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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处于他的“鼎盛时期”。
不过，他有他的隐忧。他成天价把“小小老百姓”挂在嘴上，无非想表白自己毫无权欲———尽管他的野心不小，权欲不小。
一场明争暗斗，在“中央文革”内部激烈地进行。
副组长江青的势力，正在急剧扩大。江青与顾问康生形成联合阵线。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恃而无所恐。
陈伯达深知江青不可惹。原本江青只是4个副组长之一，并无“第一副组长”之称——
—在四个副组长之中，她排名顺序第一罢了。在“中央文革”初次在群众中“亮相”时，有人指着江青介绍说：“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此后，“第一副组长”之称便传了开来，仿佛成了她的正式职务。
江青并不满足于“第一副组长”。陈伯达深知其意。1966年8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40摄氏度，住入北京301医院。经陈伯达向毛泽东提出，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30日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或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有了这样正式的文件，江青在“中央文革”中的势力越发膨胀。等到陈伯达病愈出院，他发觉”“中央文革”的实权已被江青“代理”了！陈伯达曾这样回忆：
在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不久，我生病进医院，江青就当然代理组长职务。毛主席再次检阅红卫兵时，江青致辞，从此，她就在小组中横行跋扈。我向去医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法，于是大大触怒江青了。当我的病没有好时，江青要关锋去叫我出院。我已晓得这个女人很难对付，决定出院。我撇开江青，找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一个拟送中央的文件，确定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工作机构。意思就是：中央文革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请示，不能擅自作主。这就要使江青受到约束。会议未完，可能有人泄露给江青，江青来了，大闹一番。我现在不记得她要加了一句什么，但她说，“我这句是最重要的。”从此以后，文革小组就没有再单独开会了。毛主席指示：以后开会，由周总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头会。
除了江青之外，那位“顾问”也一直觊觎“中央文革”的大权。
“顾问”康生最初与陈伯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跑，他俩在20年代是上海大学的“同学”。不过，康生比他更善于钻营，所以在党内的地位，康生很快超过了他。延安整风时，康生是陈伯达的上司。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时，康生是中共中央委员，名列第17位，而陈伯达只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名列第47位。此后，陈伯达靠着“跟准毛泽东”，才在中共八大上超过了康生。那时，陈伯达与康生同时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的名字恰恰排在康生之前！
陈伯达与康生同为中共“大秀才”、“理论家，多年共事而面和心不和，论笔头，陈伯达胜过康生。康生此人，述而不作，好出鬼点子，却不愿写著作。所以号称“理论家”，其“理论著作”寥寥无几，陈伯达则拙于口才，长于笔头，所以从起草共同纲领、宪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人民公社六十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三条”直至《五·一六通知》、“十六条”，都由他执笔或参与执笔。论权术，陈、康各有一套，但是陈伯达毕竟不及康生。
康生对陈伯达，常常嗤之以鼻。当时陈伯达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时，康生以挖苦的口气说：“陈伯达能当什么院长？他呀，只配当个‘乌龙院’院长！”“乌龙院”，妓院也！
在“中央文革”中，有了这么一位“第一副组长”和“顾问”，使陈伯达颇为棘手。
副组长张春桥乃江青的心腹，姚文元更是江青一手“提携”的，对江青言听计从。
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红旗》杂志编辑部成员，原是陈伯达手下3员大将。自从田家英含冤去世之后，戚本禹取代了田家英，成为江青的心腹。王力和关锋也都擅长“见机行事”。
在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而名声鼎沸时，“中央文革”的轴心已逐渐向江青转移。危机已经暗伏，只是他正处于政治巅峰时期，暗伏的危机尚未公开显露，他自己已意识到了隐忧……
作为“组长”，陈伯达尽量压住阵脚，带领着“中央文革”冲锋陷阵———因为刘、邓只是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受到批评，并未彻底垮台。
第二十九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经过“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献策，毛泽东批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本来，派不派工作组，充其量不过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自从成为“路线”——这“路线”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反动”的，一下子便把刘、邓的“错误”升级了。
※ ※ ※
对刘、邓发起总攻击的号令，是在1966年10月1日通过林彪之口发出的。
自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成了“红海洋”。每一次接见，毛泽东穿着一身军装，只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巨手”，没有发表讲话。他已被封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一开口便成了“最高指示”。所以，他在公开场合，只由紧紧站在他的身边的那位弱不经风的“副统帅”林彪，用尖利的嗓音发表一次次的讲话。林彪的讲话，在那时成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文件”。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照例由林彪发表主旨演说。
往常，林彪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只是事先让秘书“拉条子”———写提纲，准备材料，他喜欢随口而说，甚至把提纲撂在一边。可是，在如此庄重盛大的场合，林彪只能“照本宣科”，按照“秀才”们为他拟好的讲稿照念。
这一回，林彪的讲话稿，是由陈伯达和张春桥一起捉刀的。
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林彪发表讲话时，他站在毛泽东的右边，而毛泽东的左边站着刘少奇。据云，这是周恩来煞费苦心排定的位置。因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而十月一日是国庆节，怎能把刘少奇挤到不醒目的地位？可是，把刘少奇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势必会引起“中央文革”的激烈反对。周恩来把宋庆龄、董必武安排在刘少奇旁边，宋庆龄、董必武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么一来，“中央文革”挑不出毛病，毛泽东、林彪也同意了。
林彪所念的讲话稿，激烈地攻击着站在毛泽东另一侧的刘少奇。林彪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显然也就是“刘少奇路线”的代名词。
为了提出这么个新的代名词，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煞费苦心。
自从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江青便作了“注释”。她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关锋又对江青的话，作了“发挥”：“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就是毛主席的司令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是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的司令部。”不言而喻，关锋所说的“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指的便是刘少奇、邓小平。
姚文元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了一张题为《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提到了路线问题：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炮打，毛泽东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不过，姚文元的大字报，并未说得非常明确。
随着反工作组的斗争逐步深入，一次又一次提到了“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
“两条路线斗争”也由“秀才”们提出来了。“两条路线”中的一条，早已见诸于报刊，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与之对立的叫什么路线呢？
按照“对偶”的原则，陈伯达拟出了“新名词”，即“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
在为林彪起草国庆讲话稿时，陈伯达把一“新名词”写入了讲话稿，毛泽东、林彪在讲话稿上画了个圈，表示讲话稿可用。
陶铸看了讲话稿，觉得“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用词太凶，容易把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扩大打击面，向毛泽东建议加一个“对”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同意了。
经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念了这个“新名词”之后，当天晚上，当毛泽东和他的“司令部”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敞篷车去看焰火时，张春桥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毛泽东答道：“以后就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据关锋对笔者说，是他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他是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把那句“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加以演绎，理所当然被毛泽东所采用。
据王力回忆，周恩来当时不在场，不知道。周恩来曾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向毛泽东提出异议。王力回忆说：
总理是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他找了主席。事后他对我说，他是向主席这样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主席用英语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Line（反动路线）好。
总理知道这是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
总理又找了关锋，关锋向他解释了半小时。总理说关锋同他主要讲了民主革命时期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路线的提法应当不同。
总理以后就照着主席的口径讲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总理把主席、关锋驳掉是不可能的。
经过“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献策，毛泽东批准，“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根据毛泽东十月一日晚的意见，改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在林彪讲话的第三天———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了。这篇社论由王力、关锋执笔，“中央文革”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陈伯达定稿，标题是陈伯达亲自拟的。据王力回忆，社论初稿中用的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