象。它们只是一种存在。并且因为经历过时间，获得了彼此的理解，深入的相照，而更增添人的落寞。
记忆有时又是虚实不定的，是斑驳交错的。它使我对故乡和童年的追溯，物已非，人不在，已经失去根基。它就如同漂浮在大海上不能回航的废弃大船，熙攘华丽，但只能逐渐下沉，直至无从寻觅。
仿佛一个人记得他自己家里的门牌号，但那个家已经拆毁。
他所拥有的，只是一种真实记忆的虚空。
在那一刻，我是彼时的女童。初夏墙根下绽放的凤仙花，采下它们新鲜的绯红花瓣来，与明矾一起捣碎，把花瓣汁液用叶片绑在手指甲上，伸着十个手指，晚上不能入睡，期待一早看到指甲产生的变化。这样的小小秘密也会让我欢愉难安，对时间充满期待。雷雨降临之前的黄昏，热空气沉闷，有大只异常漂亮的蜻蜓，突然降落在窗边晒衣竿上，抖动透明如纱的双翼，姿态自如，这美丽的昆虫，亦令我内心怅惘，看着它在瞬间，抖了抖翅膀，便翩然远去。
在那一刻，我又是一个成年女子，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醒来，看到窗外的黯蓝天际。曾经跋山涉水而山高水远，也曾困守城市繁华不知何去何从，看过世间风景，尝过人情冷暖。身体是成年的，心是提前老去的，内心有一部分始终属于一个童年期的女童。
在梦中，我抬起头，看到南方天空雨水充沛，阳光暖煦，万物生长显出自然焕发的本能。春日墙头有大蓬大蓬的蔷薇攀爬，绿叶丛中带刺的红花在风中招摇，花瓣落满街边石板路。青苔幽幽的石板路，坑坑洼洼，未经修缮，一到雨天，疏松处蓄满泥水。无意踩上去，水花四溅。使人走路格外小心忐忑，不知道哪一步是实处，哪一步又踩着了虚空。路的尽头，抵达一处小天井，高高院墙的上头，但见青天白日。乍眼见到的惊心，世间的清朗风月，如同一种静默的昭示。
它说，世界空阔，你总在底处。而这是一件郑重的事。
我看到自己带着这样的一种自知之明，转过身，离开了那个大宅。
黑色的光亮
余秋雨
（本文字数：2951） 《收获》 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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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诸子百家中，有两个“子”，我有点躲避。
第一个是庄子。我是二十岁的时候遇到他的，当时我正遭受家破人亡、衣食无着的大灾难，不知如何生活下去。一个同学悄悄告诉我，他父亲九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七年）遭灾时要全家读庄子。这个暗示让我进入了一个惊人的阅读过程。我渐渐懂了，面对灾难，不能用灾难语法。另有一种语法，直通精神自由的诗化境界。由此开始，我的生命状态不再一样，每次读庄子的《秋水》、《逍遥游》、《齐物论》、《天下》等篇章，就像在看一张张与我有关的心电图。对于这样一个过于亲近的先哲，我难于进行冷静、公正的评述，因此只能有所躲避。
第二个是韩非子，或者说是法家。躲避它的理由不是过于亲近，而是过于熟识。权、术、势，从过去到现在都紧紧地包裹着中国社会。本来它也是有大气象的，冷峻地塑造了一个大国的基本管治格局。但是，越到后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制胜权谋，渗透到从朝廷到乡邑的一切社会结构之中，渗透到很多中国人的思维之内。直到今天，不管是看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还是听讲座、逛书店，永远是权术、谋略，谋略、权术，一片恣肆汪洋。以至很多外国人误以为，这就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主干。对于这样一种越来越盛的风气，怎么能不有所躲避呢？
其实，这正是我们心中的两大色块：一块是飘逸的湛蓝色；一块是沉郁的金铜色。躲避前者，是怕沉醉；躲避后者，是怕迷失。
诸子百家的了不起，就在于它们被选择成了中国人的心理色调。除了上面说的两种，我觉得孔子是堂皇的棕黄色，近似于我们的皮肤和大地，而老子则是缥缈的灰白色，近似乎天际的雪峰和老者的须发。
我还期待着一种颜色。它使其他颜色更加鲜明，又使它们获得定力。它甚至有可能不被认为是颜色，却是宇宙天地的始源之色。它，就是黑色。
它对我来说有点陌生，因此正是我的缺少。既然是缺少，我就没有理由躲避它，而应该恭敬地向它靠近。
二
是他，墨子。墨，黑也。
据说，他原姓墨胎（胎在此处读作怡），省略成墨，叫墨翟。诸子百家中，除了他，再也没有用自己的名号来称呼自己的学派的。你看，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每个学派的名称都表达了理念和责能，只有他，干脆利落，大大咧咧地叫墨家。黑色，既是他的理念，也是他的责能。
设想一个图景吧，诸子百家大集会，每派都在滔滔发言，只有他，一身黑色人场，就连脸色也是黝黑的，就连露在衣服外面的手臂和脚踝也是黝黑的，他只用颜色发言。
为什么他那么执着于黑色呢？
这引起了近代不少学者的讨论。有人说，他固守黑色，是不想掩盖自己作为社会低层劳动者的立场。有人说，他想代表的范围可能还要更大，包括比低层劳动者更低的奴役刑徒，因为“墨”是古代的刑罚。钱穆先生说，他要代表“苦似刑徒”的贱民阶层。
有的学者因为这个黑色，断言墨子是印度人。这件事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而我则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好奇。胡怀琛先生在一九二八年说，古文字中，“翟”和“狄”通，墨翟就是“墨狄”，一个黑色的外国人，似乎是印度人；不仅如此，墨子学说的很多观点，与佛学相通，而且他主张的“摩顶放踵”，就是光头赤足的僧侣形象。太虚法师则撰文说，墨子的学说不像是佛教，更像是婆罗门教。这又成了墨子是印度人的证据。在这场讨论中，有的学者如卫聚贤先生，把老子也一并说成是印度人。有的学者如金祖同先生，则认为墨子是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信徒。
非常热闹，但证据不足。最终的证据还是一个色彩印象：黑色。当时不少中国学者对别的国家知之甚少，更不了解在中亚和南亚有不少是雅利安人种的后裔，并不黑。
不同意“墨子是印度人”这一观点的学者，常常用孟子的态度来反驳。孟子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离墨子很近，他很讲地域观念，连有人学了一点南方口音都会当作一件大事严厉批评，他又很排斥墨子的学说，如果墨子是外国人，真不知会做多少文章。但显然，孟子没有提出过一丝一毫有关墨子的国籍疑点。
我在仔细读过所有的争论文章后笑了，更加坚信：这是中国的黑色。
中国，有过一种黑色的哲学。
三
那天，他听到一个消息，楚国要攻打宋国，正请了鲁班（也就是公输般）在为他们制造攻城用的云梯。
他立即出发，急速步行，到楚国去。这条路实在很长，用今天的行政区概念，他是从山东的泰山脚下出发，到河南，横穿河南全境，也可能穿过安徽，到达湖北，再赶到湖北的荆州。他日夜不停地走，走了整整十天十夜。脚底磨起了老茧，又受伤了，他撕破衣服来包扎伤口，再走。就凭这十天十夜的步行，就让他与其他诸子划出了明显的界限。其他诸子也走长路，但大多骑马、骑牛或坐车，而且到了晚上总得找地方睡觉。哪像他，光靠自己的脚，一路走去，一次次从白天走入黑夜。黑夜、黑衣、黑脸，从黑衣上撕下的黑布条去包扎早已满是黑泥的脚。
终于走到了楚国首都，找到了他的同乡鲁班。
接下来他们两人的对话，是我们都知道的了。但是为了不辜负他十天十夜的辛劳，我还要讲述几句。
鲁班问他，步行这么远的路过来，究竟有什么急事？
墨子在路上早就想好了讲话策略，就说：北方有人侮辱我，我想请你帮忙，去杀了他。酬劳是二百两黄金。
鲁班一听就不高兴，沉下了脸，说：我讲仁义。决不杀人！
墨子立即站起身来，深深作揖，顺势说出了主题。大意是：你帮楚国造云梯攻打宋国，楚国本来就地广人稀，一打仗，必然要牺牲本国稀缺的人口，去争夺完全不需要的土地，这明智吗？再从宋国来讲，它有什么罪？却平白无故地去攻打它，这算是你的仁义吗？你说你不会为重金去杀一个人，这很好，但现在你明明要去杀很多很多的人！
鲁班一听，难于辩驳，便说，此事我已经答应了楚王，该怎么办？
墨子说，你带我去见他。
墨子见到楚王后，用的也是远譬近喻的方法。他说，有人不要自己的好车，去偷别人的破车，不要自己锦衣，去偷别人的粗服，不要自己的美食，去偷别人的糟糠，这是什么人？
楚王说，这人一定有病，患了偷盗癖。
接下来可想而知，墨子通过层层比较，说明楚国打宋国，也是有病。
楚王说：那我已经让鲁班造好云梯啦！
墨子说，云梯未必管用吧。他与鲁班一样，也是一名能工巧匠。他就与鲁班进行了一场模型攻守演练。结果，一次次都是鲁班输了。
鲁班最后说：要赢还有一个办法，但我不说。
墨子说：我知道，我也不说。
楚王问，你们说的是什么办法啊？
墨子对楚王说：鲁班以为天下只有我一个人能赢过他，如果把我除了，也就好办了。但我要告诉你们，我的三百个学生已经在宋国城头等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