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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刘军洛居住在美国，那他今天一定是美联储的要员，如果刘军洛出生在日本，那大藏省一定是他的舞台。很不幸，中国的刘军洛只能是一个体制边缘的舞者。
炒外汇出身的刘军洛后来迷上了宏观经济研究，一直撰写经济评论，可现在，不得不再次下海，炒起了期货，而且是白天上海交易所，晚上外盘，连轴做。他这么做无非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感！
看看从2002 年起，刘军洛先生关于中国乃至全世界经济情况的预言吧，每一件都在从预言转为现实。可怕，实在太可怕了。
早在2001 年的时候，刘军洛就上书央行，请求央行不要用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转而用黄金。可惜，对于一个体制外经济学家的话，中国的官员怎么可能，怎么会听得进去？其后的几年间，黄金价格暴涨，而美元则走上了连绵下跌的不归路。如果戴行长之后是刘军洛接任，而不是周小川，那么，今天他已经为全中国人每人发了一个大大的红包了，估计新增的6000 亿美金中，其中4000 亿会是黄金等，增值200％就是8000 亿美元×8＝ 64000 亿人民币，人均近5000 元人民币。如今，这钱到美国人手里去了！
悲剧在继续。。。。。。
早在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疯狂推销私有化，把持话语空间，四处赚取出场费的时候，刘军洛便提出了“次级金本位”，呼吁国家建立由黄金、石油、农田、铜等重要基本商品及资源组合的货币储备支付体系，对抗一场残酷的美元贬值和世界性通货膨胀。2003 年初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上的《黄金将在美元通胀下复活1970 年代的火爆》，预测到黄金将在10 年内大幅度上涨，当时他大胆预言黄金价值至少在3000 美元/盎司。网上搜索关于储藏黄金的呼吁，只有刘军洛一个人，并且只有他如此大胆自信。
“那些经济学家，抱着美国四五十年代的经济理论，自以为能明白现在的宏观经济，你连全球经常账户、资本平衡和资本流动都不了解，最好闭嘴。”预测黄金大涨，全球性通货膨胀乃是基于格林斯潘的压低储蓄，高赤字的货币政策。那时美国欠其他国家的债务就达到自身GDP 的40％ ，而布什政府的预算赤字一年比一年高，按传统经济学，美国早晚会沦为中等发达国家，但刘军洛不这么看，他看到美国人的印钞能力，亚洲央行攥着两万多亿美元债权，不过是一堆纸，300 美元一桶的石油我们中国人买不起，对美国人不过是印钞票。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一节 本章前言
讨论了很多发展经济的方法问题，而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生活更幸福，更有尊严。如果离开了这个目的，发展经济也就没有了意义，因此发展经济必须与改善民生联系起来。
而回首我们的发展之路，自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之后，中国的贫富分化情况越来越严重，而在这一铁的事实面前，现在却有人鼓噪中国的问题是“国富民穷”，并提出了诸如平分外汇储备、平分国有企业、平分国有土地、利用减税藏富于民、利用股市藏富于民等措施。
笔者一直主张“创富于民”和“均富于民”，“创富于民”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讲到，如何“均富于民”则是本章重点。
第八节 六问民生困境之之六应该如何改善中国的民生困境？——“均富于民”有必要
第八节 六问民生困境之之六
应该如何改善中国的民生困境？
——“均富于民”有必要
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最根本的是“创富于民”，也就是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存率，只要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价值增加了，民众的收入才会切切实实的增长，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远远高于我国，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我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劳动生存率的区别，发达国家的民生状况比发展中国家要好，这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改善民生从根本上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才可以从整体上将蛋糕做大。另外蛋糕的分配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均富于民”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现在中国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就是政府应该放弃基础设施建设，将政府收入用于改善民生。笔者认为这种用牺牲国家建设来保障民生的建议不高明，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基础建设都是政府的责任，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是这样，我们政府现在面临着“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的双重任务，这两个担子都应该挑起来，那些主张政府应该放弃基础设施建设，全力加大社保投入的说法，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中国现在改善民生困境，最重要的是要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均富于民”，
关于打击”新五蠹”的一些思路
“新五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违法行为，比如贪污受贿、黑社会及*业，对于这些中国应该加大打击的力度，另一类是暂时并不违法的行为，比如投机、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高管薪酬等，这三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有效的法律对其进行约束，笔者重点谈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针对投机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制定《反投机法》将投机行为纳入依法进行打击的轨道，最起码也要严禁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行为，反投机在技术上已经不存在问题，关键是认识上不到位，其实现在只要政府明确的表明一个态度，比如反对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行为，然后通过媒体进行宣传，我们应该相信广大的投机客还是会听政府的话的，还是会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的。
针对不道德商业行为的监管，笔者认为中国在认识上还存在误区，总是认为我国现在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只要不违法的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法律一般都是滞后的，也是存在漏洞的，其次，执法难，导致很多受害者不能获得赔偿，因此完全依靠立法对其进行打击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加强行政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加强行政管理，笔者认为政府应该让一些行业商协会担当起行业管理的任务，因为政府的精力是有限的，政府在治理商业不道德行为的同时，往往存在着不够专业的现象，政府对经济生活中的具体现象不是很了解，如果政府能够赋予一些行业商协会一定的公权力，就可以基本做到“事事有人管”，如同他们没有管好，政府和公众就可以直接向他们问责，现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业组织，但这些组织其并不具备对行业管理及规范的职能，这些组织的潜力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笔者曾在全国工商联某直属商会有过工作经历，工作期间笔者发现中国现在行业商协会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现在行业组织制定的规则基本上属于行业自律公约，只对这些组织的会员具有约束力，但问题在于并不是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加入了行业商协会，行业商协会的规则只对会员有效，而对非会员无效，即使是对会员也是呼吁呼吁，而并非强制执行，因此很多东西都是形同虚设，如果这些机构能够在政府及法律授权范围内拥有对行业管理的“公权力”，那么这些单位就可以对违背商业道德的行为直接进行处理，这样中国也就不会存在那么多“没人管”的事情，或是“管不住”的事情， 当然行业商协会也是在国家法律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管理下运作的，以笔者看来这应该是可行的。
对富人有效征税
对富人有效征税主要是要提高富人的个税起征点和资本利得税、利息税、红利率税率，而我国这些我国还都没有，更没有事关富人的财产税之类。 富人拥有比穷人更多的财富，掌握比穷人更多的社会资本。富人的劳动收入比例远远低于资本收入；如果资本收入没有被征税，或比例很低，那么富人的财富增长的幅度会比穷人更多，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
从富人那里征收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这就是世界各国所通行的处理收入分配过于悬殊的政策。简单地说，我们不得不接受市场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矫正的办法是在已经形成的收入分配上多征富人的税。
恰好在这一点上我国的税制不能有针对性地对富人征税。我们的累进所得税只适用于工资部分，而大部分的富人不是靠工资而致富的。他们致富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性收入高。这部分收入税务局缺乏信息，无法对他们征税。即使他们老实地申报了，也没有累进的税制，只是20％的统一税率。更何况目前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7％，其他的93％直接间接都和消费者的购买有关，而和家庭的储蓄无关。你的钱放在柜子里，或者存了银行，政府是不会对这部分钱征税的。但是你一旦消费，买了东西，政府就对此征税。打电话，付电费，在超市买东西，国家都在征税。富人的消费虽然高，但是从比例而言他们的储蓄比例高，相对的消费少。而穷人的所得几乎都消费掉了，这部分钱都要交税。所以从比例上看富人收入中纳税的比例比穷人的低。结果我们的税制成了按收入的累退税。改革税制，按总收入征税，并且采用累进税制是减缓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
民间疾苦教育也应纳入官员教育的内容
民生艰难不能只靠领导体验，武汉市长阮成发在乘渡船时才发现，武汉的渡船还是几十年前的渡船，漏风，市民在里面很冷；河南的省委书记卢展工亲自找了一次工作才感到大龄人群就业困难，但民生问题千头万绪，怎么能只靠领导体验才能引起重视。
为了弥补形象工程造成的信誉损失，现在很多城市都喜欢搞“十大民心工程”，但这些工程大部分是大工程，而关系到民生问题的很多只是小问题，不够资格成为“民心工程”，这些事情怎么办？
我党非常重视对党员的教育，先后进行过“三讲教育”、 “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教育”等，但这些教育都是政治教育，笔者主张将民间疾苦教育业应该纳入对党员干部教育的范围。
这些教育手段那么发达，可以将一些民生问题拍成照片或录像，对官员进行教育，因为政府系统的封闭性决定了，官员不可能对民生问题有切身的感受，因此也很难引起如果我们将问题当做问题来处理的时候，那离问题的解决也就不远了，现在大家只是当成一个现象进行批判，而没有人将其当成一个问题来处理，难怪问题解决不了。
第一节本章前言
第一节本章前言
中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本不应该在中国出现的话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我们最终还是共同富裕，但不知从何时起，“建设中产阶级社会”成为了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谈到它，每个人都可以谈上几句，什么“美国是中产阶级社会”了，什么“中产阶级社会最稳定”了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中产阶级社会就是美好生活的代名词。
欧美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进入中产阶级社会，80年代以后，中产阶级社会开始解体，现在他们也不敢将自己的国家称为中产阶级社会；我们的近邻日本从70年代开始进入中产阶级社会，90年代初期中产阶级社会开始解体，“一亿总中流”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社会学家将日本现在的社会城为“M”型社会，即中产阶级塌陷的社会；在新兴的亚洲