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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并不是危言耸听，两股力量的冲突终于进入白热化。四月，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暴乱理所当然地被镇压下去。血腥的事实，不容人——尤其是李芙蓉这样一个人——袖手旁观，也不容她有什么犹疑了。
李芙蓉终于决定去省城的那一天，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百万军民群众上街游行，庆祝撤消右倾翻案总代表党内外一切职务英明决策的第二天。听完了那个消息的广播之后，她找到县委办公室主任，对他说：“安排好车子，我明天到省里去。”
省委、省革委机关为李芙蓉召开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会。会场水泄不通，人们挤满了走廊、过道。他们向李芙蓉鼓掌、欢呼、致敬，在她面前让出路，又在她身后紧紧地汇合。然后把她高高地抬举上台，让她像日头一样照着一片呼声和歌声（《国际歌》）的海洋。这情景李芙蓉自不陌生却是久违了。看着浪涌般的人群，她不由潸然泪下。那里边有兴奋，也有辛酸，自然还有对自己的悔恨。
那个欢迎大会之后，她就由人群簇拥着，浩浩荡荡地直接去了省里的高干病房。
“专员”已经在那里住了一些日子了，病势据说是越来越严重，已经要靠吸氧苟延残喘了。然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借住院躲避斗争，对抗运动，等待时机，以求一逞，不过是“走资派”惯用的伎俩而已。
仰卧在病床上的白被单下的“专员”静静的像一具僵尸。氧气面罩上面露出两只失神的眼睛，发现床前站立着的竟是李芙蓉的时候，那微眯的眼睛有些惊讶地睁了下。然后一星亮光就被无力的迷惘和痛惜淹没了，暗淡下去。
塞满了病房里外的人，把口号喊得一阵高过一阵。空气好像在沸腾着，燃烧着。除了勇往直前，李芙蓉已经没有一丝退缩的余地了。但是，在她下定决心把手伸出去之后，还是免不了一阵发抖。毕竟，面前的这个老人，她怎样也没有法子从心里真正地恨起来，她唯一明白的是，她现在并不是一个原来意义的个人；而是一个化身，很多人的愿望和情感的化身。那个一头黄毛的、瘦骨伶仃不到一百斤的，只为了自己活着吃喝拉撒睡觉生伢子的李芙蓉暂时是不存在的。
当然，促使她最终下定决心的那许多原则里，也包括了“专员”对她的教诲，要分辨大是大非，不要认官大官小。
1976年1996年
李芙蓉伸出发抖的手，揭下“专员”氧气面罩的那一举，永远地决定了她后半生的命运。
“专员”在交出长期担负的重要责任与使命之前签阅的最后一批文件中，有一份是有关部门拟定的要逮捕法办的反革命要员的名单。“专员”从上面重重地划去了“李芙蓉”三个字，笔就从他的指缝里滑落下去。旁边的人赶紧帮助他调整好姿势，重新仰躺在病榻上。好久他才睁开因为痛苦而闭上的眼睛，说出他划去“李芙蓉”的理由：“算了吧。一个黄毛丫头。”
这是李芙蓉摘下他的氧气面罩一年多以后的事了。李芙蓉最后的冒失与其说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不如说给他的心理打击更大。在他退出第一线岗位，每天仰靠在床头，向他妻子口授回忆录的时候，关于李芙蓉，他的结论是：这是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为惨痛的失败之一。然而这又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种失败。
整个清查过程都在进行隔离反省的李芙蓉，在县委换届的时候自然落选，安排到县人大当主任，仅保留了正县级别。县人大主持日常工作的是一位副主任，很强干，也很有理论水平，开起会来不用稿子，一讲就是半天。李芙蓉插不上嘴，只有陪着干坐。这样坐了几年，男人办了退休，觉得在县城没有意思，执意要回李八碗的老屋，逼着李芙蓉跟他回去做饭。李芙蓉不到退休年龄，还是打了报告。正好赶上县人大换届，上面也就没有再推荐她作下届人大主任的候选人。
李芙蓉随男人回到李八碗。刚回来的时候，是谢真当镇长。她到李八碗来看过李芙蓉几回。
谢真1965年在省城初中毕业，响应号召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而且选中了李八碗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为此，省报上很宣传了一番。下来没有几天，就又晓得她还写得一手好文章，省报上她的如何“身居茅屋心怀天下，脚踩污泥眼观全球”的体会文章，就是她自己写的，决不要记者代笔，而且不消改一个字，就能登。这真好比一只凤凰飞到鸡窝里，当时的镇长李芙蓉自然是十分地看重，时常由镇政府发误工补贴，把她借到镇上来写用三兜粪、三块石头打倒帝修反的总结、汇报、新闻报道。谢真长得也好看，又文文静静，有她在场，或沏茶，或记录，听汇报的上级领导或记者就总是兴趣十足，表态也十分爽快，都是肯定成绩的好话。“亏得有这么一支金笔杆！”李芙蓉常常这样真心实意地感叹。她是从理论上明白了舆论的要紧：人是一样的人，事是一样的事，宣传不宣传大不一样。嘴里一块肉，左红右绿么。
李芙蓉在镇党委会上提出来，把谢真作为接班人培养对象，大家都同意。可是一外调，就现了芦花。谢真原来不叫谢真，她的生父是右派，劳改期间死在农场里。后来母亲带着她改嫁给了一个姓谢的工人。李芙蓉她们于是很愤怒，埋怨省报不负责任，为了宣传需要，就把右派的女儿说成工人阶级的女儿。
谢真当然是没有当成接班人，就是金笔杆也不能再作，只好安安心心地身居茅屋，脚踩污泥，在李八碗一住十来年。直到七七年考上省农学院在专区办的一个分院，读了两年大专，分到县农业局，又作为领导干部梯队人选下基层锻炼。因为熟悉李八碗，这个基层便选在小镇。谢真于是成为第三个女镇长。
谢真离任之后，再没有镇上干部登李芙蓉的门。很多年过去，不要说县里、省里，就是小镇上，也很少有人记得起李芙蓉。镇上的干部换了一拨又一拨，偶有人说起镇上的往事，提到李芙蓉，感觉就跟说三国人物差不多。李芙蓉像匹新鲜过、发过亮的树叶落回到地上，很快就没有了声息，消失了。
但李芙蓉自己却始终闲不住。两个女儿早已参加工作，早已出嫁，都在城里住。男人倒是少了先前的火气，成天跟几个灰头土脸的老馆子搭伴，埋在劣质的烟、酒和破烂污黑的纸牌里。好在赌注不大，穷开心而已，不致闹得家破人亡。李芙蓉依旧是精力很旺，一天睡不着几小时便觉得非要起来动手动脚，忙里忙外。但只有两个人的事，不够她忙的。三餐饭、一窝鸡弄弄就熨贴了，就要无聊下来。乡下的屋是土坯墙，却高大空旷，一个人坐在里面心里会发慌，就常怀念上班、开会、听人汇报和找人谈话的日子。那日子并不遥远，就像是昨天的事。过了这么多年，她还总是隐隐觉得那日子明天还要从头开始的。这指望自然渺茫。年复一年，除了两个女儿带着外孙、外孙女隔好久回李八碗一趟，再没有什么人需要她。就检讨自己，觉得是自己没有做出对别人有用的事。她的人事编制在县里，因此镇上离退休老干部的活动她不便参加。镇上离退休的老干部也没有什么活动，就是同自己男人一样，抹纸牌、下棋或蹲墙根晒太阳。她留心算了一下，发现李八碗还有好几个跟她一样处境的人，便去串联，组织起一个“老有所为服务组”，帮助镇上的酱菜厂切萝卜、洗腌菜坛子。酱菜厂提供两顿饭，算是报酬。因为青壮劳力都到广东打工去了，这个效益本来就低的酱菜厂濒临倒闭，脏事、苦事、麻烦事找不到人做。李芙蓉说服的几个，都是跟她一样有闲空，却没有别的兴趣的人。李芙蓉当了这个服务组的组长，自然就忙起来，整天一身老酱菜的酸臭气味。男人倒不觉得（他自己一身烟酒和垢刮气味更难闻），两个女儿陪了女婿，携了儿女来探亲，很看不上眼，觉得现世。又不少吃，又不少穿，这样劳碌，不是故意让做儿女的难堪么？李芙蓉听了，眼睛红红的，低下头。他们一走，她又一切还原。
后来，终于发生了一件让她振奋不已的事。先前在李八碗插过队的省城知青小吴，以后在镇文化馆当临时工时写小说弄出一点小名堂，调回到省城去当了专业作家。十多年后偶然想起回小镇来“找点感觉”，自然也到了故地李八碗，也问起李芙蓉，不禁兴趣盎然。觉得她的命运跌宕可以成为写出惊世骇俗之作的素材。
李芙蓉是被人从镇上的酱菜厂喊回来的，见到被镇上干部前呼后拥已经有些发福的小吴，一时竟手足无措。像很多年前最早的一次，忽然被人从田里喊回来面对一伙面生的干部记者，半天才哽哽咽咽地喃出来：“感谢上级，感谢省里，还记得我。”在她看来，小吴跟记者是一回事，都是“笔杆子”，是宣传人的人，也就是代表了上级意图的人。
小吴深沉地看着她，心里充满了悲悯。当年的李芙蓉是怎样的风采，虽精瘦，但火爆。如今走路说话，给人最突出的感觉是：干枯。手像折断了多年的枯树枝；头发像稀疏的枯草；眼睛像枯井，再大的冲动也激发不出一星泪光。
小吴觉得自己不忍卒看，很动情地说：“你老多保重，我以后再来看你。”就礼貌地抽出被李芙蓉忘情地紧握住的手。李芙蓉把他的手抓得很重、很紧，仿佛那是突然出现的一线希望。
小吴走出好远，又回头。李芙蓉仍旧失神地站在那里。她的两只手仍旧保留着刚才握他时的姿势，只是两个合抱的掌心里已经空无一物。她身后是一只用锈铁丝扎了脚的竹凉床，再后面是她的老屋。那老屋仿佛是她的形象的放大：门窗都干裂了；土坯墙被风化的地方已经剥落；受潮的地方满是青苔；一只墙角被牛、猪、狗蹭得塌了角，倾斜了，靠一堆松松垮垮的柴草挤着。屋顶上盖的茅草已经腐烂而灰白了，有的地方偶尔伸出一、二茎高挑脆弱的嫩草，都早早夭折了。惨淡的夕阳不明不白地映照着那一切，看上去像一张积压多年已经模糊昏黄的照片。只有那张残破的竹凉床上，李芙蓉刚刚敬给小吴的一碗茶，还在冒着一缕青气。
小吴转了身，再不敢回头。
但小吴的造访，却给予了李芙蓉莫大的意义，重新极大地鼓舞起了她对自己的信心。
李芙蓉当模范、当镇长、当县委书记以至省委委员的时候，从来没有主动提出给自己的亲属办过私事。连她男人转成国家干部，也是县人事部门先提出来的。为此，李芙蓉落魄之后，亲属中间没有几个人为她惋惜。有的甚至发狠说：你也有今日！仿佛自己到了扬眉吐气的出头之日。这样的眼色看多了，李芙蓉自己也很内疚，觉得真是对不住人。最苦的是再没有了补偿的机会。远亲不说了，李芙蓉自己唯一的一个亲老弟，脚上生了痈，长年烂在床上。李芙蓉得势的时候，他想让她带两个外甥进县里工厂，她高低就是不肯。李芙蓉回李八碗之后，几个外甥都老实巴交在家里种菜，连镇办企业也没有进一个。两个大的都有了家室。最小的一个去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想当兵，却没有说情的。这年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