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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才走了四十里，狼狈相立刻显露了，此去多艰，可以由此而想见。
这顿午饭，先是狼狈，后来，还是由随行的御膳造了饭菜，供应逃亡者群。
下午，未时集中，再出发西奔，夜将半，一行人才到金城。（注：金城距长安八十五里，属京兆府，本名始平县，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七○八年〕，因金城公主下嫁吐蕃，唐皇室人员送行至此而别，唐帝乃易始平为金城县。）
金城县令已经逃走，县中百姓也大多亡匿，兵士们就破空了的民居住食，皇家诸人胡乱宿于驿中，内侍监袁思艺看情形不妙，带了几名亲信先逃了。
这情形，比在咸阳时更加狼狈。
当夜（或次日清晨）监军潼关的王思礼，自间道逃抵金城，报告守潼关大将哥舒翰被俘事。
六月十四日（丙申）大唐皇帝的逃亡者群抵达兴平县境的马嵬驿。
兵变和政变，就在马嵬驿发生。
在此，先说明一下马嵬的地形：驿栅城在马嵬坡西，其东则有佛堂，可能附于驿亭，皇帝则止歇于驿亭。杨国忠一行，可能在后，与一批逃出的外交人员和朝官在一起，那时，因食物缺乏，吐蕃的外交人员二十余人，找到杨国忠等，要求食物。陈玄礼属下的四军，此时当已与在后路的太子李亨有所勾结，于是，借此机会制造兵变，他们说：杨国忠和吐蕃外交人员在一起是谋反，立刻发动，杨国忠当亦有家甲，急奔赴驿栅城，至西门，被叛兵追上杀害，其长子户部侍郎杨暄、韩国夫人，亦被杀——
他们二人的死址，当在马嵬驿亭以东，国忠死处则在驿亭及佛堂之西。以上三处的距离，无法准确考据，大约，驿栅城和佛堂驿亭之间的距离，应在一至二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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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附录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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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忠被杀时，皇帝但知外面喧闹而不明发生何事，应可想及距离不会很近。
于是，才有上面写过的赐杨贵妃死之事发生。
杨妃死后，四军暂安，皇帝大约立刻离开了驿亭而西行向栅城。
那时，在后队的太子李亨尚未入马嵬境内。马嵬事变之后，皇帝等待太子久不至，使人问讯，得知了太子有异志，不肯随行入蜀了。结果，皇帝分后军两千人及飞龙厩马予太子（实际，这些军马，早已在太子控制中了）。但此一结果并不是立刻决定的，其间，有会商，太子李亨派儿子广平王李俶为今表，而皇帝，则派皇子李瑁（寿王，杨贵妃的前夫）及高力士为代表，与太子谈判。高力士与李瑁，便往返于马嵬栅城与后军之间。
那是在一天中发生的事故，而且，时间应只在下午。这可从路程算出：
兴平县属京兆府，据元和郡县志：“兴平县东至府九十里。”又载：“马嵬故城在县西北二十三里。”据此，马嵬距长安为一百一十三里，距金城为二十八里。唐皇帝一行夜半始至金城，第一日行八十五里，大家困惫不堪，第二日的启程时间，当不可能太早。故大队抵马嵬，当在午刻，盖准备在马嵬城午饭者。兵变发生的另一促成，当与午饭无着落有关，各有关史料皆言将士既疲且饿。而最值得注意者，当是吐蕃使者群以无食而找杨国忠。则马嵬之变的时间，可以断定发生于六月十四日午时，再深入一些，时间应在午正以后，至午正更晚些而午餐尚无着落，外交人员才会找宰相诉说。
从杨国忠逃而被追杀，进而戮毁肢体，悬首驿门，其子杨暄及韩国夫人即令同时被杀，但御史大夫魏方进则于杨国忠被杀后出而呵责兵士时被杀；之后，又有韦见素出，被叛兵打伤头部。
在以上的事件之后，才轮到皇帝闻讯，以及由高力士问明情由，陈玄礼要求并杀杨贵妃，李隆基不应，往复几次，不得已而下令赐死。如此，杨贵妃死后四军罢乱，计时当近未末矣。
之后，皇帝待太子不至及不得已而任命太子，由太子别行，寿王李瑁与高力士往返，当在申时。
杨贵妃被缢死，执行者是内侍，在逃亡中，大约不可能找到缢杀人的专家，而缢死一个人，通常并不是一缢即死的。内侍们对杨贵妃或手下稍留，或有意、或意外，皆可能缢至气厥而未毙命。四军以皇命赐死，再或见缢，又或得知执行者报，以杨贵妃而解围罢乱，皇帝不忍看是余事，现实的情势则迫他非离开贵妃死处不可，如此，皇帝与从府及军士走后，贵妃复苏，就只有随侍奉命料理殡葬的内侍、宫女群知了。
杨贵妃待人仁厚，宫中侍从对她有深厚的感情，遇到这样的事，设法救援，应是情理之常。再者，往返途中的寿王李瑁，为至爱杨玉环的，他妻子被父皇所夺，遇此，岂有不稍加援手之理？高力士与贵妃的关系，自更不必说。因此，杨贵妃倘若未死，代为掩饰及协助她另路脱身的人是有的，而且是极可靠的。
这是杨贵妃可能不死而逃向别处的一些情理上的推测。
其次，是杨贵妃赴日本的问题了。
当时，在长安有不少外国使臣，日本国遣唐使唐玄宗朝为最盛，人数多，除外交官外，学生、僧侣、商人更众（见日本人本宫泰彦着《中日交通史》）。李隆基逃亡出都之后，那些外国使臣也随之西奔，走在前面的，如吐蕃使。日本遣唐使等，当亦在西奔之路，但可能和李隆基不同路，又或在后面得知前途兵变而取间道行。这有左证可资参考。
从长安逃出来时，皇帝一行怕道路阻塞，先秘密走，但皇帝逃出延秋门后，在外面的皇族及百官立刻晓得了，其中，有若干特权人物，应该早就有知，或早已准备，因此，在当天黎明之后，大约较皇帝出奔迟半个至一二个时辰间，其余的显达，也次第逃亡了。
西奔的大路是在渭水之北，自宫城北禁苑西门出，通过渭水上的便桥至咸阳，沿大路向兴平、武功、扶风而进。至兴平马嵬驿时兵变，道路自然受阻，在后面的人，不少另行觅路奔亡，其中一支人再渡渭水，沿渭水南岸小路而进，如杨国忠妻子裴柔和她的儿子（或二）及虢国夫人与子裴徽，皆走别道，逃至陈仓始被杀害。
据当时的各种史料综合报导马嵬事变时，除循渭北路走的人之外，其渡渭而南行者，可以分为：渡水至终南，再分路，向西行赴盩厔，向郿、斜谷关——这是继续西行的。次为至终南后，入秦岭山区，转向南行折东而出武关，那是赴湖北的路。
杨贵妃走哪一条路呢？可能渡渭，至盩厔，再折南入山——她先到盩厔，预备入蜀，大约发现入蜀危险（李隆基已丧失权力，因而无目的地折向南行），走湖北，也是可能的。她在道路中当然会得到一些消息，她可能选择的亡匿之地应为两湖与江淮地区。
自同一方向而南行东行的逃难者群，在路上相遇的可能不会太少——杨国忠的妻子与虢国夫人母子，在陈仓被杀，官史对杨国忠的本系子孙的记载，在理论上都有交代，但是，在实际上却太欠详细了。
杨国忠有四个儿子，依长幼为：杨暄、杨昢、杨晓、杨晞。官文书记录：杨暄与父同死于马嵬；杨昢陷贼被杀，杨晓逃至汉中被杀，杨晞随母死难于陈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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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附录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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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杨暄、杨晞二人之死，殆无疑问，杨昢婚皇室妻为万春公主，位鸿胪卿（等于外交部长），陷贼而死之说，颇难成立，杨氏一系对皇室西奔的消息，得知自然最早，且其余三子及多数外国使臣均为首及次批逃出者，何以杨昢会不及逃出而为安禄山所俘？此可疑之一。其次，谓杨晓为汉中王李瑀所杀。考李隆基于马嵬事变后，奔亡至散关，改组随行的军队，分四军为六军（注：人数极有限，据“邺侯家专”云：“玄宗幸蜀，六军扈从者千人而已。”此千人之数，当为被太子夺兵之后所余人数），其作用大抵为扩充扈从队伍，纳入诸王家甲等，以抑陈玄礼龙武军之势，六军分由寿王李瑁等统率。分六军事在六月二十日，地为散关。同时，再命颖王李璬先行入蜀部署。
李隆基于六月二十四（丙午）由散关抵达河池（注：河池郡在散关西南，即今陕西凤县，此邑在唐代数易名，或河池，或凤州，为自散关入蜀孔道之一。由道路里程计算，李隆基在散关应休息了三天，盖自散关至河池，一日可达。）
在河池，蜀郡长史崔圆奉表来迎，李隆基即任命崔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由于崔圆之来，报告蜀中丰饶及甲兵全盛（可能崔圆也带了一队兵来迎驾），如此，情势转佳，李隆基乃任命侄子陇西公李瑀（让皇李宪〔成器〕之子，汝阳王李琎之弟。文人，品学兼优）爵汉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采访防御使。
李瑀赴任，自河池至汉中（即今陕西南邻），其间册命受爵等，虽在非常时期，估计亦要两天吧？赴任途中，计情应先到褒城（属汉中治，汉中隶于梁州，唐时，梁州曾一度易名褒州，州治在褒城，旋又以汉中为首邑）视察一日，再到汉中，则其到达时，当在六月底或七月初。杨晓如由褒城斜路奔往汉中，应早七八日或竟早十日到，汉中为重镇，要非亡命者可避匿之所，除非有特别的背景，杨晓似不会愚蠢到留在汉中不走而待李瑀来打杀的；何况，李瑀进爵得官，为李隆基所授予，李隆基自散关入蜀，一路任命，都是为重建本身权力谋，李瑀希承叔父皇帝之旨，亦当不致任意处死杨晓。
因此，杨昢、杨晓二人之死，应该存疑。
又：杨昢之妻万春公主，后来再婚，嫁杨锜（杨昢从叔），大历年间始卒。而杨锜前妻则为玄宗太华公主，天宝年间死。万春公主传中未提及杨昢之下落。
又次：杨国忠四子，最幼者杨晞，据宰相世系表，官太子中允。据旧新唐书百官志：“太子中允二人，正五品下……”在唐代，京官能至正五品下，是要经过相当年月的。杨国忠虽当权，但依法不可能超擢自己的儿子，何况，太子中允是掌实务的中上级官员，要做驳正启奏、总司经典等职，没有相当才学，是不能做的，从出仕至官太子中允，应磨历十年左右，杨家虽特出，六七年时间总要的。无论如何，杨晞死时，年纪总有三十。据此，杨氏四子，均已婚，且都可能有子女，然而史书俱不载国忠的直系孙辈男女。
杨氏为举世著名大族，天宝一代，宠显之盛，无以复加，杨国忠的从弟，事变后皆获保全，其后且仍能通婚皇室。由此推论，杨国忠的孙辈男女，逃脱马嵬之难的应不在少。
如果杨国忠的儿子或孙儿女有人逃出，以杨氏之权势，在混乱中，找庇护者要非大难，应知杨国忠虽为史家列入奸邪大恶，但其人有才，能任事，门下士几遍天下，史书不免于受成王败寇观念支配，和当时实情，必多出入。因此，杨国忠后裔逃出者之一二支或一二人，在道路上与杨贵妃相合，再由某种机缘而合于日本遣唐使，因而东渡，在情理上，也不相悖。再者，杨国忠为相日，其子杨昢为鸿胪寺卿，对诸蕃外使及日本遣唐使等待遇殊优，日本使者在长安者，与杨氏亦必有相当情谊，危难之间救助浮海，要为人情之常。
综合上述，杨氏在日本留有一支，或亦有此可能。但是，至今在日自称杨贵妃后裔之人，应为杨国忠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