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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来说明《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胡适的自传说的新“典范”支配了《红楼梦》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且余波至今未息。这个新红学的传统至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一九五三年）的出版而登峰造极。在《新证》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历史上的曹家和《红楼梦》小说中的贾家完全地等同起来了。其中“人物考”和“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两章尤其具体地说明了新红学的最后趋向。换句话说，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②见余英时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8页、第1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增订版。《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最初刊于《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4年第二期，属稿时间还要早些，这之前红学书刊中未见曹学的说法，故曹学一词实系余英时先生首创。
同一篇文章的另一处又说：
本来材料是任何学问的必要条件，无人能加以忽视。但相对于研究题旨而言，材料的价值并不是平等的。其间有主客、轻重之别。就考证派红学而论，对材料的处理就常常有反客为主或轻重倒置的情况。试看《红楼梦新证》中“史料编年”一章，功力不可谓不深，搜罗也不可谓不富，可是到底有几条资料直接涉及了《红楼梦》旨趣的本身呢？这正是我所谓曹学代替了红学的显例。②
余英时先生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主要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近六十年来红学发展的过程，目的是寻找红学研究的突破口，从行文语意看，似乎并没有想从理论上对红学的研究对象加以界说。曹学的提出带有偶然的性质，是检讨考证派红学的利弊得失逼出来的逻辑概念。可是，他的文章却在红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导致一场有好几位著名红学家参加的关于红学的对象和范围的争论。前面谈到的《文艺报》1984年接连发表应必诚、周汝昌、赵齐平的论辩文章，实际上也是这一场争论的继续。
国内读到余英时先生的文章比较晚，率先起而辩难的是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教的赵冈教授。赵冈先生是海外成就很突出的《红楼梦》考证专家，他的辩难文章虽然主要针对的是余英时先生的“两个世界”论，但忍隐着对“曹学”一词的很大不满。他说：“英时兄说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其实是‘曹学’，是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的学问。他并且认为这样做所付的代价很大，最大的代价之一便是模糊了《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界限。‘盛衰论’的红学家是想弄得‘真事存，假语隐’，这种舍从攻主，去假存真的还原工作，不可避免要使这两个世界的界限在短期内变得模糊一点。但这样做是得是失，现在下结论还略嫌太早一点。这要看基本假设如何而定。如果面包是面粉做的，研究面粉是有用的；如果面包是空气做的，研究面粉当然是错了。”赵冈：《“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两个世界》，载香港《明报月刊》1976年6月号。字面上没有就“曹学”的提法正确与否进行辩驳，态度和意向是明确的，即不赞成余英时先生“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其实是‘曹学’的观点。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曹学的缘起（2）
余英时先生使用“曹学”一词究竟是褒是贬，可以姑且勿论，但在理解上，一些以考证见长的红学家，显然以为余先生对研究曹雪芹家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估计不足，所以赵冈才有面粉和面包的比喻。当时国内学术界也酝酿着对红学考证的不满，特别对考证雪芹远祖存在反感，余英时先生的文章介绍过来后，很得到一些研究者的共鸣。而近年来一直在从事曹雪芹家世研究的冯其庸先生则首当其冲，他不得已著文论辩，写道：
红学的内容既如此广泛，我们就不可能要求一个“红学”研究者去研究“红学”的一切，而应该向专门化的方向发展。比如说，有的研究者有兴趣研究曹雪芹本身，有的研究者有兴趣研究《红楼梦》本身，有的研究者又喜欢研究《红楼梦》的版本，有的研究者又喜欢研究曹家上世的历史，如此等等。对于研究中的这种各人的爱好和专长，应该尽量各尽所好，扬长避短，而不要强人所难，不要指责他为什么老爱研究这个而不爱研究那个。我们可以评论研究者的成果，指出他的得失，却无权规定他只能研究什 么，不能研究什么。冯其庸：《关于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梦边集》第49页、第40页至5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他接下去还说：我认为世界上学问之大，无奇不有，《红楼梦》本身包罗万象，它所涉及的面实在太广泛了，《红楼梦》所描写的任何一个侧面，都可以使你花费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它，所以我们切不可抱狭隘的实用主义观点来对待科学研究事业。伟大的曹雪芹曾经说过：“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我觉得研究者也历历有人，决不可因为我们自己的局限，而有意无意地去限制别人的研究，一并使其泯灭。冯其庸：《关于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梦边集》第49页、第40页至5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这些话，都是有感而发的，内在情绪溢于言表。文章虽然写于 1981年初，但这些想法是冯先生憋了很久的意见，他1979年和 1980年曾多次谈起过。对考证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的说法，冯先生尤其不赞成，他说：“我们不能断定今后永远也不会出现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的任何新材料了，只要有新的材料出现，我们就要鉴别它的真伪，这就离不开考证。”同上，第51页至52页、第47页。这与赵冈先生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而与余英时先生的观点是相左的。
当然余英时先生也不是反对红学考证，以他的国学根底不至于做出这种简单论断；他的意思只是觉得考证受客观材料的限制，再有新的发现已经很困难了，按曹学的路子走下去红学不会有光明前途。我个人是颇同情余英时先生的观点的，但现在写《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这本书，需要我超越于红学之外来看待红学的论争，因此对赵冈先生和冯其庸先生的看法同样抱有好感。我想探寻的是，他们何以对考证曹雪芹的经历和家世有如此浓厚的学术兴趣。
有一件事很值得深思。这就是几位以考证曹雪芹家世见长的红学家，不管对曹学的提法持何种态度，都不否认自己研究的是曹学。不仅不否认，后来还理直气壮地张扬曹学。冯其庸先生说：“我个人认为研究曹雪芹而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并得列于世界学术之林，这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也是曹雪芹的光荣，我们不应该用讽刺鄙视的眼光来对待‘曹学’这两个字，不承认它是一门真正的学问。”冯其庸：《关于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梦边集》第51页至52页、第47页。周汝昌先生在威斯康辛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甚至说自己是“曹学家”，并提出“内学”和“外学”的概念，认为以作品本身为主的研究可以叫“内学”，侧重时代背景、家世历史的研究可以叫“外学”海炯：《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情况综述》，《红学文丛·我读红楼梦》第373至37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结果余英时先生站起来声明：“曹学这名词也许是因为我说的，但是我并不是反对曹学，我很尊重曹学。不过，我个人觉得考证应受材料的限制，今天我们所能发掘到的有关曹家的家世，至少关于曹雪芹本身的，还是很有限。”参见胡文彬、周雷编《红学世界》第50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对曹学的发展取向怎么看是另一回事，曹学这个概念的应该存在，看来已成不争之论。
这到底该怎样理解呢？红学的种种公案尚且未了，凭空又多了个曹学，研究《水浒》的人，自然也研究作者施耐庵，但从未见有人叫“施学”；同样，《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也没有“罗学”、“吴学”之称。为什么研究《红楼梦》就会有曹学呢？而且一叫就能叫开，说者或许无意，听者却受之泰然，直言不讳地供认自己就是“曹学家”，一般《红楼梦》爱好者也不觉“曹学”两个字拗口，很快就约定俗成了。就中道理究竟是什么呢？须知，参加讨论的都是很有声望的红学家，治学态度并无不严肃认真之处，丝毫不会有早期“红学”一词的戏谑意思。莫非研究《红楼梦》的人都是“间气所钟”，是贾宝玉的同党，“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曹雪芹身世经历的独特性（1）
问题的关键，还是曹雪芹本人的身世经历有其特殊性，他的家族的历史有其特殊性。
曹雪芹本人身世经历的特殊性，首先在于我们对他的身世经历知道得太少。1921年以前，很多人并不知道或者说还不能确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书中第一回胪列书名一段文字，有“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记载，只说“披阅”和“增删”，没有指明就是曹雪芹所作。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红楼梦》首次排版印行时，程伟元在卷首写道：“《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31页。采取的是阙疑的态度。嘉庆刊本《绮楼重梦》的作者兰皋居士则说：“《红楼梦》一书，不知谁氏所作。”②分别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45页、第53页。讷山人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增补红楼梦》写序，也认为“《红楼梦》一书，不知作自何人，或曰曹雪芹之手笔也，姑弗深考”②。即使有的记载对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持比较肯定的态度，也是辗转相传，没有真凭实据。而且曹雪芹为谁，大都“不尽知也”西清，《桦叶述闻》，《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3页。。有的说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有的记载又说是曹寅的儿子。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
康熙间，曹楝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袁枚：《随园诗话》（上）卷二，第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尗坎校点本。
袁枚生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卒于嘉庆三年（1798年），和曹雪芹同时略晚，曾任江宁知县，他辞官后卜居的小仓山也在江宁，照说记载应该是可靠的。然而却大成问题。把雪芹说成是曹寅的儿子固属弄错辈分，《随园诗话》的另一版本称大观园就是他们家的随园道光四年（1824年）刊本《随园诗话》，在“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后面，有“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一段文字，参见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3页。，也是以讹传讹。《枣窗闲笔》的作者裕瑞说：“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