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江青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了。”她也不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
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
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就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
（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
叶群在会上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江青联合康生，差一点要把陈伯达打倒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最令陈伯达吃惊的是，叶群居然会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不过，会议刚刚结束，叶群马上又悄悄地向“老夫子”打招呼：在那种场合，她只能那样喊！
开了那次批评会之会后，陈伯达依然不服，他还是写他的那份政治报告，不愿跟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这么一来，就有了两份不同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在这两份政治报告中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用陈伯达起草的，要么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
借助于江青在背后的活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交由中央讨论。这当然意味着他们写的政治报告一旦获得通过，将会被大会所采用。
陈伯达在讨论的时候，抓住机会，也对他们的稿子提出意见。这时候的张春桥，已经不把他这个“组长”放在眼里，与他公开吵了起来。
陈伯达依然故我，还在写他的政治报告。他企望自己写的政治报告，能够得到毛泽东的赞许。一旦毛泽东认可了，他的稿子就会被采用。他非要争这口气不可。这倒不是为了一篇稿子，他知道，一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被正式采用，那就意味着他这位“理论家”一钱不值！
与此同时，在钓鱼台，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全力以赴，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
离“九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两派“大秀才”还在那里斗法！
陈伯达改了一遍又一遍，总算写出了政治报告。他恭恭敬敬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连同他写的政治报告，装入一个大牛皮纸口袋。然后，把牛皮纸口袋亲手封好，写上“即呈毛主席”。
陈伯达在家静候佳音，他深信，自己如此用心，花了一个月写出的政治报告，一定会受到毛泽东的嘉许，“九大”一定会用他的稿子，他毕竟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理论家”，写过那么多中央文件，他的稿子必定会比康、张、姚的稿子高明得多！
很快有了回音。他派人送去的那个牛皮纸口袋，从中南海退回来了。毛泽东亲笔在牛皮纸口袋上写道：
退伯达同志毛泽东
陈伯达以为毛泽东会有亲笔信给他，可是他一看那牛皮纸口袋，顿时傻眼了：原封不动，毛泽东没有拆！
陈伯达如五雷轰顶，毛泽东不拆信，意味着他的稿子不屑一看！那牛皮纸口袋是他亲手封的，他看得出，没有被拆过！
他拆开牛皮纸口袋，里面装着他给毛泽东写的那封恭恭敬敬的信……
陈伯达对笔者说：“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是的，陈伯达是很伤心：这不仅仅意味着他一个月的心思白费，而且意味着他在与江、康、张、姚的竞争中败北！
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毛泽东对他的不信任———对他的稿子不看一眼！
哭罢，陈伯达咬咬牙，对秘书说：“送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
“主席不用了，还排印！”秘书有些不解。
“印吧，印吧，做个纪念也好！”陈伯达嘟囔着。陈伯达做好了下台的思想准备……
第六十五章 保住第四把交椅
江青曾说，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
“第一夫人”这么一闹，反而使陈伯达保住了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的地位，她自己却进不了常委之列———她全然打错了算盘！
※ ※ ※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北京召开。24年前，在中央七大上，陈伯达只是中央候补委员；13年前，在中共八大上，陈伯达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如今他是跟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步上主席台。
坐在主席台上，陈伯达依然是“第四号”座位。不过他的心中是惶恐的，因为林彪所念的是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而他起草的政治报告被摈弃了。尽管没有点名，但是，他听得出，康、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中有段话是针对他的，称他为“机会主义者”。
据陈伯达回忆，在林彪念政治报告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很不舒畅、很不痛快”的。他知道，每一次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党对高层领导重新排列顺序的时候，他无法猜测自己会被排到第几号。他甚至以为，他可能会被甩出政治局！
4月14日，中共九大召开全体会议，进行大会上发言。陈伯达心灰意懒，根本无意在大会上讲话。可是，毛泽东说，政治局常委都要在大会发个言。陈伯达曾推托，说没什么可讲的。不过，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不可违背，况且五名政治局常委中的四名———毛、林、周、康都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他不能不说几句。
说什么好呢？陈伯达只得急就章，由他口授，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为之记录，急急忙忙写了篇发言稿。唉，如果不是因为他写的政治报告被否决，按照他的习惯，早在九大召开之前，就会把大会发言稿写好。
讲什么好呢？就用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作为发言的核心吧：“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为了“保险”起见，在发言中，他一段又一段地引述毛泽东的一系列“最高指示”，以免被别人抓住小辫子。这样的个人发言稿，本来用不着送毛泽东审阅的。又是为了“保险”，他让秘书王文耀抄了一份，直送毛泽东。
这一回，毛泽东没有原封退回，而是仔细看了，还写了一段指示：
“我的话，你少用，变成你自己的话去说。”
看到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松了一口气，原来毛泽东怪他引用的“最高指示”太多！
他赶紧作了修改，把修改稿再送毛泽东审阅。
这一回，毛泽东只在他的修改稿上画了一个圆圈，表示已“圈阅”。
这样，4月14日的中共九大新闻公报便报道：“在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林彪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等同志发了言。”
陈伯达原以为这一回大约连政治局委员都当不成，可是出人意料，在4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仍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仍为“第四号人物”。陈伯达的回忆，透露了内中的奥秘：
“九大选举常委的事，是周恩来同志告诉我的。他对我说：我没有想到你还列入这个名单里。江青曾说，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有一位同志因此提出，常委名单可以照旧不动。毛主席同意了这个建议。”
“第一夫人”这么一闹，反而使陈伯达保住了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的地位，她自己却进不了常委之列———她全然打错了算盘！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发布的新闻公报，以奇特的排名方式，公布了选举结果。这张名单是林彪集团鼎盛时期的象征———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都进入了政治局。
这五个新的政治局委员，加上林彪以及新“入伙”的陈伯达，林彪集团在政治局内占有七个席位———相当于政治局委员全体人数的三分之一！
这张名单也表明，“中央文革”的最后五位成员，也全体进入了政治局———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尽管中共九大新闻公报宣称，这次大会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说，“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实际上，新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已严重地存在着裂缝。倒是毛泽东早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说过的一句话，符合客观实际：“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
在中共九大之后，陈伯达与林彪的接触日益频繁，在党内结成了一派……
第六十六章 毛家湾的座上客
陈伯达本是毛家湾的稀客。通过“热线”联络，他跟毛家湾的关系日益密切。江青呢？
她在跟林彪抗衡，她要扩大她的影响，提高她的声望。她与林彪暗中较量着。
※ ※ ※
北京，中南海、毛家湾、钓鱼台唱起了“三国志”：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坐镇，林彪在毛家湾拉帮结派，江青在钓鱼台跟康、张、姚密谋。
毛家湾是北京一个很不显眼的胡同，它不像中南海那样是全国皆知的政治中心，也不像钓鱼台国宾馆那样气宇轩昂。毛家湾在北京平安里东南，中南海西北，皇城根附近。毛家湾分前、中、后三条小巷。在一道灰色的高墙之内，是一个又一个院子。那里原是高岗的住所。林彪本来住在北京西直门里南草场胡同。自从林彪成为国防部长之后，权重一时，便迁入毛家湾。经过扩建，林彪公馆的建筑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可是在外边只见到堵灰墙而已，老百姓谁也不知“副统帅”住在这里。
陈伯达本是毛家湾的稀客。通过“热线”联络，他跟毛家湾的关系日益密切。往常，当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住在钓鱼台时，江青常常拉他看“参考片”。陈伯达对于电影没有太大兴趣，可是不去看又不好，因为江青往往在看完电影之后开碰头会．陈伯达一边看电影，一边打瞌睡。
如今，毛家湾也放起电影来。陈伯达一反常态，变成看电影的“积极分子”。每逢“林办”来电话，请他看电影，他必定去。
从米粮库胡同到毛家湾，小轿车十分钟就到了。不过，陈伯达的车子总是要先在市区东游西逛，直至断定后边没有车子跟踪，这才悄然拐进毛家湾。
每次来毛家湾“看电影”的“观众”，无非是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彪，已经很明显地形成他的集团了。每一次“看电影”，都成了林彪集团的一次秘密约会。林彪，是中共九大党章上明文规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是党的唯一的副主席。林彪集团，文有陈伯达，武有黄、吴、李、邱，“秘书长”有叶群，正是羽毛丰满，势力超过江青集团。
江青呢？她在跟林彪抗衡，她要扩大她的影响，提高她的声望。她与林彪暗中较量着。
据陈伯达回忆：
江青的卑鄙野心，作了不少“天开异想”。“九大”一结束，她即要把她个人突出在中央之上。比如，她给一个什么文艺团体“命名”，要登报大书此事。周恩来同志退回这个新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