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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陈伯达也笑了，虽说他被排斥于会议之外，但是，这会议成了转折点，把他从政治危机中解救出来。反击！反击！反击！“中央文革全力反击！”老夫子和“第一夫人”转败为胜。怀仁堂的气氛完全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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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没有回钓鱼台，直奔中南海，把谭震林的信交给了毛泽东。
当天深夜，毛泽东召集紧急会议，应召而来的是周恩来、叶群、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其中叶群是作为林彪的代表出席的———林彪推说自己身体不好，派叶群去。
这一名单是耐人寻味的。看上去，似乎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可是却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陈伯达排斥在外！显而易见，毛泽东还在生陈伯达的气。
另外，“中央文革”的成员们，除康生外，一个也没叫他们来，康生是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来的。江青也没有在场。
子夜，会议才结束。康生当即火速赶往钓鱼台———那时，已是2月19日凌晨。
康生先找王力。王力跟康生住同一幢楼。康生对王力说：“我知道你还不会睡，先告诉你：我刚从主席那里开会回来，出了大事了！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主席发这么大的脾气！你立即把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来，我传达会议内容。江青不要喊她，等她起床后，我再单独去跟她谈。”
康生拿出笔记本，向陈伯达、王力、关锋作传达。陈伯达感到沮丧，如此重要的会议，怎么把他排斥在外。
康生说，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毛泽东看了谭震林的信，加上江青的挑唆，勃然大怒，召开了这次紧急会议。
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一句充满火药味的气话：“我马上走，林彪也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康生说，毛泽东发了一通脾气之后，周恩来劝说了毛泽东，并主动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经周恩来这么一劝，会议气氛缓和下来，毛泽东的气慢慢消了。最后，毛泽东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决定由周恩来、李富春找陈毅谈话；由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找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找徐向前谈话。
传达毕，康生露出了奸笑：“好了，这回解决问题了，陈伯达不用检讨了，不反‘左’而反右了，我们解放了！”
这时陈伯达也笑了，虽说他被排斥于会议之外，但是，这会议成了转折点，把他从政治危机中解救出来———八天之前，毛泽东责令他和江青检讨。如今完全反过来了，毛泽东要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作检讨了！
康生过去对江青总是呼其名，有什么事，总是要江青上他那里去的。这一回，透过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的震怒”，康生领教了江青的能耐，掂量了江青的政治分量，不由得对江青“肃然起敬”，那天康生在向陈伯达、王力、关锋作了传达之后，演出一幕滑稽剧：康生坐在那里等，不敢去睡，但又不敢喊醒江青。他吩咐道，江青何时醒来，何时告诉他，他立即向她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康生，人称“康老”，从未对江青如此“恭敬”！
此后，康生见了江青，总是“江青同志”长，“江青同志”短。
当然，陈伯达也益发让江青三分，由她在“中央文革”小组“当家”。
反击！反击！反击！“中央文革全力反击！”老夫子和“第一夫人”转败为胜。
怀仁堂的气氛完全变了。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从1967年2月22日至3月8日在怀仁堂开了七次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名曰“政治局生活会”。
“政治局生活会”的出席人员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之外增加萧华、叶群、余秋里、谷牧、汪东兴。
新参加会议的人，不知道2月16日情况。王力把笔记本上的记录，整理成《2月16日怀仁堂会议》材料印发，但删去了内中涉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的内容。
“中央文革”们神气活现，在怀仁堂向着“四帅”“三副”发威。“四帅”，即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三副”即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
第四十七章 反击“二月逆流”
陈伯达所说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的复辟逆流”，是他的一大“创见”。“大闹怀仁堂”发生在二月，于是，便被称为“二月逆流”。这一“新名词”传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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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从王力那里知道林彪讲过“徐向前他不能代表解放军”，便冲着徐向前说：“徐向前呀，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
谢富治是受“表扬”的，这时气焰甚盛，说道：“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复辟！”
江青最善于“上纲上线”！她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反党事件。是事件！是一次政变的预演！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演习！是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
但是，你们失败了！永远地失败了！”
这些天缄口默言的陈伯达见江青上阵，也大为活跃，发表“理论性”的“高见”：“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炮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就是一股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的逆流，最终，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陈伯达所说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的复辟逆流”，是他的一大“创见”。“大闹怀仁堂”发生在二月，于是，便被称为“二月逆流”。这一“新名词”传遍全国。据查证，陈伯达在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之后，立即“积极”起来，给毛泽东送去一份天津小站的材料。毛泽东看后，写了批语：“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陈伯达马上加以发挥，称之为“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的逆流。”
“中央文革”发动红卫兵，把批判“二月逆流”公开推向社会，北京街头顿时贴满大字标语：
“坚决击退二月逆流！”
“坚决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
批判“二月逆流”，使“四帅”、“三副”要么受冲击要么靠边，要么被打倒。“四帅”、“三副”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么一来，一下子倒了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早已排挤，刘伯承年老体弱，剩下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有谢富治一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处于瘫痪状态！
“中央文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经毛泽东同意，“中央文革”代替中央政治局！
按照党章规定，在中央全会休会期间，中央政治局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文革”
趁着批判“二月逆流”，乱中夺权，从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展到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
于是，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党的领导机构，名曰“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包括当时“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周恩来参加。
这个“碰头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是“左派”。周恩来在异常艰难的状况下工作着。
真个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陈伯达从垮台的边缘爬了起来。这个“中央文革”组长手中的权力更大了。
他急于取悦于毛泽东。本来，《红旗》的社论大都由王力、关锋捉刀，他不过动动嘴巴，发发指示，在最后定稿时动动笔。这一回，他一反常态，亲自执笔写一篇《红旗》杂志社论《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他以为，毛泽东对他送去的天津小站的材料作了指示“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他写的社论正是对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加以发挥。迎合毛泽东的见解一定会受到毛泽东的赞赏，由此会对他这“理论家”产生好印象。
不料，毛泽东的看法在随时改变之中，诚如他在2月10日狠狠批评陈伯达、江青，而在2月18日就转了风向，批评起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来了。当陈伯达把《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一文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已改变了看法。毛泽东说：“究竟有没有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于是，毛泽东压下了陈伯达送来的社论———这是“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因为《红旗》社论送到毛泽东那里，向来没有被压下来不准发表，最多只是作些修改罢了。这一回，由《红旗》主编陈伯达亲自写的社论，被毛泽东压下，不准发表，给陈伯达因“胜利”而发昏的脑袋来了一帖清醒剂。
到了4月下旬，毛泽东已完全否定了“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看法，亲自批准让“四帅”“三副”在五一节时上天安门城楼。
第四十八章 “乘胜追击”
当年，曾赞誉过刘少奇是“很纯的马列主义者”的他，如今“从政治上，思想上深刻地揭发和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几十年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理论家”再一次显示了他的看风使舵的“理论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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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借助于反击“二月逆流”，打了“大胜仗”。他们“乘胜追击”，再度向刘少奇发起总攻击———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曾给了刘少奇沉重的一击，但是刘少奇并未彻底垮台。
急先锋又是康生，他给中央写了报告，声称已经查明刘少奇是“叛徒”。于是，毛泽东在1967年3月21日批准了康生的这一报告。
“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着手掀起批判高潮。戚本禹日夜赶写批刘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毛泽东对此文改了三遍，决定于1967年4月1日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
就在戚本禹文章发表前夕，毛泽东召见了王力。那是因为王力以《红旗》杂志评论员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毛泽东亲笔加了标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要王力加上一段话。毛泽东口授，王力当场记录“最高指示”。
毛泽东说，“这本书（引者注：指刘少奇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