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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也因为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可是，“文革”风暴骤起，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除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写大字报支持造反派之外，全都受到炮轰。王任重虽然有着“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光辉庇护，造反派也知他并非江青“嫡系”。湖北的造反派早已把炮口对准王任重。不过，一般性的“炮轰”，还打不倒王任重。
完全出乎意外，一首小诗，竟成为轰倒王任重的重磅炮弹。那是一个造反派偶然从王任重的儿子那里，看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内中称毛泽东为“战友”、“兄长”。这本来是很普通、很正常的事，可是在那种“非凡的年代”，造反派们如获至宝：“哼，你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称兄道弟！”顿时，武汉三镇的造反派们起哄了，向王任重兴师问罪。江青大喜，她正巴不得找个由头“剥”掉王任重。这时，陶铸出面保王任重，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回中南局工作。而且王任重当时正患肝病，陶铸建议让他休养、治病。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自1966年10月起，王任重离开北京，到广州养病。
继王任重之后，刘志坚“剥”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刘志坚是在1964年奉命去广州参加调查“大比武冲击政治”，一度被林彪看中。这样，当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时，便派刘志坚作为座谈会的召集人。“中央文革”成立时考虑到要有军队方面的代表，选中了刘志坚。刘志坚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江青很快就发觉，刘志坚“不听话”。1967年初，江青称刘志坚为“两面派”，很快就把他打倒了。江青对部队的造反派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去年开了个座谈会（引者注：指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因为萧华有病（引者注：萧华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病了两年。他的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他是典型的两面派。”
陈伯达附和江青，给刘志坚安了顶“叛徒”的帽子，把他打倒。
“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谁，胡弄了一点“调查材料”，说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于死地。
关于刘志坚所谓的“叛徒”问题，徐向前后来说明了真相：“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了，根本无所谓叛变。”
可是，在1967年初，就是凭着江青所说的刘志坚是“两面派”，陈伯达所说的刘志坚是“叛徒”，再加上所谓的刘志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把刘志坚打倒了。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的“领导”只剩下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还有两位顾问，即陶铸和康生。
围绕着张春桥跟王洪文就安亭事件签订了五条协议，陶铸和江青、陈伯达之间便有过激烈的摩擦和斗争。这样针锋相对的争论，在陶铸和江青、陈伯达之间，有过多次。江青联合陈伯达，决心“剥”掉陶铸。
不过，凭借第一副组长和组长的力量，要想打倒陶铸，并不那么容易：陶铸毕竟是“第四号人物”，排名于陈伯达之前。
身为“第五号人物”的陈伯达，怎样才能打倒位于他之前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呢？
陶铸，湖南祁阳人，比陈伯达小三岁。
1926年，陶铸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及书记。当他在闽南工作时，陈伯达从苏联返回厦门，曾一起共事。
1935年5月，陶铸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国共再度合作时，经周恩来、叶剑英交涉，营救出狱。1940年，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陶铸在党内的职务，高于陈伯达。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而陶铸只是七大代表。从这时起，陈伯达的职务一直高于陶铸。
解放后，陶铸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他喜欢写作，著有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等。他也爱写诗。
在党内，陶铸十分敬重的是邓小平。陶铸夫人曾志在《如烟往事难忘却》（《历史在这里沉思》，华夏出版社）一文中，写及陶铸所说的一段话：
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6年八大以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加密切。我对邓小平的观感，确实是好的。在1955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第三十七章 打倒陶铸
陶铸此时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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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邓小平的推荐，1966年5月底，陶铸被调往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接替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此后不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名列陈伯达之前。如前所述，据王力回忆，是江青排定的这一名单。据曾志说，则是毛泽东的安排。
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总理之后、陈伯达前面，这就是所谓“第四号人物”的来历。陶铸说：“我是新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伯达同志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陶铸突然跃居陈伯达之前，引起陈伯达的嫉恨是可想而知的。正因为这样，在安亭事件时，陈伯达支持张春桥，陶铸则支持陈丕显，他们之间已产生明显的分歧。关于陈伯达，陶铸说过这样的话：
“跟陈伯达的芥蒂，却是由来已久。我很清楚他的老底。早在1930年，中央派他前往福建工作时，就表现出贪生怕死，临阵逃跑，我对他印象极坏，因此在延安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我公开表示反对选他，并且在小组会上谈了对他的看法，为此，他对我一直耿耿于怀。我来中央后，关系就更加恶化了。”
陶铸成为“中央文革”的顾问，是江青提名的。江青原本对陶铸寄予希望。很快地，江青发现，陶铸跟她不合拍。江青本希望借陶铸压邓小平，后来她发觉陶铸对邓小平很尊重。
于是在“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不时与陶铸发生矛盾。
江青与陶铸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关于吴传启的事。吴传启是《哲学研究》杂志总编，他在学部贴出第一张大字报，“造反”甚早。陶铸夫人曾志回忆道：
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陶铸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补充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也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又据王力回忆此事，他说：“这件事，关锋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林彪。叶群说这件事太大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原本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这以后，林不敢接近陶了。”
于是乎，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那次“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这话是印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的。江青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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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的讲话，成为北京“爆炸性”的新闻。当天傍晚，北京街头传单、大字报、大字标语飞舞，醒目的新口号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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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样，毛泽东还是保陶铸。1966年12月29日，他找陶铸谈话，说道：“江青这个人啊，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看来，毛泽东无意于打倒陶铸，而只是提醒他要注意。江青和陈伯达无法借助于“最高指示”打倒陶铸。
江青和陈伯达手里的“法宝”，那便是煽动造反派，他们在1967年1月4日，发动了对陶铸的突然袭击。
那是湖北武汉的“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代表们，来到了北京。当时，王任重在广州，所以武汉的造反派组成了这么个“赴广州专揪王任重”的“兵团”。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等“接见”了这么个“兵团”的代表，借这个“兵团”来揪陶铸———据云陶铸是王任重的“后台”。
据档案所载，“接见”从1月4日上午1时40分至2时45分，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东边的会议室。
江青请陈伯达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